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岁月里，曾经有多种职务上的称谓。其中，在革命战争年代，“周副主席”的称谓最为人熟知。“周副主席”一职中的“副主席”所指的是周恩来曾较长时期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副主席。本文结合各种史料，披露周恩来担任中革军委及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前前后后的过程。

1927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

1920年11月起，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

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后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是中共党内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同年11月起，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创建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不仅在当时对提高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后来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6年冬，周恩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3月，他和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起义总指挥，经过周密的准备，起义取得胜利。

1927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军人部（也称军事部）部长。同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序幕。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周恩来后转赴上海，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此后大部分时间仍主管军事工作，并积极指导各地的武装暴动。1928年6至7月间，参加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

作为中央一个较长时期分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中央军事部（中央军委）先后训练和派遣大批军事干部支持各地红军创建根据地以及到国民党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发展。红军三大主力的创建与形成，与周恩来当时的工作都有重大关系。

在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周恩来给予了大力指导。1928年11月，周恩来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朱毛红军开展土地革命的积极作用和重要意义。这个报告对共产国际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此后，“毛泽东”的名字作为中国土地革命的代表人物经常出现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1929年初，朱毛红军向赣南、闽西地区发展之后，内部发生分歧，毛泽东一度离开红4军前委书记的岗位。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陈毅起草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促成了古田会议的召开，纠正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一些错误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泽东重新回到红4军的领导岗位。此后，朱毛红军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部队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红二方面军的前身之一红2军团贺龙所部的发展，周恩来也十分关心。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辗转来到上海，当时中央想派贺龙到苏联学习军事。贺龙向中央提出回湘鄂西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想法，党内领导层对此有不同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客观分析了情况后，力主让贺龙去。在贺龙临行前，周恩来向贺龙明确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农村武装割据方针。1928年秋，贺龙派卢冬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见到了刚从苏联出席中共六大回来的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开会进行研究，并于11月4日发出指示信。卢冬生带着中央的指示信和中共六大的文件，回到湘鄂西。贺龙得到中央指示后，进一步明确了武装斗争的方向。之后，贺龙所部很快发展起来，后改编为红2军团。

红四方面军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周恩来的关心和大力支持。1930年1月，周恩来听取了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关于大别山地区革命斗争情况的汇报，在详细了解鄂豫皖边区的情况后，他将鄂豫皖边区的有关重大问题提请中央研究决定。为了解决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不统一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和红1军。随后，周恩来还亲自与中央派遣到鄂豫皖工作的干部郭述申、许继慎等谈话，希望他们到鄂豫皖边区后，进一步将中央的决定贯彻落实好。在周恩来指示精神的推动下，鄂豫皖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有了快速发展。

在周恩来等的直接指导及全党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初创时期的三年游击战争，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迅速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另有地方武装约3万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从1930年底，各地红军开始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作战。随着反“围剿”斗争的不断胜利，各地红军普遍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4年2月起：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在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前，一度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人。

1934年2月起，周恩来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也就是人们常称呼的“周副主席”的由来。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在一个时期仍然是中共中央及苏区中央局分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不仅批评之前的中央局，而且批评了红军总前委犯了“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即扩大化的错误。同时，他也看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8月初，苏区中央局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在周恩来的坚持下，8月8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在宁都会议上，“左”倾领导人批评了毛泽东。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会议还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并无视周恩来“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的提议，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并于10月26日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

◆1933年12月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右三）在福建建宁县同红一方面军部分同志的合影。

1933年春，周恩来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先以退却迷惑疲惫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取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分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红军总政治委员，实际上丧失了对军队的指挥权。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参与组织指挥中央红军主力进行长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作出以下重要决定：一、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团”；三、调整军事指挥的分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四、张闻天接替博古为党内总负责。会后根据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对于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遵义会议后，3月，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即新“三人团”，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的统一指挥。在“新三人团”中，周恩来为负责人，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指挥红军实施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红军的最高机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立，图为成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6月中旬，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四川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上的方针。7月18日，中央在四川黑水县芦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对于张国焘的野心，毛泽东找张闻天商量：“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经过再三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周恩来的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让给张国焘。周恩来从大局考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同意让出总政治委员之职给张国焘。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会上，中央领导重新进行分工：中央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工作等。由于周恩来当时重病在身，患肝脓肿高烧不退，没有承担具体工作。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分工中，首次负责全党的军事工作。

10月27日，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吴起镇召开，会议重新确定调整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等。

11月3日，中央红军到了甘泉县下寺湾，在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中央军事组织方面，张闻天建议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通过了张闻天的建议。

根据下寺湾会议的决定，中革军委对外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军事指挥的第一把手。而当时军事工作是全党的重心，这就为毛泽东后来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奠定了基础。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为主席团成员，以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中革军委进一步扩大，委员增加到23人，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毛、周合作是中共建军后约半个世纪军事实践的显著特点。以下寺湾会议前后为分界线，前期“周负责、毛帮助”；后期“毛负责、周帮助”。

1937年8月起：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书记（副主席）等职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为了在新形势下确保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在随后的日子里，周恩来仍被称为“周副主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周副主席”的称谓才被“周总理”所取代。

1937年9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赴山西前线。依照中共中央原来的部署，八路军各部要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根据华北战局的发展，毛泽东致电要求八路军应将三个师分别部署于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太岳地区。当时山西的阎锡山对八路军进入他的地盘心怀戒心，企图将八路军留在正面战场打阵地战，以达到消耗八路军的目的。

周恩来洞察到阎锡山的险恶用心，于是，他利用阎锡山所部晋军作战计划不完备和对抗战信心不足的弱点，建议八路军115师开赴五台、灵丘地区，在平型关东北地区侧击日军，支援晋军正面防守平型关。结果八路军首战得胜，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也顺利在晋东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9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八路军120师开赴晋西北，129师奔赴正太路，然后向西南山地转移。这些建议均被中央采纳，为随后相关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1938年3月底到4月初，继南京失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联合向尚未陷落的徐州发起进攻，抗战形势进一步危急。为了抗日大局，在武汉，周恩来主动登门拜访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交谈中，他提出了在徐州一带打一仗的动议，并就如何打胜这一仗，向李宗仁提出了在作战中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随后，周恩来又面见国民党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除了再次建议国民党方面早下决心在徐州打一仗之外，而且还详细说明了中共关于打赢此仗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以进一步坚定白崇禧打赢此仗的信心。在周恩来的三次劝说下，李宗仁终于采纳了中共方面的建议，作出了在徐州一带打一仗的决策，并在中共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台儿庄大捷。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开展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发展和壮大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0年5月，从苏联疗伤回国不久的周恩来从延安赶赴重庆，继续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一路上，他风尘仆仆，万里颠簸。沿途的风景名胜及历史古迹很多，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帝王之类的遗迹从不感怀和关注，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的庙宇等遗迹。在秦岭南坡紫柏山麓的张良庙，他对身边的随行人员说：“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到了成都，周恩来只带部分随从去看了纪念诸葛亮的武侯祠。谈话中，他对诸葛亮给予了高度评价。从上述活动中也可一览周恩来的志向和追求。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并继续担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45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抗战胜利后，为制止内战，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随后又率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后谈判破裂，回到延安。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后，他同毛泽东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8月，周恩来兼中央军委代理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协助毛泽东指挥内线人民解放军各兵团开展强大攻势，迫使国民党军全面转入防御。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并提出了“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的建军主张。此后，他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济南等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周恩来还在领导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积极推动着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受到党内外同志的高度评价。1949年初，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谈到新中国政府的未来组成指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先后任政务院总理、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元月逝世。这期间，虽然他曾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但广为人知的称谓就是“周总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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