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巴西，南南合作的关键

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的回归带来了超越商业议程的机会，而不是只充当主要出口国。技术、新的金融架构、基础设施和拉美一体化都是可以考虑的领域。

巴西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政府将在2023年给当选总统卢拉留下不少烂摊子：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失业、债务、去工业化，以及外交政策被瓦解。卢拉领导下的外交将恢复与恢复国家发展项目目标相一致的国际参与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作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有着特殊的地位。

在巴西的左翼执政时代（2003-2016年），中国和巴西的关系被提升到另一个层次。2004年，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COSBAN）成立；2009年，中国成为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

2014年中方访问巴西罗塞夫（Dilma Rousseff）总统时，签署了56项协议。双边协议、合作和投资一直在迅速增加。此外，共同行动计划（PAC 2010-2014和2015-2021）、1993年启动的战略伙伴关系在2012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十年合作规划（2012-2021年）的制定都深化了两国关系。

此外，中巴关系的增长也发生在多边领域。基础四国和金砖国家的创建，包括新开发银行（NDB）和金砖应急储备安排（CRA）的建立都是很好的例证。贸易流量从2002年的44亿美元，上升到罗塞夫被推翻时的近680亿美元。尽管博索纳罗的外交政策反复无常，但仅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市场让巴西获得了不低于1500亿美元的收入。

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不仅打破了左翼的外交方针，也打破了巴西外交部一贯的模式和原则，诞生了巴西外交史上最怪异的一页。当时的外交部长阿劳霍（Ernesto Araújo）、博索纳罗以及其同伙的咄咄逼人，导致巴西与中国发生外交摩擦。幸好中方以务实的态度开展外交，加上巴西农业、工业和知识分子等各界代表的努力，情况才没有恶化。

中巴贸易的推进和巴西的顺差，并不能掩盖巴西正在经历的曲折的去工业化结构性过程。目前巴西对华出口中有约80%的产品是初级产品，主要是大豆、石油和铁矿石。尽管巴西的农业对工业和创新有较大的带动效应，但很明显，巴西仍在经济复杂性方面有较大的欠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在巴西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参与度一直在下降。1995年至2020年间，巴西在经济复杂性排名中从第25位下滑到第60位，而中国从第46位上升到了第17位。换句话说，巴西依赖的不只是某个国家，更是大宗商品。

因此，巴西要进行更加积极的外交，而不是遵循“中国威胁论”等粗暴思维。巴西需要与中国在工业、贸易和技术上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包括投资、技术转让等。合作机会有很多，比如：

• 应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南美实体一体化的杠杆。中国公司可以与巴西公司联合起来，最终整合南美地区的其他国家。

• 巴西迫切需要制定重大的公共工程计划。中国拥有投资能力和工程方面的专长，可以协助巴西创造就业机会、振兴基础设施、恢复被清洗运动——“洗车运动（Lava Jato）”破坏的承包商，并促进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

• 传统和高速铁路，以及地铁行业。中国可以与巴西公司合作，在本地生产铁轨和列车。

• 中国可以在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方面进行大的投资计划。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房屋和公寓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计划，对本地化程度较高的公司进行公共融资和税收减税。这可以通过与中国与巴西的合资企业来实现。

• 5G的招标，产生技术转让和零部件生产方面的合作。

• 另一个合作领域是数字治理和公共政策领域。中国在大数据方面进展迅速，而巴西拥有具有数据和规划专业知识的公共机构，如巴西地理统计局（IBGE）、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IPEA）等。

• 中国与巴西已经在卫星方面进行了合作，如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可以将合作扩大到阿尔坎塔拉发射中心，进入运载火箭领域。

• 中国的银行和基金可以与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国家公共银行合作，建立双边联盟，为发展提供资金。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颠覆性的系统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是实现反对美国倡导的所谓新自由主义和单边秩序的，并实现多边秩序的关键国家。巴西应准确解读促进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与其地位相适应的一席之地。

编译：Rena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