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发表在2018年第3期，

作者白长虹为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南开管理评论》主编

201803

赫伯特·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观点，深刻地影响了管理学发展的走向。西蒙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决策者不可能在众多备选方案中选择出最优的方案，而只能选择令人满意的方案，“有限”二字由此而生。西蒙用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解释了理性行为。人们可以选择一些手段，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就是“理性”的表现。尽管手段—目的链的思维方式仍然是有限理性的，但只具有“主观理性”而非“客观理性”。

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管理理论以其丰富的内容为各种管理决策提供了宽阔的理论基础，可以帮助其构建起有一定强度的手段—目的链。但这些理论也经常受到管理实践者的质疑和批评。这些质疑和批评既表明学术界与企业界存在隔阂，需要以知识旋转门来推动双方实现管理知识的共振、共创与共融，也反映出一些企业家凭借直觉思维，取得了不俗的管理业绩，从而对理论表示怀疑。

直觉思维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其作用在发明、创造中尤为独特。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爱因斯坦就曾声言他相信直觉和灵感，并认为科学创造的道路首先是直觉的，而不是逻辑的。关于直觉思维，有学者认为它建立在知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也有学者指出过分相信直觉的危险，并把反直觉思考作为另一种创造性思维的形式；还有学者指出，直觉思维最终要靠逻辑思维实现。近些年流行的设计思维说，其主张就是把创造性思维与逻辑思维结合起来。当然，当决策者面对环境不确定、信息不充分的条件时，信念、情怀、顿悟等直觉思维成分会在决策方案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在最终形成的决策方案中，只有手段—目的链能够连贯衔接，才能展现出决策的理性内涵。

大约四十多年以前，德鲁克、加尔布雷斯、安索夫等学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是不连续、不确定和动荡的。从那时起，外部环境的这些特征愈发明显，以至近年来出现了各种流行词汇，形成了一个个“思维泡沫”。如果人们在引用这些流行词汇时停止了自己的思维，只是焦虑地寻找那些不可预期的机遇，恐怕只能适得其反。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变化有不连续的一面，也有连续的一面。比如，知识要素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就具有连续性，否则德鲁克提出的“知识员工”概念就失去了根据。又如，夏皮罗、瓦里安和波特等人一直强调技术会变，但经济规律没有变，竞争和竞争优势理论没有变。

时代变化无疑为管理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都带来了许多新课题。管理实践者为解决新问题，需要制定新的决策，构建新的工具—目的链。理论研究要为管理决策提供理性基础。定性研究提出的命题可以为决策者寻找工具或者改进决策方式提供更多的思路，比如企业之间的合作方式、实物期权的实现方式、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等等。定量研究则可以告诉管理者，哪些命题或工具—目的链的“强度”更大，比如“研发投入可以提升吸收能力，吸收能力又可以提高创新绩效”这一链条的有效性，已经被多项实证研究所证明。管理理论如同任何一个知识体系一样，都会不断进化，因此传统理论的有效性也应该成为研究对象，人们不能仅仅声言某些理论完全过时，还需要通过客观、深入的研究给出坚实的证据。

时代变化也会催动管理教育改革。随着创新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人们自然希望培养出创造性思维能力更强的管理者。但是，直觉思维以及各种创造性思维的深层机理尚未被认清，或许在今后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通过在学校的系统学习来掌握这类能力。面对未来的变化，管理教育者应该考虑传授哪些和如何传授管理知识，使学生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活跃的思维。而管理教育的基本目的，仍然是培养管理者的理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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