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 | 新春谈新

新春伊始，人们总爱用辞旧更新的说法表达喜悦的心情，借机许下新的愿望，立下新的志向，希望在新的一年中实现一些新的目标。年复一年，哪怕去年说过的祝福，也要重说一遍。中国人把新当成一个喜兴词，“新”中包含着幸福、吉祥、美好的意思。如果说人有喜新倾向，这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事了。其实，一些新事物也会给我们带来恐惧甚至灾难，所谓不确定性，往往是指人们遇到了未曾见过的新事物，正如以前发生的那些黑天鹅事件。

人对新事物的矛盾心理，远古时已有之。

《裸猿》一书的作者德斯蒙德•莫利斯称人类的祖先就兼有喜新和惧新这两种倾向。所谓喜新，是指好奇心驱使的探究欲，这种探索使得人类的祖先能够更好地了解不同的环境，食谱的范围也更加丰富。这位学者把猩猩和考拉做了对比，如果考拉依靠的桉树得了病虫害，考拉就会饿死，而猩猩如果没有了果实，还可以吃根茎。正是由于这种探究欲，增强了猿类动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所谓惧新，则是对新事物的恐惧，人在探索中遇到的新环境、新问题会带来各种危险，这使得人们总是小心翼翼的接触新事物，直到充分了解了这些事物的种种属性为止。

莫利斯认为，所有的探索行动中都包含这两种倾向，喜新倾向使得人们不断接触到新奇事物，惧新倾向使得人们努力熟悉这些事物，甚至驻足于这些事物之前不肯前行。这种一进一退的认知方式，让人避开了过于冒失或是过于保守的探索误区。

探究可以带来报偿，也会带来危险，而喜新和惧新就是这两种影响长期积淀而成的心理倾向。如果危险容易辨识，譬如恐怖的雷电雷鸣，或是像毒蘑菇能够危及性命，惧新倾向就会控制人的行为，虽然也有敢于冒险者为这些事物付出生命，大多数人还是会小心翼翼地对待它们。但如果探究的对象是新技术、新发明等新“人造物”，那种认为一切风险都在控制之中的思想就会占据上风，喜新的倾向就会膨胀，甚至达到狂热的程度。从300年以前的英国“南海公司泡沫”事件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历史上这样的故事不乏其例。

管理学研究也是一种探索行为，是否也受到喜新和惧新两种倾向的驱动呢？从现实情况看，喜新倾向远远盖过了惧新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管理学研究中追逐新事物没有多少风险，却能给研究者带来可观的名誉或职业报偿。管理学的理论不是那种可以对事物发展做出精确预测的理论，它所研究的命题，由于大多是共因性或多因性问题，或者是一些或然性命题，很难用证伪的方式验明正误，即使发现了几个反例，也无法断定先前的研究是否有错。加之学界长期形成的友好气氛，竞争性学说之间鲜有争鸣互动，形成了一幅理论丛生的繁荣景象。

喜新的倾向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变为对新奇理论的热烈追求，理论贡献被误认为就是要与以往不同。所谓理论创新，或者是编造一些新概念，把已有理论叙述的深奥难懂，或者提出一些夸大的说法，一些出版单位再推波助澜，以图造成耸人听闻的营销效果。于是“授权”的概念逐渐被“赋能”取代，后来又衍生出“数字赋能”，等到《Digital Vortex》一书被翻译作《全数字化赋能》出版时，恐怕原作者都解释不清什么是全数字化赋能了。学术概念营销化、学术观点口号化形成了今天的求新求奇之风，比如：与颠覆式创新的提法相比，大爆炸式创新简直让人振聋发聩；库克所说的“人工智能并不可怕，怕的是人像机器一样思考”被许多人重复，尽管大多数传诵者根本不了解脑神经科学。对新技术的热烈期盼成了预测未来趋势的主调：那种“未来三到五年，数字经济占全球GDP百分比多少”的预测，由于对数字经济尚无准确的计算标准，似乎永远准确；“数字时代，以人为本”的标题更是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即使像人工智能会取代哪些职业的预测，也不是在表露着惧新倾向，而是在炫耀预测者的深邃目光。至于新技术是否会影响到社会伦理、文化、秩序乃至人类安全，这些问题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理论研究中求新求奇的行为并非毫无代价，只是这些代价是由其他人来承担的。这些行为产生了许多空洞的、脱离管理实践的“理论成果”，以及充斥商业知识市场的各种似是而非的、充满诱惑力的说法，引发了对管理学界日益强烈的批评，加重了实践界对理论的质疑，这已经危及到管理学的生存。管理学要发展，不能一味求新，而要谨慎地对待新事物，实现喜新和惧新的平衡。

如果用研究问题和所使用理论的新旧程度进行分类组合，管理学研究大体可以分成四种组合：

• 一种是旧问题与旧理论的组合，研究的问题早已为学界所关注，使用的理论也已经成熟。表面上看，这类研究似乎没有多少新意，其实，对熟悉的问题反复观察并从中发现谜题，再利用成熟的理论寻求答案，恰恰可以夯实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

• 另一种是新理论与旧问题的结合，这些新理论包括新的分析方法，也包括新的理论视角，在过去一个时期，生态学、仿生学、神经科学等被引入管理学，丰富了学科的理论内容，但使用新理论解释或解决旧问题时，应该能够给出新的原理，或者能够证明新旧理论之间存在等价关系，否则这种研究就缺乏实质性的意义。

• 第三种组合是用传统理论解释或解决新问题，这时一项重要的任务是说明新的性质是什么，而不是用新的名词描述已知事物，只有在研究者发现传统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或解决新问题时，这种危机状态才会孕育出新的理论突破。

• 最后一种组合是用新理论解决新问题，迄今为止，这种情况还很少发生，或许人们应该对这种情况保持足够的警觉，先努力熟悉这些问题，包括尝试使用传统理论来解决问题，再把传统理论与新理论进行比较，扎扎实实向前行进，以免用唐突的行为催生出虚幻般的“成果”。

新春已临，新的一年已经开始，学者们正在着手新的研究，作者们正在撰写新的文章，读者们正在进行新的思考。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本刊全体同仁衷心祝愿所有作者、读者和审稿人身体健康，并邀请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共同见证更多的高水平的论文问世！

作者简介：王迎军，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南开管理评论》专业主编。

编辑：严莉

审核：徐芳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