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专栏 | 王迎军：对建国后30年企业家精神的零星回忆
作者简介
王迎军，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南开管理评论》专业主编。
从公私合营到计划经济的时代
新中国刚成立时，工业经济的主体是私营企业。五十年代的两个历史性事件确立了国有企业在工业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一是对私营企业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一是苏联及东欧国家援建了156个大项目。到了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计划经济的架构基本搭起。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方虽然可以领取微薄的红利，实际上资产完全归公。我在天津第三毛纺厂当过工人，其前身是东亚毛纺厂，曾被公私合营，而企业创办人是“民族资本家”中颇有声望的宋棐卿先生。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回工厂领工资（那时我带工资上大学！），财务处的同志告诉我，宋家妻小从美国来信索要赔偿，而且按复利计算，数额巨大！我不清楚事情的结局，但这说明在一些公私合营的私方看来，其财产是被剥夺了。这种公私合营方式，可以看作是对企业家精神的制度性禁锢。
但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以后，私营经济依然存在，只是规模缩小许多。零售业中既有大百货公司，也有小商小贩，人们把他们称为“小业主”，口气中有几分轻蔑。其实小业主是阶级划分中的一个正式概念，指商业、手工业领域的单干户。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项内容是把一些单干户组织在一起，或把一些小企业联合在一起，组成集体企业。比如天津早年有许多人蹬三轮车拉货的“三轮工人”，组成了三轮一社、三轮二社，后来发展成了汽车运输场。集体企业有大集体、小集体之分，小集体工人工资低，第一年学徒的月薪只有15元，比大集体或国营企业低2元，公费医疗报销的比例也低一些。我夫人当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小集体企业，待遇虽然不好，但当上了车工，能开C620车床，回忆起来还挺自豪！
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作为调剂供需关系的补充手段始终存在。除了服务业，许多制造业领域中有集体企业，比如冶炼厂、制线厂、拔丝厂、电料厂、印刷厂、搪瓷厂和生产五金、小型工具类的企业。集体企业（包括小集体企业）的用工和工资受计划控制，但业务却得不到计划的保证，所以企业领导的一项重任就是“跑业务”。天津有一家小集体的冶炼厂，这家企业的主要业务就是把各种有色金属熔化成块，有一次厂长跑来一项业务，把银行里的“袁大头”铸成银锭。银行为什么把活儿给他们工厂呢？当然是厂长争取来的。还有一个原因，要熔化的银元不多，要是业务量很大，就轮不到小集体企业了。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有领导跑业务，但内容不大一样。国营企业很少为自己的产品找出路，有计划作为保证呢！但有时原料、辅配料短缺，就需要自己动脑筋。有计划、按比例虽然是那时经济运行的特点，但计划远没有制定到丝毫不差的水平。对于国营企业来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会受到上级领导的奖励，电台、报纸也不时地宣传这些光荣业绩，而不会说是破坏计划。至于集体企业，跑业务就是找市场机会，揽不来活儿，工厂就得靠贷款发工资了。另外，由于国家处在“短缺经济”状态，企业经营风险虽然不大，但需要有人做出决策，因此需要一种管理体制。五十年代，我国曾经学过苏联的“一长制”，厂长大权独揽；到了六十年代初鞍钢宪法出台，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体制开始成形，其中一些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做法改变了承担经营风险的责任主体。
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仍然具有一定的产品开发和改进的能力。天津是我国的工业重镇，天津的国营企业自行研发出了手表、照相机、轻型卡车、电视机等产品，一时传为美谈，但这些都不是原创性的技术发明。我不清楚这些研发活动是否有计划，也不知道这些产品能否为企业带来利润，相信会有一些工业史专家对这类问题进行考证。研发活动中包含的不确定因素肯定高于生产活动。无疑是很难计划的。
说到国营企业，人们爱用“小而全、大而全”来形容其经营特点，其实并不准确。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体系，在横向、纵向上分工都很细，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专业，以纺织工业为例，横向上棉、毛、麻、丝的纺织被分在不同企业，纵向上制衣厂、印染厂、纺织厂、纺织机械厂、纺织配件厂都是独立运营，所有这些企业归纺织工业局管理。所谓“全”，大概是指企业里幼儿园、食堂、保健站这类服务功能齐全吧。
文化大革命时期
如果对过去七十年的工业经济史进行断代划分，十年文化大革命绝对应该被看作一个独特的阶段。因为在这场动乱开始后不久，计划体制失灵，许多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大约在1971年以后，计划体制又逐步得到回复。从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计划失灵——计划恢复”的过程，或许有研究价值。当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破坏力极强的大动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革前期的三年，是群众运动，特别是67年7、8、9三个月，天下大乱，全国到处都有武斗事件，用毛主席的话说，“实际上发生了内战，…锻炼了群众”。现在看来，真正受到锻炼的是经济体制，这么大的动乱中居然没有发生大灾荒，堪称奇迹。1970年以后，大部分地区社会趋于稳定，生产逐步恢复，群众运动开始变成运动群众，但这不是本文要回忆的事。
在经济恢复的过程中，许多企业都承担了繁重的生产任务，像纺织系统、冶金系统、电力系统的大企业，在文革前就实行“三班倒”，企业一天24小时连续运转，文革中恢复生产后，生产能力很快达到满负荷，工人不可能再加班了。顺便说一句，三班倒的作业方式非常辛苦，特别是下了夜班以后，许多人脸色发青，整天无精打采。而以前是一班制或两班倒的企业，为了完成生产任务，采用12小时工作制，工人们把这种作息安排称为“六顶六”或“七顶七”，即早晨六点或七点上（下）班，晚上六点或七点下（上）班，一干就是一个月。我的一位邻居当时在天津动力机厂上班，经常“六顶六”，每天还要骑两小时自行车往返。一个20岁的小伙子，回到家中倒头便睡，偶尔见面，也只是面带倦色地说两句话，直到周日，才会有聊天的心情。
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也很活跃，大企业的技术公关项目往往服务于某些宣传目的，像天津在五千吨级的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最先试制成转子式发动机，研制成“气流纺”设备，好像还有天津自制的万吨水压机都被作为“革命成果”而大加宣传。为了备战备荒，许多企业还生产军工产品，我中学时曾在人民印刷厂（负责印刷票证的企业，后来改名环球磁卡公司）参加学工劳动，有的同学的工作就是锯枪管。我的工作是跟着化学老师做一个生产多晶硅的装置，那时候陈伯达提出要搞电子工业！印刷厂的领导让中学的化学老师负责设计生产装置，几个工人和两个中学生用铁片焊了一个炉子，我的任务是把不锈钢管锯成喷头，别人再把喷头焊在炉子上（坦白地说，我没有浪费多少不锈钢管，但浪费了不少锯条），这就是当时很流行的“人民战争”式的技术革新活动。所以当厂领导问我们老师这装置能不能行时，她很自然地回答到，“不知道。”
这一时期，小企业也在谋求增加产品。前面提到的那家冶炼厂就生产过曲轴，其产品主要是给天津某路公交车做备件。据说这路汽车装上冶炼厂生产的曲轴后，经常在马路上趴着！
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一批校办企业和社队企业，这是与革命旋律并不相符的奇怪现象。大约在1970年以后，天津出现了校办工厂，当时虽然已经“复课闹革命”了，但复课和革命花不了多少时间，老师和学生有的是空闲，估计那时候办校办企业不需要注册，当时还没有审批经营执照的工商局，于是一些学校就开始上一些简单的生产项目，我就读的中学曾经生产“重碳酸钙”，把石灰膏放在火炕上加热、烘干，就成为“产品”，这家校办企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活跃了很长时间。校办企业最初没有资金，就让学生们外出参加劳动，我们在立新园林场劳动过一个月，一开始以为是学工劳动，不久发现带我们的工人师傅都是刑满留用人员，他们还彼此揭短，谁是流氓犯，谁是诈骗犯，等等。这家园林场肯定不是培养学生的合适场所，后来听说，学校可以从园林场给我们生活补助中赚一点钱。我们离开园林场时，其他中学的学生马上进驻，这恐怕不是偶然现象。
社队企业原本是“大跃进”的产物，据说大炼钢铁时炼出了几十万社队企业。后来因为农村建设需要工业品，为了填补需求计划缺口，国家鼓励公社和大队发展小钢铁、小水泥、小化肥、小农机、小水电等“五小工业”。文化大革命中社队企业的发展与大工业体系受到破坏有关，大工业留出的供应缺口变成了社队企业的市场。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农村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又得到上海、南京等工业中心技术扩散的有力支持，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又需要寻找工作机会，所以社队企业发展很快。社队企业是一种集体企业，后来改称乡镇企业，它们游离在计划体制之外，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推进体制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间，国家从国外引进了少数几套现代化生产设备，如天津的大化纤项目。民间还存在有一定规模的技术活动，但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业余爱好，我认识两位无线电爱好者，自己在家里组装电视机，其中一位用二英寸的航空显像管装了台黑白电视，晚上看电视时，他家窗户外边竟然挤满了围观者！我想象不出来，距离二寸显像管四米开外还能看到什么？何况只有一个电视台，节目又极其单调呢？看来，比节目更单调的，是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
现在人们回顾计算机产业发展史时，都爱说美国社会特有的“创客”文化。其实，中国并不缺少民间技术爱好者（可不是民间科学家），但他们没有像创客那样组织在一起，没能发挥出他们应有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时代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计划经济体制迅速得到恢复，计划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1977年在酝酿新发展规划时，有人提出大举借债，搞十个鞍钢、十个大庆的“洋冒进”计划，后来虽然被废止，却暴露出计划体制中计划不周的缺点。实际上，当时的计划是先把人的消费规范化、标准化，比如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发给一丈七尺三寸布票，然后计算需要多少布匹、棉花和纺织生产能力，计划的目标比需求要高，因为还需要出口换汇，还需要花费外汇引进技术。至于为什么每人每年这么多，为什么高个子不能多配给一些布票，没有人给出解释。一丈七尺三寸的标准貌似精确，恐怕没有科学依据，这个标准却执行了几十年。
到了工厂一级，计划和实际情况相差更远。企业要超额完成任务，本身就会打破计划，企业需要更换一般设备，增加原料、辅配料供应，这些都不可能实现精确计划。于是企业就借助于复杂的审批流程，申请增加投资、设备等资源。也就是说，计划体制实际上是一套官僚化的审批体制。在八十年代国营企业与乡镇企业竞争时频频失利，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受制于这套审批流程。天津计委的一位干部告诉我，国营轧钢厂要购买一台大型开坯机需要得到市里的批准，要考虑资金问题、能源电力匹配问题等等，经过统筹考虑，有可能批准企业明年或者后年购买设备，“而大邱庄呢？一台开坯机？说买就买！”他愤愤不平地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逐步推进，引起来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与开放，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两条主线。体制改革释放出经济活力，这种活力推动了开放进程，提出了更高的开放要求；而开放带来了新的技术、新的知识，转化成为新的活力，又倒逼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使企业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改革深化以后，所有制问题才成为焦点。虽然改革初期，傻子瓜子问题引起过争议，但对改革进程影响不是很大。那时国家奉行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的路线，因此最初的改革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一种是通过创业，在体制外建立新企业；一种是放权，给一些企业，主要是国营企业独立经营权。对于创业活动，新闻媒体报道不多，因为谁也不清楚这些企业未来的结局，而媒体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用新闻报道研究改革进程会造成一个误解，以为改革始于承包国营企业。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不仅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也鼓励一些创业活动。在天津，1979年禹作敏在大邱庄成立了一家公司，1983年又组建了大邱庄总公司，大邱庄现在还是静海区的经济支柱。1981年，葛子平组建了经济开发公司，企业的性质是国有独资！改革的政策力度可见一斑，这家企业后来发展成为立达集团。那时天津还组建了一个新技术进出口公司，曾经活跃一时。1985年，我国第一家创业投资公司成立，虽然它的风险投资项目不多，却在传播风险投资的理念和知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79年，国家开始逐步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但人事用工、投资计划等决策还要听上级机关的，而承包是获得更多的经营决策权的一种方法。最先尝试承包国营企业的是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如果从时间上看，鲁冠球承包企业比马胜利略早，步鑫生更早就获得了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但马胜利当时不是厂领导，承包的又是国营企业，当年还超额完成承包目标，所以受到媒体格外关注。马胜利原来是业务科长，熟悉市场情况，对企业赢利能力判断准确，因此提出了更高的承包目标，得到市领导的认可。我曾在1987年对马胜利做过访谈，他向我简单介绍了他的改革内容，展示了他的产品创新成果，包括压花纸巾、纸质窗帘等。在我印象中，这是一个为人平淡、不事张扬的人。实际上，那时他已经走上过度扩张的道路。石家庄还有一位国企改革的先锋人物，满负荷工作法的发明人张兴让，也曾红极一时。这些成功的改革探索者采用的手段大体相同，如注重开发新产品和市场开拓，加强内部管理（特别是工作纪律，比如要严防工人偷产品或原料），用活激励机制，可以自主决定工人的工资和奖金水平，等等。在1980年代，虽然中国还未完全摆脱短缺经济，但市场的调节作用日益增大，因此这些改革措施与旧体制的冲突，主要不是导致了计划失灵，而是使上级机关失去了企业的管理权。这种矛盾在凉州皇台酒厂兼并武威纸箱厂时集中爆发出来，武威市轻工业局之所以反对下辖的集体企业被另一家国企兼并，其原因恐怕不是因为集体产权不明，而是失去了管理权吧。
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这种成本不是在承包企业时，而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发生的，优胜劣汰的市场铁律意味着劣势企业会失去生存空间，而企业倒闭会影响许多人的生活水平。1980年代时，我国城市里开始出现企业倒闭现象。在这以前经常有社队企业倒闭，但企业员工还可以在家务农，问题还不算严重。城市里的企业倒闭以后，工人下岗，收入失去保障，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天津，最先倒闭的是一些规模小的集体企业，前面提到的冶炼厂也是这时倒闭的，一些下岗工人到政府去讨薪，但人数不多，问题好解决。对于国营企业，政府会想方设法帮企业解决问题，但效果有限。我认识一位国企领导，和我讲过他心中的苦楚。他的企业1990年代时用买断工龄的方式劝退了一部分工人，然后提高了在岗人员的待遇，结果下岗工人认为自己上当了，要求企业补偿。“来了十几个人，在我家外边的楼梯上坐着，吓得我女儿一个星期没敢上学”，他承认，来的人都很理智，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但他还是希望领导尽快批准他的辞呈。
在市场竞争中，一批企业快速成长起来。这些企业领导理所当然的把企业增值看作是自己的功劳，他们希望得到企业的一部分所有权，而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产权关系又不大清晰，因此理顺产权关系称为改革的又一个重点。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没有那么困难，产权不清晰恰恰为随后的产权安排提供了运作空间，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所以一大批企业顺利摘掉集体所有制的旧帽子，换上了股份制的新装。
开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开放的目的还是学习先进技术，获取外部资源，加速现代化进程。天津作为传统的口岸城市，在开放过程中自然扮演着重要角色。1980年，法国著名酒商雷米·马丁公司到天津找到合作伙伴，双方成立了合资企业，据说是中国第二家合资公司。1983年，天津通过中国技术进口总公司与法国方面洽谈购买已经破产的鮑克耐希冰箱厂的全套设备，这事在法国引起了一阵轰动，天津电冰箱厂后来用这批设备生产出可耐牌电冰箱，并在1989年莱比锡博览会上摘得金奖。可耐电冰箱厂后来倒闭，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另一种效应，即激活了区域经济的市场竞争。有资料显示，八十年代我国引进了100条以上彩色电视生产线、50条以上电冰箱生产线，区域竞争导致计划失灵，由此可见一斑。
天津在开放进程中取得的最大成果，成功地建起了天津开发区。开发区是改革与开放的混合体。为了吸引外商投资，就要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天津开发区最先提出了投资环境要与国外对接的方针，当时称为“仿真投资环境”。但仅有投资环境，外商也不会自己跑来，还要有吸引外商的手段。靠“免二减三”的优惠政策？全国14个开发区都提供这种条件。“天津开发区主要靠三种核心竞争力”一位开发区领导后来对我讲，“第一是招商能力，我们必须和国外知名企业建立紧密联系，说简单点，过新年时我得知道给谁往哪儿寄贺年卡；第二是政策服务能力，我们要把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和优惠政策清清楚楚地告诉外商；第三是融资能力，外商来了，我们能够给他介绍合适的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因为那时的政策还不许外商建独资企业。从这种认识中，人们能够感受到当年开发区人开拓、务实的精神。
开发区吸引了一批希望冲破体制束缚的中青年人，我自己也在开发区工作过几年。开发区人敢想敢做，这也为天津市推进改革提供了方便。记得当时天津市出版局想探索新型出版单位的运行体制，和开发区这边一谈意向，双方一拍即合，马上共同出资组建了一个出版公司。公司规模很小，但美术设计、印刷、发行业务都外包，人均图书出版量远超过了大型出版社。1980年代末，我在开发区工作时，还曾经听到过人们谈论开发意式风情区、伦敦码头区的设想，感觉就像天方夜谭一样，如今有些设想竟然已经变成了现实。
1992年，摩托罗拉进驻天津开发区，应该作为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摩托罗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非常现代的产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技术——六西格玛管理。虽然天津开发区的摩托罗拉已经更名换姓，而这家公司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
涌动的社会思潮
企业家精神的演化与扩散，与社会思潮有关。学界的研究很少关注这种思潮，其实这种思潮不仅改变着商业意识，也改变着人们的伦理观念。这种思潮的构成包括就业观、生活观、工作观、英雄观等。比如改革开放初年，人们偏向到国营企业工作，偏向当技术工人而不是服务员，这种就业观可以说是“革命意识”与封建意识的混合，虽然在1960年代宣传媒体就讴歌“八大员”（八种服务职业，如炊事员、售货员、理发员等），但这些服务工作还是被人看不起，女青年找对像时更愿意找国企工人。艰苦朴素作为一种美德，也被延续了很多年，在城市里，人人穿蓝色制服，粗茶淡饭，只追求生活平稳。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没有过高要求，或者说，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没有被渗入多少竞争意识。到了文化革命前，劳动半工半读学校成为中等教育中的新事物，当时天津成立了两所这样的中等学校，对青少年很有吸引力。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劳动模范和技术革新能手是大众仰慕的对象，技术革新是报刊上经常可见的标题用词，“创新”更多地出现在企业创造出新生产纪录的报道中。虽然青少年也梦想成为科学家，但在他们成年之后，就会发现这条道路已经被革命的潮流阻断了。在这一时期，遵守纪律是工人的基本素养。文化革命中间企业乱了几年，从1972年“批林整风”后，企业的秩序又迅速恢复。我在文革期间工作的几年间，很少听说有人迟到。天津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早晨八点上班，八点以前数十万人用蓝色的制服和黑色的自行车汇成两股洪流。而八点一过，马路上又突然冷寂下来，这算得上是大工业时代的代表性景象吧。
人们遵守纪律，也能容忍等级制度。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有着巨大的落差，上海和北京的工人工资比天津要略高一些，天津又要比中等城市高一些。等级观念甚至在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拍的电影《反击》中把省委书记写成反面人物外，作品中批判的对象一般都是科级，在很长时间里，似乎有一条行政级别的红线框定了批判的范围。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秩序观和工作观逐渐被打破。最早的突破来自于特权群体，比如南方有一些人倒卖进口物资的“批件”，还有人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这都是无本万利的生意，有些企业家就顺势成长起来。1980年代中期，人事管理制度的松动使得一些人更容易调动工作，那些不满意现状，还想再找发展机会的人，尝试着变换单位，甚至下海经商。北京中关村、天津开发区都是这一时期起步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全民经商的热潮。那时几乎人人“跑合”，即撮合可能的生意。跑合不需要投入，不需要承担风险，当然也没有什么产出，只是空做了一夜暴富的梦想。记得有一天，我在开发区的领导还让我和同事晚上去找他的一位旧友，说那人手里有一船化肥，整整一船！我们手中虽无分文，但要把化肥先要下来。销路吗，应该是不愁的，这还是短缺经济时期吗。晚上我们找到那人，人家抱歉地告诉我们，货刚出手！对此我不感到惋惜，只是疑惑地看了看那人家中的陈设，心想他为什么不用一车化肥的钱为自己买一套像样点儿的家具呢？当时，虽然很少有人做成哪怕一笔生意，但全民经商的热潮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市场经济意识开始在社会中逐渐生根。
几点感想
我对历史的回忆是粗线条的。我只经历过短暂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时作为一个工人，不可能了解计划的制定方法，后来在工作中有机会认识在计委工作过的同志，听他们见过一些故事，但也没有系统整理这些资料。我的印象中，计划经济是短缺经济加权力经济：短缺经济很容易理解，任何超额生产的产品都能找到出路；权力经济是指，当你需要计划外的供给时，就需要层层申请、层层审批，权力决定经济运行。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包括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握有审批权的科长、处长们常会被描写成反面人物，就反映了人们对这种权力经济的厌恶。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人们的生活日渐富裕，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当时还是双轨制，人们对短缺经济的恐惧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在1988年又发生了抢购风潮。2001年我国加入WTO可以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从那时起，我国经济融入国际产业链条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也未停止。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也可以作为一个阶段，但这些近在眼前的事件不会引起人们多少回忆。
有人说过，历史是活的，历史不会沉默。在我们前行时，历史好像我们身后的光线，总会映射出我们的身影，指明我们的方向，把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回顾过去几十年的路程，至少可以感受到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这个体系还不完善，市场的竞争还不充分，还有一些企业试图利用政企关系把政府作为自己的保护伞，改革事业并未终了；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在一些环节上并未与国际全面对接，也不擅长向外国朋友学习。有一次我和一位在印度工作过的同学谈起对印度的印象，谈到瓦拉纳西恒河里的洗浴者、孟买的洗衣场。我突然问这位同学，你从印度人哪里学到了什么？他思考了一会儿，还是不知所答。我在参观某个高科技企业时，企业人员兴奋地介绍了他们申请的几项国际专利，当我问他们购买了多少国际专利时，企业人员也感到愕然。在有些人看来，购买人家的专利是研发能力不足的表现，申请国际专利才是成就，他们却忘记了企业真正的目的是开发优秀的产品。潜意识中的妄自尊大，构成了我们进一步开放的思想阻力。
企业家精神本来就没有固定形态。威廉•鲍莫尔在《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说，“若人们单枪匹马地追求财富、权利和声望，我们便视之为正在从事创业活动。”这些活动就是企业家精神的具体表现。历史地看，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家精神也没有消失。企业形态的多样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即使国营企业也有许多差别，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为企业管理者展现才华提供了舞台。虽然人们无法证明某个阶段与后一阶段的企业管理者的意识或行为有什么内在联系，但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节目是幕幕相连的。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或者说在我国加入WTO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像华为、海尔等企业成长为世界级的巨人，任正非、张瑞敏等企业家走到了市场这个大舞台的中心，为大众膜拜的偶象，也成为管理学者的研究对象。人们自然会问，这些企业家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也希望中国涌现出更多的能在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中搏击逆流的企业家。如果注意到这些企业家都有在“体制内”工作的经历，就明白“时势造英雄”并非妄谈。当然，时势能够造就英雄，就能造就狂想家、冒险家，甚至骗子。历史的记忆应该是全景式的，人们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恣意取舍。
时势在变，企业家也在变。与八十年代的那一批改革先锋相比，今天仍然站在舞台中心的人物更善于学习。最近网上流传的有关华为如何向咨询公司学习的文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文章和资料也表明，美国学院派的管理理论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华为的实践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要求我们重新认识管理学科的属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及时地恢复了工商管理教育，而且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1979年，教育部确定清华、天大等六所工科院校试办本科管理学专业，1982年又组织清华、人民大学，天大、南开等八所院校的考察团赴北美交流，据随团参访的印邦炎教授回忆，这次考察活动真正解放了思想，使人们认识到MBA教育的内容和特点。这一事件，可以被看作是我国MBA教育的思想起源。198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组织编写工商管理教材，记得我在1994年开始讲战略管理时，找到的第一本中文参考书，是人大解培才教授主编的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第十分册《工业企业经营战略》，解培才教授主编的这套系列教材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出版，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1980年中美合作成立的大连培训中心，1986年建成的中日合作天津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以及这一期间成立的中国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咨询、培训机构，在传授管理知识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史，很值得细细回顾。
企业家不是从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但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管理知识是不可缺少的精神养分。从学校走出的管理学科的毕业生，是企业家梯队的后备军。他们在学校时，应该尽量多地吸收到有关经济、社会如何演化的和企业如何运行的基本知识，走出学校后，再“在风浪中学习游泳”。历史告诉我们，企业家的意识和行为会不断变化，但市场的竞争铁律是不变的。作为工商管理教育机构，商学院应该培养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坚韧的竞争气质的管理人才，这正是需要我们长期坚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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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迎军
编辑：周瀚一
审核：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