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之殇

2015年11月13日晚深夜，巴黎市中心一柬埔寨餐馆、法兰西球场附近、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内等多处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 截至发稿前已造成过百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这已经不是今年巴黎第一次遭受恐怖袭击。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杂志社遭一伙武装人员持突击步枪和霰弹枪袭击，导致包括周刊主编在内的至少12人死亡，其中2人为警察，多人受伤。

从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到昨晚的巴黎恐怖之夜，不到一年的时间，法国接连成为恐怖主义的袭击目标。每一次恐怖袭击发生后，都有人将之比作“9·11事件”。不同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就果断出兵阿富汗，摧毁了塔利班政权，并坚持不懈十余年，追杀了本拉登。而欧洲，却只能在一次次的展示团结和眼泪。

细算起来，欧洲是恐怖袭击最活跃的地区。从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到2014年比利时博物馆血案，从今年初的《查理周刊》到8月的法国列车枪击案，据统计，2007年-2013年，欧盟成员国共发生2208起恐怖袭击（包含所有成功的、失败的和被阻止的恐袭）事件。

为什么是欧洲？早在2005年，德国作家亨里克·布罗德就曾说：“欧洲，你的名字叫绥靖。”面对一次又一次来自外部的恐怖袭击，欧洲的反击为什么又总是那么的绵软无力？

在欧洲人看来，宗教信仰是个体或私人行为，因而应当允许各团体信奉自己的宗教，但这些宗教信仰应与公众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干。这是“多元文化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然而目前看来，这样的努力是失败的，因为现实情况是，在某些族群看来，“政”与“教”之间区分是荒谬和难以理解的。

与此同时，一些族群也越来越善于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手段来达到强化自己独特的宗教民族认同的目的。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在欧洲社会中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甚至还要求从欧洲国家政府得到特别的资助。

在欧洲许多国家，穆斯林与主流社会是隔离开来的。比如在接连发生恐袭的法国，其移民政策是将法国主流社会与移民社会完全割裂，来自北非或者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家庭，大多被法国政府安置于郊区的廉租公寓之中，最终形成聚集在巴黎郊区的“隔离区”(Ghetto)。

一次又一次的恐怖袭击，不断地割裂着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欧洲面临难民危机整体向“右”偏移。而与此同时，欧洲的穆斯林化又在不断加深。

早在2006年，加拿大记者作家Mark Steyn 在他的《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一书中，就对欧洲穆斯林化提出了自己的警告。书中他引用阿拉伯一句谚语：A falling camel attracts many knives，一匹正在倒下的骆驼会吸引好多把刀 。意思是，如果你自己不自立，结果就是墙倒众人推。

Mark 认为，伊斯兰跟西方的战争将不会是一场戏剧性的热战，而是以逐渐的，不易察觉的方式占领欧洲。使用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甚至不是孤立的，他们周围有忙着给敌人在监狱里享受人权的美国；有把杀人犯美化成"军队"，"活动分子"和"起义者"的媒体，以及一个被移民瘫痪了的欧洲。

而事实是，现在欧洲正处于一个难题之中，“多元化”的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但作为一项政治正确，却又鲜有批评的声音。

直到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发言中表示：“不说德语，就不能融入德国社会。” 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发表这种观点的欧洲政治家。她的言论立刻赢得了欧盟另外两大国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当时的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强烈附和。但总的来说，欧洲社会舆论对这类问题的回应并不热烈。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欧洲是最忠于理想主义的大陆。“大熔炉”一词就起源于法国，最初被法国人用来形容本国人口结构多元，这也是在过去一些年令法国人非常引以为豪的地方。在二战之后，西欧的政治光谱历来就比美国偏左的多。但这种理想主义，也给欧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种族和移民挑战。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在一篇评论欧洲多元化政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欧洲已经病了，在美国人的保护下，过了太久的和平日子，习惯了太长时间的小确幸，连最起码的自我保护的勇气都已经丧失。胭脂气、娘娘腔已经成为了欧洲的特征。可是问题在于，欧洲人也许正面临一个空前的恐怖时代。”

面对恐怖袭击，欧洲人选择最多的就是妥协，就像是西班牙在2004年遭遇恐怖袭击后宣布从伊拉克撤军。

以“《查理周刊》事件”为例，在袭击发生前，恐怖袭击者库阿希兄弟早已被美国和法国情报部门列入了涉恐“黑名单”多年，只是如此具有恐怖袭击倾向的两人，并未曾引起法国安全部门的重视。

而在今年夏天，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欧洲，就有人担心这将给欧洲的安全带来威胁。BBC记者专门去保加利亚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个刚刚从保加利亚秘密情报部门离职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表示：“在保加利亚有个外国人，我们很怀疑。他是欧洲人，可以自由往来。我们决定跟踪监视。但是，过了整整一个月，才拿到他祖国秘密情报部门提供的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你能想象吗？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几个星期！”

效率如此之低，因为里面涉及到反恐与人权保障难题。欧洲人对隐私权的重视连美国人都无法望其项背，欧洲议会议员克劳德·莫拉说：“欧洲人普遍认同一点，即在隐私权问题上，他们与美国人存在分歧：如果美国人视言论自由为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时可以凌驾于隐私权之上，那么在欧洲，隐私权是一项最基本的权利，所有国家法律都必须承认这一点。”

历史需要人有所作为，然而欧洲现在恰恰正处于这样一个平庸的年代中。媒体人陈季冰曾说：“当欧洲最需要政治家们拿出振奋人心的行动纲领、推动适应时代的重大变革之时，他们却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时代、做任何‘对的事情’都只会得罪选民……仿佛这样就能逃避自己身上的责任。放眼当下的欧洲，别说是撒切尔、科尔或密特朗那样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就连萨科齐和贝卢斯科尼这样稍稍拥有一些个人魅力的政治家都几乎难以寻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