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生葛宇路近来引爆关注，近日至少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关注面向，一方关注艺术生葛宇路本身，要么是他在学校的遭遇，要么是他有自我炒作的嫌疑；另一方则关注包括“葛宇路”在内的艺术作品。本文试图三个方面入手，题目中的“葛宇路”代表艺术作品，以他的作品为核心；“之路”指跟艺术生葛宇路有关的问题，以人为核心；所谓“批判”，意图不在贴大字报，而是说，1.如果葛宇路的作品本身具有社会批判性，那么将对其批判展开批判；2.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家，是否可以在未经批判的情况下，接受和运用互联网和媒体技术展开艺术活动；3.大众媒体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共谋角色，信息的过度生产，导致原本具有公共意义的话题意义内爆，只剩公共性，而这正是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合流的结果；4.批判的最后一个含义取自德国哲学家康德，康德的理性批判是为人的理性能力划定界限，理性不能越界运用。与此相关，艺术介入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对此的信息生产，也不当越界。

▲ 标有“葛宇路”的路牌

“葛宇路”这件作品的具体内容已为人所知，通过作品介入公共空间是西方当代艺术的常态。很大一部分介入公共空间的艺术都试图参与公共议题，包括政治、种族、性别和身份认同等，这一系列议题的背后涉及的核心是权力问题。西方艺术家在展开公共艺术活动时，试图参与城市这类公共空间的建构和发展。在他们看来，参与自己生存于其中的城市发展不仅仅是一项权利，甚至还是义务。每个人都有参与城市和公共空间的权力，这就如同人人都可以做艺术家的权力一样，在近四十年的西方平权运动（以及消费主义）这一大背景下展开。艺术生葛宇路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将自己创作“葛宇路”的合法性归宗于这一脉络，希望通过艺术介入社会、拓展到公共层面参与“社会雕塑”（或曰社会塑形）的意图。而且，就效果而言，从公众的反应来看，“葛宇路”带来的实际便利，比如被电子地图收录，同时方便外卖和快递的传达，确实实现了这一点。这件作品甚至被认为指出了当地街道在城市治理这一点上的漏洞。正是这一点为艺术生葛宇路赢得了相当一部分支持，而葛宇路的这一创作也被认为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z0024n0redu&width=500&height=375&auto=0▲ 葛宇路本人就“葛宇路”路牌作品接受CCTV采访

就“公共艺术”的特征而言，葛宇路的创作接近于“新型公共艺术”。相比之下，此前的公共艺术强调作品直接介入物理层面的公共空间，而新型公共艺术则将物理空间拓展至政治、心理、文化和性别等层面，尤其是新型公共艺术的创作本身就可以是为某些群体的公共利益而发声（这在西方包括女权者、同性恋、囚徒和艾滋病感染者等）。严格说来，“葛宇路”并非为某群体而发声，他的初衷甚至是出于艺术实验的个人创作。但步入“葛宇路”和使用“葛宇路”这条街道的人却又无意中真正参与进了这件作品，在媒体上曝光后，还出现了关于城市治理的公共讨论。如果这类讨论能拓展，并成功地在治理层面产生某些影响，那么这原本可以成为新型公共艺术介入社会的一个极佳案例，后来却因公共领域和话题的转移而错失良机。这不仅导致“葛宇路”被摘牌消失，而且就连它可能开启的社会介入也退隐了。而这一退隐，可能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

▲ 百子湾南一路的《葛宇路》

▲ 城管拆除私设路牌《葛宇路》

在“葛宇路”经历了曝光走红和摘牌取缔后，它的作者葛宇路逐渐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核心。艺术生葛宇路受处分一事曝光后，大量公众舆论支持此时作为“弱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害者”）的葛宇路。而主流媒体在报道“处分”一事时的含糊其辞是造成舆论转移和倾斜的一个重要因素。7月29日上午，澎湃新闻在报道处分一事时，由于央美的处分文件并未提及葛宇路具体所犯何事，而澎湃新闻在报道时虽未明文提及处分与“葛宇路”路牌一事相关，却在配图中加上了一张“葛宇路”路牌的图片。这一报道下出现了大量对中央美术学院的抨击和对艺术生葛宇路的支持。此后，央美出面澄清了处分一事与路牌无关。舆论中逐渐出现葛宇路在自我炒作的声音。（见《“葛宇路”事件背后的炒作与被炒作之疑》）认为葛在炒作的一方，根据各方信息试图还原其炒作的可能，也呈现了其无需炒作的可能。但由此可见，公共舆论的关注焦点已由作品转向了葛的动机和他身处弱势与学校权力的对立上。

▲ 当天被刷屏的澎湃新闻页面

▲ 中央美术学院对葛宇路的处分文件

如前所言，“葛宇路”这件作品原本可能具有艺术批评性。如果葛宇路创作的真实动机确实包含他所谓的“社会雕塑”，而他又确实在主动和被动地用媒体进行炒作，那么他显然没看到这其中的矛盾所在：原本想通过艺术介入社会，在公共领域引发批判和反思，最终却因运用媒体的炒作而转移、乃至消解了社会介入的批判和反思。公共舆论重心的转移意味着，艺术生葛宇路的选择（也就是葛宇路之路）消解或吞噬了艺术作品“葛宇路”；艺术生葛宇路的公共性消解了艺术作品“葛宇路”的公共性。如果艺术生葛宇路确实在炒作自己（实际上艺术家想动用某些手段和媒介让自己的作品，乃至自己为人所知本身无可厚非），那么他的“艺术介入”从一开始就可能会被消解。究其原因，正是“批判”所要做的。

葛宇路之路是指艺术生葛宇路的创作活动，包括创作本身，也关乎在互联网和信息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如何面对大众媒体这一“成名之路”。葛宇路的作品中确实包含某些批判力度，无论是“葛宇路”中涉及公共空间治理问题，还是他另一件跟街头摄影头对视的作品所涉及的权力与反权力。就后者而言，我们固然可以理解将之解读为是对公权力监控公共空间和身处其中的个体的批判。这仿佛是说，个人的自由、身体的自由和公共空间的自由，都被无孔不入的强权力所控制。但在从涉及更为实际和普遍的社会治理层面来讲，街头天网的部署具有极大的正面效用，比如追踪、乃至威慑街头事故和犯罪。葛宇路这一创作更强调个人自由这类个别物，而忽视现存物或者普遍之物。就像洛维特所言：“青年人是一种沉溺于个别事物的、喜好未来的、想改变世界的实存，它与现存的东西无法共容，设计出种种纲领，提出种种要求，处在应当首先整理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的幻觉中。”就此而言，葛宇路的批判实际上具有反社会性。这一反社会性会遇到大众媒体的反社会性，形成一股更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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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宇路”路牌作品视频

在互联网和信息时代，艺术家想要通过大众媒体使自己成名，有人甚至评论这是一种“网红路线”。如前所述，试图介入社会，并具有批判力度的艺术家，在运用互联网而走红时却不对这些手段进行批判，那么会消解掉艺术自身的批判力。而在消费社会中，大众媒体更会因为其自身特性，在宣传和消费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时加速这一点。借用鲍德里亚对大众媒体的批判，在我们当前的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到信息爆炸和信息的过度生产，过度生产又是为了刺激我们的需求。大众媒体传播信息和报道新闻时（例如“葛宇路”中暗含着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那些原本可供传播、交流、理解乃至协商的意义信息，最终却在公共领域中为了刺激需求而公然转移，而刺激需求乃是为了获得公共性，简言之，成为公共热点。所以在这一事件中，当尚未言明葛宇路受处分所犯何事的情况下，大众媒体用误导性的方式刺激第二波舆论高潮。获得这一公共性后，意义信息也就丧失了意义，或者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说，只有仿真的意义。

▲ “葛宇路”在央美毕业季展览现场

大众媒体和公共领域中的话语，原本是表达真实思想和用于交流的，当它失去这些后，如哈贝马斯所言，就变成了游戏的，或者表演的话语。“葛宇路”的公共介入，以及公共介入本身所能拓展的话语，在信息过度生产的情况下，失去了意义，公众不再就此交流，从而话语交流所确立起的社会性也就终止了。所以鲍德里亚才说“信息吞噬了它自己的内容，也吞噬了交流和社会。”传播这类失去意义信息的人，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大众媒体，只关心公共性，关心那种博取关注、刺激需求和引发消费的公共性（这也是若炒作说成立，其网红策略之目的所在）。

▲ 中央美术学院校园

哈贝马斯曾经讨论过商议民主。在他看来，商议民主要让商议的过程具有权力，而这一商议正是发生在公共领域内的。这倒不是说，每个参与商议或讨论的人都拥有直接治理或处理社会问题的权力，而是说，那些直接治理社会的权力本身会受到商议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权力的直接掌控者在治理社会时，受到公共领域的牵制，那么权力格局就会发生变化。就葛宇路事件而言，无论是互联网时代的艺术家、大众媒体，还是二者的互动，都需要批判地审视自身参与公共议题的界线之所在。而我们在参与这类公共议题时更应当适时警惕其背后的操纵和意图，至少需要有人或媒体能有意识地将公共议题或许是在其降温后拉回其应在的轨道。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撰文/张钟萄  责编/d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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