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大会狂欢过后，“诗心”是否依旧？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可以说是鸡年春节期间电视节目中杀出的一匹“黑马”，实现了口碑与收视率的双赢。其中，夺冠选手武亦姝，凭借俊秀的外表、温婉的气质，以雄厚的古诗词知识储备令观众折服，从《诗经》的“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到《将进酒》的“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从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到陆游的“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武亦姝在舞台上的惊艳表现，唤起了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冠军武亦姝
有专家认为，武亦姝的走红与诗词大会的成功是殊途同归，因为二者都激发了观众内心的情感共鸣，彰显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中国人诗心不死”，古典诗词的骤然升温固然值得欣喜，但我们不能因此冲昏头脑。诗歌向来不是全民的狂欢，更不能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来涵盖诗歌的全部功用。靠几句煽情的口号培养不出 “诗心”，而将诗歌的繁荣与传统文化的复兴寄希望于爆款综艺节目，更不现实。
知人论世：诗歌不是全民狂欢
从历史的角度整体观照，中国不仅是一个诗歌大国，更是诗歌强国。自《诗经》以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吟唱传统，使得“诗言志”成为中国人最主要的抒情方式，然而，从作者层面分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却属于士大夫阶层，而不是普通民众。
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例，目前，学界通常的观点认为《诗经》为各诸侯国协助周朝朝廷采集，之后由史官和乐师编纂整理而成，孔子也参与了这个整理的过程。无论是王官、公卿还是孔子，他们都属于古代的知识阶层，学识渊博、文化底蕴深厚。
《全唐诗》九百卷，编于康熙年间，收录诗人两千余人的作品，覆盖群体广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三教九流，且不乏外邦人士；无论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还是“韩柳元白，应运而出”，这些诗人大多也是社会等级相对较高的知识分子。
而今，诗歌热潮在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以娱乐的形式一声平地起波澜，其背后难掩隐忧：狂欢过后，人骤起勃兴的“诗兴”能持续多久？诗歌如何从个人的喜怒哀怨甚至无病呻吟中跳出来，回归到抒写人性和歌颂真善美？一方面，无论诗歌如何回归大众，终究回避不了它的小众品位。但必须看到的是，中国诗歌无论寻求何种发展路径，都不应背弃古典诗学的两大传统：“诗言志”与“诗缘情”。
“诗言志”“诗缘情”：中国古典诗学的两面大旗
“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来，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国君臣宴请晋国大臣赵孟，身为公卿贵族的子产等人分别赋《诗》称美郑伯与赵孟，赵孟对晋臣叔向说：“《诗》以言志。”观《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的“诗言志”含义是诗人受到一定感发，通过诗歌表达思想抱负与志向。
战国以前，《诗》不是一部单纯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集政治、伦理、道德、修养于一体的百科全书。故有《论语》曰：“不学诗，无以言”。“君子”必须学《诗》，否则连言说的能力或资格都没有，更别说道德修养。
但是，诗的作用远不止于修身养性，著名的“兴观群怨”说可以说是对诗歌功用最早的全面总结。《论语·阳货》中提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不仅能引发读者共情，也能烛照社会现实，更可以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提出批判、展开讽谏。汉代《毛诗大序》认为诗歌应当发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但诗歌讽谏要“发乎情，止乎礼”。
“诗缘情”的诗学理论得到明确而强烈的宣扬则是在魏晋六朝。由于儒学式微，玄学清谈成风，“诗言志”在文论家眼中被弱化。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只讲“缘情”而不谈“言志”，实际上暗含着诗歌的抒情不需受到“止乎礼”的约束。刘勰则继承和发展了前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理论，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诗歌创作。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提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观点。以上诸说都在强调诗歌的抒情性，人们认识到，诗歌不仅可以用来表达志向抱负，更应该用来抒发情感、彰显性灵。
实际上，观察中国诗歌史，“诗言志”与“诗缘情”并非决然对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丰富了中国古典诗学理论与创作。因此，我们既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辛辣讽刺而击节扼腕，也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凄婉缠绵而“心有戚戚焉”。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诗人创作时要怀有来自时代和历史的使命感，既不可将诗歌当作说教的工具，也不能满足于小情小调的宣泄。古典诗学“言志”与“缘情”的传统从未过时，他们仍值得并应当发扬光大，以指导今天的诗歌创作。
“诗心”如何培养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诗心”的培养，正当自此入手，即注重广泛的阅读与积累。“腹有诗书气自华”，武艺姝夺冠也与她丰富的诗词储备密不可分，有专家估算，她有近2000首的诗词“存货”。尽管当前社会上有不少提倡快乐学习、趣味学习的人士对死记硬背嗤之以鼻，但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正是从反复诵读开始的；童子发蒙时摇头晃脑背诵的文本，及至成年，就会在某个瞬间豁然开朗。明清以来，更出现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合辙押韵专供儿童作诗联句的汇编集子。“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待几百首经典诗词烂熟于心，只有具备了相当的数量的积累，方可谈得上品鉴嚼味对诗歌的品赏与批评，并从中汲取美感哲思。“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虽是阐述审美积累对于文艺批评的重要性，但在“诗心”启蒙培养上意义非凡。
有了“博观”“厚积”的基础，则可进一步阅读一些诗词鉴赏，进而研读诗学理论原典，诸如《诗品》、历代的各类《诗话》《词话》等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规定与指引。诚然，上述诸法不过是培养“诗心”的手段，真正的“诗心”当是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是能通过诗的文字载体品味到其言外之意、味外之味、韵外之致的阅读能力。
当前，人们的物质生活高度繁荣，却抑制了人本在审美艺术情感方面的感知能力。多读诗、品诗、传播好诗，近可修身，远可成就品格、涵养气质，便是诗的“无用之大用”所在了。
作者 _ 南蒿
本期编辑 _ 翟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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