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将丰富的意义塞进了有限的音节中，因此充满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它们如何创造出了有别与其他语言的众多“吉利话”，以及语言禁忌？

撰文 朱莉·塞迪维（JULIE SEDIVY，罗切斯特大学语言学博士、卡尔加里大学客座副教授）

翻译 夏烨

审校 吴兰 

全球每年有超过十亿人庆祝春节。人们为了求得好运气，会玩一种微妙的文字游戏。你可以把它看作一系列类似求爱的节日传统：人们可能会把写着吉利话的剪纸贴在门上和家里；要理发的人一定会在春节之前搞定，因为“发”象征富有，人们一点点也不乐意修剪掉。节日的餐桌上一般有鱼、发菜和橘子，因为“鱼”和“余”同音，“发菜”在粤语里听起来很像“发财”，而在某些地区，“橘”和“吉”发音相似。

英语使用者可以巧用双关给语言增色，很多巧妙的广告也经常使用同音异义词。但中国传统习俗把双关语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双关根植于中国文化，中国人一直相信吉利的词语和善行能带来好运，远离不祥的词语可以驱除厄运。比如，因为“鱼”和“余”同音，蝙蝠的“蝠”和“福”同音，所以这两个意象在视觉设计中地位显赫；数字“四”和“死”同音，因此多数中国人永远都不会考虑买地址中有“四”的房子。同音异义词也给送礼带来了诸多禁忌：你可以送苹果，因为“苹”和“平安”的“平”同音，但送梨就不行，因为“梨”和“离”同音。事物和数字的寓意是吉利与否，通常取决于它们的读音和哪些词相似。

钓鱼求好运：北京厂甸新年庙会上的鲤鱼旗。“鱼”和“余”同音，是财富的象征。

图片来源：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为什么同音异义词在中国传统和象征中如此根深蒂固，在西方却并非如此？所有语言都有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现象，只是以其为母语的人很少能意识到这点。1978年，心理语言学家布鲁斯·布里顿（Bruce Britton）仔细筛查了一个包含100万词的英语文本，他保守估计，至少有32%的英语单词都是多义词，而在100个最常用的单词中，多义词占93%，有些词的含义甚至多达30个。语言学博主杰夫·普鲁姆（Geoff Pullum）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他在博客上写道：“support poles（支撑柱）、 staff positions（工作岗位）、battery terminals（蓄电池接线柱）、army encampments（军队营地）、blog articles（博客文章）、earring stems（耳钉后的针）、trading stations（贸易站）、snail mail（效率极低的邮局），与billboard advertising（户外广告牌）、accounts recording（账户记录）、making bail（获得保释）、 assigning diplomats（委派外交官）之间有什么共同点？”你可能要花几分钟好好想想才能发现，这些短语看似毫无关联，但它们的意思都和“post”这个词有关，“post”可以表示柱子、岗位、营地、在网上发布、贸易站、邮局、张贴广告、入账、交付保释金、委派等。

英语使用者对同音异义词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对此通常不怎么关注，就算一个表达适用于多种语境，英语使用者也很少澄清自己的意思。在维克多·费雷尔（Victor Ferreir） 负责的研究中，参与者需要对棒球棒（a baseball bat）和飞翔的蝙蝠（a flying bat）的图片进行描述，其中63%的人都将这两者含糊地称为“the bat”。

但汉语使用者似乎对歧义更敏感。心理语言学家迈克尔·义（Michael Yip）和艾琳·意（Eiling Yee）曾和我分享他们对汉语使用者的印象，他们认为，即使某个词在语境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汉语使用者还是愿意费力进行语义排歧。比如意认为，汉语使用者可能会说：“他想成为宇航员，是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我说的‘抱负’指的是理想，不是复仇。”如果这种对歧义的补充说明是汉语使用者的普遍特征，谐音在中国文化中的显赫地位就说得通了。

语言、思维和文化三者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待科学家探索的广阔领域。但在中国的文化习俗中，谐音和运气的文字游戏已经暗示了几个引人入胜的问题：不同语言会否强化其使用者不同的主观体验？好运和厄运等概念对某种文化的重要性是否会在相关语言上打下烙印？

普鲁姆认为，语言从不曾刻意避开歧义；相反，他写道，“语言热爱，甚至贪恋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词，就像喜欢在青草上打滚的小狗一样。”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史蒂夫·皮安塔多西（Steve Piantadosi）赞成这一观点。皮安塔多西和同事认为，歧义非但不是语言的缺陷，反而是个实用的特征。如果没有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词，我们就不得不创造更长的词来区分词义，或者更有创造性地发明大量语音，吐字和区别语音的本领也得更熟练才行。

如果说所有语言都宠爱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词，那汉语可以说是对它们爱到了无可救药。仅仅在一种语言中，一个词在不同字典中意思数量也往往不同，因此直接对比各种语言中这些词所占的比例很费事。但不管怎么说，同音现象在汉语里都极为常见。

在英语和众多其他语言中，语素（语音和语义结合的最小语法单位）通常由多个连续的音节组成，如 hippopotamus（[ˌhipəˈpɔtəməs]）、president（[ˈprezidənt]）和 fastidious（[fæs'tidiəs]）。但普通话和粤语的语素基本全是单音节的，这些单音节语素未必能独立成词，因为大多数汉语中的词都是由两个及以上的语素构成的复合词，其中每个语素由一个汉字表示。此外，复合词的每个音节都要有一个恰当的意思，这样听者才能理解整个词的意思。此外，汉语的元音和辅音的数量远比英语少，大量的含义就这样被塞进了少量的语音中。

在普通话和粤语中，不同的意思往往对应不同的汉字，通过其拼写体系（将口语转换成书面语的方式），我们能方便地知道一种发音所代表的含义数量。研究人员谭力海（Li Hai Tan）和查尔斯·佩尔费蒂（Charles Perfetti）发现，在一篇180万字的中文文本中，有4500个字的发音被塞进了420个音节里，平均每个字有约11个同音字。虽然单音节词比多音节词更容易产生歧义，但在佩尔费蒂的数据库里，就算只检索单音节英文单词，平均每个单词也只有不到一个同音词。

令人称奇的是，汉语里的同音异义词并不会造成交流障碍——实验表明，和英语使用者一样，汉语使用者也能根据语境迅速排除词语的无关含义，语调的不同也有助于区分词语的意思。但汉语书写系统的设计决定，同一个音节的不同含义对应的汉字不同，这让汉语使用者在说话时难以忽视自己正在歧义的海洋中徜徉。

象征好运的水果：因为“橘”和“吉”读音相似，中国的新年装饰品上经常有橘子图案。

图片来源：Godong/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当歧义给拼写带来麻烦时，人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歧义上。因此对正在学识字的中国儿童来说，难以区分同音异义词是诵读困难等阅读障碍最明显的征兆之一。

所有类似的歧义都直接影响着使用者对汉语的体验，因为引起歧义的词能激发人们对不同含义的联想。我们从应用语义启动（semantic priming）的实验中得出了这个结论，这些实验要求参与者在一组词汇中确定目标词汇是否真实存在。通常情况下，一个词在与其意思相关的词后出现时，人们能更快地认出这个词，因此 “护士”一词在“医生”之后出现时，人们识别出这个词的速度会比它跟在“桌子”之后时快。听到意思模棱两可的词时，就算这个词所在的句子已经点明了它的含义，人们也还是会先一步想到与其意思相关的词。比如听到“bug”（虫子；窃听器）后，人们会很快想到“ant”（蚂蚁）和“spy”（间谍），而不是与其完全无关的“sew” （缝纫）。

一个词的多个含义只会在人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在你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和句子语境无关的意思就已经被排除了，因此就算是在汉语这种充满歧义的语言中，交流也能顺利地进行。但研究人员发现，和其他词相比，某些词更引人注意，其中有些还能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应，负面词汇和禁忌词汇更是如此。

当这些引人注意的词恰好和其他词发音相同时，人们很难不联想到这些词。我在英法双语区长大，还记得自己是如何饱受害羞之苦，被同学嘲笑。当年我做过一份关于海豹的法语口头报告，这种海洋动物的法语名“phoque”和某个绝对不应出现在教室里的英语单词同音（译者注：fuck）。对我来说，不管在多么明确的语境下，使用这个词都让我非常难受，这种对某些同音异义词的厌恶或许人人都有。我发现，尽管“bit”（一点）和“fit”（合适）这两个单音节词都有多个互不相关的含义，其中却没有和“shit”（大便）有关的侮辱性含义。就算有些词的发音和感情色彩强烈的词很像，人们也能熟练地用同义词进行替换，比如英语使用者提到公鸡和驴时会用“rooster”和“donkey”，而不是“cock”（阴茎）和“ass”（屁股）。

汉语中大量的同音现象会创造出很多这种令人难受的时刻。同音现象在汉语中太普遍，所以和英语相比，一个最普通的词和带有某种感情色彩的词发音相同的几率要大得多。正是因为汉语的语音数量较少，中国文化才对同音词如此迷恋。

反过来，文化也会决定哪些词义具有特殊的感情色彩。按照中国的习俗，你使用的词能够招来好运或厄运。这个传统通过春节一点一滴地渗透到生活中，过年的时候，一切关于死亡、疾病和分离的谈话都成了禁忌，人们用健康、发财和成功这些美好祝愿将彼此淹没。因此和运气，尤其是厄运有关的词会被“格外关照”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实验能直接验证这个理论，但这明确地解释了，为什么仅仅因为某些平平无奇的词和其他略带感情色彩的词发音相同，汉语使用者就对其避之不及。可能就像我的中国同事蔡薇（Wei Cai）跟我说的那样，中国人过年的时候都想着说点吉利话，讨个好彩头，这时他们就需要格外注意，好避开那些和死亡与不幸相关的词。

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词在词汇的含义和使用之间架起了一座独特的桥梁。当一个词能表达多种意思时，人们想到它的概率就会变大，这会改变我们对这个词及其含义的体会。仅仅因为某些词听起来和 “不好的词”很像，人们就会因歧义导致的文化联想对其避之不及，比如英语使用者提到公鸡时会用“rooster”而不是“cock”，因为后者还有“阴茎”的意思。如果这种现象是由文化联想导致的，那么文化联想可能也会对某种语言的全部词汇产生广泛影响。影响个人语言行为的文化联想最终会在整个语言中扎根吗？

我曾问过泰德·吉布森（Ted Gibson）和史蒂夫·皮安塔多西，这两位研究人员的成果表明，不管有没有统计学证据能表明语言排斥贬义词、吸引褒义词，一词多义和同音异义词都是有实际作用的，何况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证据。为了检验这个理论，心理语言学家需要分析令人不安的词（如大便和强暴），根据其音节数量和语音片段出现的频率证明，这些词的同音异义词比人们想象中少。而很可能引起强烈积极情感的词（如富裕和自由）的含义则比预期的多。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我们就能用一种新思路审视文化价值观影响语言的方式。我们希望在汉语能体现语言和“求好运”的传统之间的普遍联系——有些词因为和厄运及痛苦的意外联系令人避之不及；有些词却因为和幸运及富足的偶然联系而备受推崇。大量的同音现象让汉语成了检验这个假说的沃土。

我们对语言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有着无尽的迷恋：文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如何融入语言中？语言又如何左右其使用者的思维方式？但大多数关于语言和文化间联系的讨论都围绕着为数不多的几个问题：日语中的“ijirashii”一词是专门形容见证某人克服障碍、精神可嘉的；这个特殊词汇的存在能体现日本文化的什么特点？如果某种语言用同一个词描述蓝和绿，使用者会无法区分这两种颜色吗？这些问题的重点在于语言怎样用词汇描述现实，以及作为母语使用者，我们继承的词汇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但汉语暗示了语言和文化之间更复杂的联系。同音词很多的语言可能会强化使用者对歧义的体会，提高双关和文字游戏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文化联想可能赋予某些特定的同音异义词感情色彩，重塑人们使用语言的模式，甚至还能改变语言的词汇全貌。

从运气和同音异义词中，我们能否一窥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一个心理语言学家，我敢说这一定是桩幸事。

作者简介：朱莉·塞迪维在布朗大学和卡里加里大学教授语言学和心理学，与人合著有《广告语的奥秘：广告商说话的技巧及其意义》（Sold on Language: How Advertisers Talk to You and What This Says About You）、《脑海中的语言：心理语言学导论》（Language in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她的Twitter账号是：@soldonlanguage。

原文链接：

http://nautil.us/issue/44/luck/is-the-chinese-language-a-superstition-machine

阅读更多

内容合作请联系

keyanquan@huanqiukexue.com

这里是“科学美国人”中文版《环球科学》服务科研人的微信号“科研圈”。我们：

· 关注科学进展与科研生态

· 推荐重要前沿研究

· 发布科研招聘

· 推送学术讲座与会议预告。

欢迎长按二维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