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教授主编的《报人报国：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是《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11月）的续编，其“旨趣在于从学术对话中廓清历史脈络，多方面考察‘文人論政’过去的成就和内在限制。”（代序“报人情怀与国家想像”）。前后相比较，从“文人”到“报人”、从“论政”到“报国”，在思想主旨一脉相承之中，学术视野不断拓展，问题意识继续深化。编者在代序中归纳书中各章的内容、旨趣而提出了7个问题：（1）“自由主义”及其商榷，兼及美国“进步运动”的影响；（2）自由报人的实践与困境；（3）民族与民主的矛盾；（4）延安党报范式的建立；（5）报刊与政权递嬗的关系；（6）历史研究、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7）报刊的“公共领域”在哪里？再加上书后附录中所列这次学术会议的五个研讨主题及其27个具体论题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总共约一、两百个小问题，放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相对落后的现有状况中，我认为这些主题与具体问题实质上已经呈现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类学术谱系。

粗略言之，这一学术谱系的理念与问题意识首先来源于对自由主义精神价值的认同或同情之理解，以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思想言论的专制与自由所进行的选择与应对、斗争与屈从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核心场域，并且使之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紧密相联。由此而生发出学术范式的转换与突破：在方法论上，“新闻史的研究不能抱残守缺，必须从人文和社会科学吸取理论和方法的资源，同时从新闻史迴向给人文与社会科学，保持一个开放互动的态度”；尤其强调的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跨学科影响所产生的多视角、多维度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想像，以开放、对话和切磋修正的态度力求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场景。这种学术转换与突破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新闻史研究的学术水准，而且更以历史识见回应公共新闻媒体在当下现实中的呼唤，有助于人们认识“文人论政”的现实语境、自由主义思想与公共媒体的内在联系等问题。

桑兵《民初“自由”报刊的自由观》一文“以近代中国标名‘自由’的报刊的发展脉络为线索，以民初‘自由’报刊的内涵及反响为主题，探讨自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而反省关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般性研究的态度及方法”（第68页），在审慎梳理发展脉络的史实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有重要意义的研究结论。他认为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反而更加普遍地向往“自由”（第72—73页），这是对以往人们所熟习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法的一个重要修正；继而指出“抗战胜利后，内战的接踵而起和国共双方的针锋相对，使得自由因继续成为国人试图争取生存空间的寄托而受到普通关注”（第73页）；“显示了国人在经历艰难困苦重获国家自由之后，对于自身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国民自由与国家自由关系的重新思考。以‘自由中国’针对中共和新中国政权，其实是三年内战期间在国共决胜过程中所谓‘自由阵营’大分化之后的变异。”（同上）这就是从“自由”报刊的发展变化中探讨“自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文章最后感慨“共和时代，思想、言论、出版三大自由仍须借助风月游戏文字，不亦悲乎！”（第83页），令人有不忍之痛。

陈建华在《陈冷：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自由独立之精神》中围绕陈冷在《时报》、《申报》所“时评”专栏，探讨民国时期新闻职业与报业的独立与自主问题。其中谈到陈氏的某些“时评”（如1 922年9月3日的[《告纯粹之国民》）超越了批评的界限，可看做一种“言说行为”(speech act)，即发言者不仅对时局作客观的批评，而且强烈干预现实，是“站在‘社会’的立场上发声，借以对抗专制政治”（第240页）。而更重要的是作者深刻地分析了陈冷所面对的不自由的困境：“他似乎太明白在中国‘自由’的脆弱，与‘不自由’之间细如发丝，又太容易被腐蚀，而权力是坚无不摧的腐蚀剂。他知道随着蒋氏时代的来临，再要谈新闻自由等于与虎谋皮，因而作了一个断然的选择：远离权势。”（第249页）或许这可以看作是对桑兵上文所发感慨的一种现实回应。

张詠的《以“真相”的名义——留学知识分子对西方报导的批判及对新闻检查的宣导》以从英美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批评性报导的批评和倡导对外报新闻检查为个案，探讨新闻自由的理念在中国的命运。这个课题当然更有重要的现实思考意义。作者一方面指出他们对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讨伐，实际上基于对西方国际报道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天真的假设（第313页），另一方面则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抗议当然不是无理取闹，然而对外反对西方霸权和偏见即使再有理，并不因此证明专权政府对内压制新闻自由有正当性，落得西方国家可以不把它们的抗议当真。”（第314页）这的确切中“可以说不”等言说背后的关键问题。

关于新闻媒体的“延安模式”的发生与发展，一直是中国现代新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黄旦、周叶飞在《“新型记者”：主体的改造与重塑——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之再考察》从身分意识、业务操作以及开门办报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揭示了“新型记者”是如何通过在改版中改变观念、认清自己的身分角色而出现的，进而如何共同创造并完成了党报的“延安范式”之建构。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论题是通过“新型记者”而折射出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改造与主体身份再造的独特性：一是以“政治机器的强行介入，以政治学习和自我批判，来磨洗所谓的‘旧’的意识”的改造方式；二是对专业制度壁垒的彻底拆除，清除专业主义的思想，以“全党办报”把报刊实践与政党诉求完全融为一体。从而使新闻从业者“必须在政治的逻辑内重新认识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彻底消弭了任何怀疑和批判反思的专知识及思想基础。”（第347—348页）同样是从记者研究的角度出发，李金铨的《记者与时代相遇：以萧干、陆铿、刘宾雁为个案》则是透过三位著名记者的生命史，探讨近代史上国共政局变化、报纸与记者的互动关系。

杨奎松的《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通过研究中共建国前后利用统战政策促使王芸生改变政治立场，成功改造在中国新闻行业中影响最大的私营报刊《大公报》的个案，对新政权改造旧报旧刊的方法和情形进行历史的考察与剖析。其中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共两党掌控报刊的重要区别：国民党并未全面限制报纸获取新闻的渠道，而“中共建国后对新闻报刊统制的最有效措施，还是统一新闻来源，避免各报从党所控制的通讯社以外的渠道获取信息。”（第368—370页）

当然，作为新闻史的学术谱系，对于区域性的新闻群体的关注似有待加强。近日刚好读到《永安抗战文化史话》（林洪通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在抗战时期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的永安曾先后出版发行了12种报纸和129种期刊，其中由中共地下党员羊枣（杨潮）、李达仁（李品珍）等编辑出版《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主办的《民主报》等报刊产生过较大影响，后来还发生了著名的“永安大狱”（羊枣事件）。另外，中共地下党员与在永安的美国新闻处的关系与活动史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回应如何看待西方新闻媒体在中国的作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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