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高默波：《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一书的序言。

这本 1999 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终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承担出版本书中文版的项目,因为内地和台湾的出版社都拒绝了。

根据我模糊的回忆,那个台湾出版社拒绝的理由是,一个小小村庄 的个案研究对整个中国的理解意义不大。那怎么样才会意义大呢? 把 整个中国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很难避免宏观和抽象化。很难想象出一本可 以用实证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个中国农村的书,因为中国太大, 区域差别太繁杂。宏观和抽象的整个中国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学科范围内更可行,比如宏观经济学,或是宏观政治学。

本书试图做的是：以丰富的实证资料和跨学科的方法来全方位地描 述和分析一个村庄。《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历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 是高家村的社会学,也是高家村的人类学,同时也是高家村的经济学。 除了用跨学科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为读者提供洞见,使读者有一叶知秋的理解这一特点外,这本书还用每一章围绕一个主题的方法把高家村 放在中国的大背景里来描写和分析。本书的主题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生活水准、改革、文化和风俗的传统与变迁、高家村与外部世界等等。这样读者可以得到以点到面,从特殊 到一般的理解。

内地的三联书店曾考虑出中文简体版,结果放弃了。估计是因为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文化大革命的。网上有传闻并登载高默波为《高家村》 中文版写的序,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谓《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实际上是我 2001 年为《读书》杂志写的小文,被人误传了。《读书》那篇介绍《高家村》的文章一出来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 并发出一个版面的文章,登了几个公知的批评。我猜测,他们几个人那时候没有一个看过原著。公平地说,他们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为从《读书》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书不是为批判而批判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制而写的。更使他们不能接受的是,本书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去讨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农村教育和卫生健康情况。

大陆官方自从毛泽东去世后一直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这个官方定调的话语框框里,我们不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把 1966 到 1976 这 段时间定义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话语来构建历史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但是我们不允许不同意见人说话的态度很彻底。说是“不争论”,实际上是不让不同意见的人争论。我们这些写官方历史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认为,他们把握着真理的钥匙 ;他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只有他们的经历才是历史的实质和原形;只有他们的意见才是历史最正确的解释。而且他们还毫不迟疑地宣称,他们说的故事代表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 :相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工人和农村人来说,我们确实有写历史的特权和资源 ;但这不等于历史仅仅就是我们写的那样或这样。

中国寻求“真理”的“先知”们,包括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以来总体上是强调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 ;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些“后知”们因 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泽东,且进一步批判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种为中国现代化而作的知识努力当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这么一刀切地否定过去,中国人还剩下什么呢?

有国人抱怨说,中国在世界上到处受抨击,天天在挨骂。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中国没有个说法。明显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过去传统又否定自己的现代实践、抱着怨天尤人的文化和价值虚无主义态度的土壤里,是很难发展自己的话语的。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者,我们的研究目的不应该是媚权媚党, 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权威和党派 ;但也不必因此就为反对而反对做研究。不管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如何,他或是她很难反驳的是,中国革命 是几代人奋斗而选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错误和悲剧,甚 至有过后看来是犯罪的行为。但同时也有宝贵的奉献,积极的建造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妇女地位的急剧提高就是例子。这是中国人为现代化而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怎么能 就因为一时达不到历史上西方殖民国家在现时的人权和物质生活标准就 全盘否定自己几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写的:不为反对而反对,也不为辩护而辩护。不为哪家主义做脚注,也不为哪门理论找证据;更不服从谁的政治需要。是问题就写问题,有成绩就说成绩,并尽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认我写本书时有我的立场。没有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能的。 我争取做到的立场是底层的,观点是草根的。也就是说,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以高家人的观点来讲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从高家村的农村人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理解身边发生的事。我希望这么做的第一个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长大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这立场和观点与城市人,与中国精英文人的观点和立场是不一样的。

《高家村》所写的时间跨度是从 1949 年到 1996 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出现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农村的教育和健康条件每 况愈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沉重地压在农民的肩背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来了。但是到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情 况大有好转。其中最有象征意义的是取消了农业税。这可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同时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义征税的路子。 更可喜的是,对农业生产开始了有系统的补贴和资助。同时,中国政府对农村的教育、卫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投资。《高家村》 英文版 1999 年出版,所以中国农村情况后来的改善没反映出来。2007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简便本的时候还是保留了英文版原来 的时间跨度。没能反映后来的变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读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况。为此,《高家村续》正在写作之中。

最后让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机会鸣谢。首先要感谢的是高家村的乡亲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他们一辈子过着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却态度坦然,乐观向上。书中提到的他们虽然大多是文盲,但他们的智力和聪明一点也不比我所认识的中国精英差。他们过去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我并不以为然的习惯和行为,但他们的“素质”丝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进”西方国家里所谓文明公民的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弟弟高常献, 因为他实际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 我也得感谢将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读者一看就会同意章教授的译文无懈可击。不但行文流畅,而且保留了原来英文的风格。我也要感谢同时兼职于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何吉贤博士。何吉贤博士不但在2011 年组织了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轻学者和研究生的读书班通读了《高家村》,还帮我做了中文版的译校工作。刚刚在阿德莱得获得博士学位并 得到研究生院院长优秀论文奖的谢葆辉也抽出时间为本书的最后定稿做了细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谢茂松和林骁的敬业精神为这本书的出版出了大力。当然还有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同仁们,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谢。最后,感谢出版社邀请的两位评审学者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出版。书中有根据他们宝贵意见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书中有错的话,当然是我而不是他 / 她们的责任。

2013年4月24日

高家村：共和国农村生活素描

本书作者以自己的故乡高家村作为研究对象，近距离深描了这个江西的普通农村从1949年到1990年代中期各方面的情况和变迁。作者刻意回避宏大叙事而回归个体经验，力求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场上，书写底层农民在这数十年间的真正经历和感受。作者本就来自农村，因此他的平民立场格外地自发自然，笔下的农民和农村也尤具说服力。

在书中，作者展现了一幅迥异于国内外主流论述所塑造的农村图景。因此全书虽是白描式的日常叙述，却始终处在一种无形的论辩中。本书在还未进入中文世界之前，就已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激烈论争，足见其背后蕴含的巨大冲击力。

高默波，澳大利亚阿德莱得大学讲座教授，孔子学院院长。1973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就读厦门大学，毕业后选派到英国留学，就读威尔士大学、剑桥大学、西敏寺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后移民澳大利亚，先后曾在格里菲斯大学和塔斯玛尼亚大学任教。发表了数部专着，包括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Mandarin Chinese: An Introduction，Gao Village: A Portrait of Rural Life in Modern China 等。

---本书属于【三十·三十】书系---

关于共和国六十年的研究

不同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方法

指向的是中国未来的三十年

以至更长远的道路选择

我们在这几天会连续推送“三十·三十”书系中已出版的四本书的书摘。诸位可从四篇中看到一种对话甚至对峙的张力。正如编者按中所说，我们期待这种群峰并峙的学术景观，“一种高度往往是由其对手的高度限定乃至造就的，而一个时代的高度一定是丛山竞起、激荡生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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