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轟炸中的日軍飛機

在戰爭中，男人貼近死亡，女人貼近生活，而有時生的艱難不亞於死的痛苦。自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隨之而來的人口遷移和日軍的無情轟炸使山城人的生活發生了質的改變，無論是上流社會還是貧苦階層的女性，都被捲入戰爭的洪流之中。

《女性、戰爭與回憶》的作者李丹柯採訪了三十五位重慶婦女，記錄她們生命故事的同時，更聚焦女性的戰爭體驗和私人經歷，探究戰爭在女性的生命中打下何種烙印，而女性又如何通過抗爭和忍耐來抵抗戰爭的殘酷。

今次摘錄六位女性的訪談片段，看看不同身份、不同階層的女人們，在戰爭中都經歷了什麼。

抗戰中的逃難婦女：劉群英

第二天一大清早防空警報就又響了。我們還沒來得及穿衣物往防空洞跑，日本人的炸彈就已經炸過來了。我一把抓起還在睡夢中的小弟弟，迅速地和母親一起鑽到飯桌下面去了。鄰家的那個女孩則躲在床底下。一瞬間，伴隨著震耳欲聾的炸彈爆炸聲，在一陣地動山搖中，我們的房子塌了。我感覺到火熱的鮮血從我的左臂的一個傷口上噴出來，弟弟也開始猛哭起來。幾分鐘後，等日軍的轟炸機離開了，我們才從桌子底下爬出來。我這才看見我的左臂被一塊炸彈碎片劃傷了，流了好多血。我解下褲腰帶，把它綁在手臂上來止血。

隨後我們就發現，我們的房子正好坍塌在床上，躲在床底下的那個女孩兒已經被壓死了，我們悲痛萬分。她的一家子全都在日本人的轟炸中喪生了……

我被炸傷之後，家裡沒錢送我去看醫生。母親只能每天用鹽水為我清洗一次傷口，也許是因為我年輕身體好，幾周之後傷口就痊癒了。母親從坍塌的房子裡面搜出所有能用的東西，又把僅剩的幾件首飾也變賣了。1938年9月初，我們正式加入了進入逃往四川的難民隊伍。

重慶大轟炸中死難的兒童

抗戰中的孕婦：李素華

我在懷孕期間大部分時候都在挨餓，一旦有了吃的，我都得讓我丈夫和孩子們先吃。我的兩個嬰兒都是啊日本大轟炸中降生的。我的所有孩子都是我在家裡，僅靠我丈夫的幫助，自己接生生下來的。抗戰期間，我們甚至連接生婆都請不起。而且我也知道，在大轟炸中我們即使有錢也可能請不到接生婆。

1940年，我們的第三個孩子在日軍的狂轟濫炸中降生了。生下他之後，我整整一天都沒有吃到東西，因為在空襲期間都不准生火做飯。由於沒有攝入適當的對和食物，我沒有奶水喂孩子，幾天後他就死了。

……

1939年我生下第二個兒子後，我又另外生了六個孩子，這六個孩子大都是在戰爭中懷上的。每生完一個孩子，我都只能在家休息一兩天，就又得回去繼續工作。好幾次我剛生完孩子就又得搬家。饑餓和焦慮把我和孩子們都折磨得痛苦不堪，最後六個孩子中只有兩個存活下來。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節育，女人的身體就一台生孩子的機器，可悲的是，抗戰中我們的孩子大都死于繈褓之中。

抗戰中的女共產黨員：任再一

一到學校，我們馬上加入到他們的活動中去。我們到那裡的時候，這所學校的中國地下黨支部正在為抗日戰爭組織募捐活動，我們立刻滿懷著熱情加入到活動中來。我們將學生們分成一個個小組，分頭到附近的街坊鄰里去募捐。我們還組織戲劇演出，籌錢募捐。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終於籌集到好幾百元，為前線的戰士買了過冬的棉襖。

然而，重慶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卻很反共。他也許覺察到了我們組織的存在和活動，因此他每週的集會上都會警告我們，參與共產黨的活動是很危險的，是要被殺頭的。他還時不時帶領一隊老師到寢室裡搜查，尋找共產黨活動的線索。他們連枕頭芯都要搜，以此來確保學生中沒有藏著共党分子。

……

黨組織先是指示我到《新華日報》總部去。在那裡我又接到指示到周恩來在重慶的官邸——周公館，去找周恩來的副手、中共駐重慶代表葉劍英。最初我很害怕去那裡，因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年輕女性，而葉劍英是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我甚至不知道他會不會同意見我。但既然黨組織叫我這麼做，我就去了。

抗戰中的工廠女工：葉清碧

很多工人都是十幾歲的小姑娘。由於我們每天早上很早就要起來，我總是感覺很困。我很喜歡空襲警報，因為警報一響我們就要往防空洞跑，然後就能在那裡睡覺了。有時我們跑到附近的農田地裡去躲空襲警報，還能偷到農民種的番茄。大多數時候我們都是跑到附近的一個防空洞去。有一天在防空洞裡躲警報的時候，我和我一個最好朋友都靠著牆坐在地上睡著了。我們一定是太累了，以至於解除警報以後我們都還沒有醒。其餘的同事都回去開工後，工頭發現我們不在，就派了一個保安帶著槍來找我們。他朝我們吼著：“你們這些懶骨頭，快回去工作！”我被嚇得腿都軟了，不斷打顫。當我們回去的時候，活兒都堆起來了，我們只得一直加班到把活兒幹完為止。

重慶抗戰時期擁擠的防空洞

抗戰中的貴婦人：陳國鈞

剛結婚時，我仍然時不時地出去聽聽有關抗戰的公開演講，參加一下抗戰支援活動。例如，1939年底我去聽了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做的一次公開演講。我還積極參加了很多次募捐籌款活動……

那麼，我婚後，在抗戰期間都幹了什麼呢？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參加聚會和打麻將！抗戰年間，重慶有錢有勢的太太們聚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積極。我的常規麻將夥伴是中央銀行兩個副行長的太太和四川大軍閥潘文華的三姨太。有時大通銀行行長的太太和我姐姐也來參加。從週一到週五，我們輪流做東，安排麻將和晚餐派對。每週六晚都要舞會，我們整晚整晚地跳，一直跳到雙腿不能動彈為止。我很喜歡熱鬧，尤其是舞會。我們互相競爭，看誰辦的聚會和宴席最出色。

總的來說，抗日戰爭並沒有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響，我的生活還是那麼奢華。而一旦有朋友來找我，要我為支援抗戰捐錢時，我也總是慷慨解囊。當然，我們也非常關注抗戰，尤其是在日本人轟炸重慶的時候。只要防空警報一響，我們就得把麻將桌搬到一個私人防空洞裡去，那個防空洞剛好就在我家後面。

抗戰中的公司女白領：常隆玉

盧作孚的開明思想，使北碚在抗日戰爭年間被建設成一個極其吸引人的地方，得到了無數從戰區逃亡到重慶來的進步知識分子的青睞（注：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盧作孚於1930年在重慶北碚建立了中國西部科學院）。民生公司雇了很多年輕人，不論男女，都畢業於中國的一流大學，如北大、清華，還有些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我在民生公司的統計局做財務分析師。在40年代，很多中國企業都不會考慮聘用女性職員，民生公司看中了我的教育文憑，並不介意我是女的，就雇了我……

所有的新員工，不論是清潔工還是專家，都要集中起來參加培訓，學習公司的各項規章制度。我們被灌輸的思想是，個人的利益是和公司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的，而公司利益又是和中國社會的繁榮富強聯繫在一起的。每個週一的上午我們都要集中起來討論近期的戰事，以及我們本周的工作計畫……我們對盧先生崇拜到了極點，以至於我們都堅信盧先生的信念，即實業和科技可以拯救中國，我們的工作也一定會為中國戰勝日本作出貢獻……

在民生工作的那段經歷使我精力充沛，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高，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我能夠學有所用，運用自己的知識為公司、為中國的抗戰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我也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學習經濟學可以拯救中國。我在民生公司工作了三年，這三年也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在以往關於戰爭的記述中，精英男性與宏觀視角佔據了大多數文本，而普通人的生活，特別是女性的經歷則時常被忽略。這35位重慶婦女的口述史，並不只是單純地表達對苦難的感受，正如作者李丹柯所說：“……可以啟發我們重新思考人文維度在戰爭中的重要性，並幫助我們認識人與戰爭的關係。只要當人們深刻意識到人與戰爭的關係時，人類才有可能減少或消滅戰爭。”

摘自李丹柯《女性，戰爭與回憶：三十五名重慶婦女的抗戰講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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