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汪暉新近完成的長文《紀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開始》的引言部分。該文收錄在我們推出的「視野叢書」之《汪暉：顛倒》中。叢書由北島主編，選取張承志、韓少功、李零、汪暉、徐冰、李陀這六位當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學者、藝術家，首次將他們放在同一平臺上呈現。他們各異的經歷與思考，既是了解時代的珍貴記錄與獨特入口，更以各自交相輝映的光譜，給我們更開闊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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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

紀念碑的限度，或真知的開始

1929年的春天，在達沃斯的雪山與藍天之間，出生於波蘭的猶太哲學家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rer）與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有過一場影響深遠的辯論。在這場圍繞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而展開的哲學對話中，海德格爾就神話、技術與知識的關係等問題，挑戰卡西爾基於啓蒙主義的文化哲學立場。這場辯論的中心問題是：什麼是人的限度（What is human finitude）？客觀性何在（What is objectivity）？文化是什麼（What is culture）？何為真理（What is truth）？按照一位當代學者的說法，這場辯論造成了二十世紀歐陸哲學無法修補的根本斷裂。但即便如此，兩位哲學家的思想同屬兩次大戰之間的哲學浪潮─生命哲學、新康德主義、現象學、存在主義，離開論辯雙方的共同出發點也就無法把握這場劇烈的哲學斷裂。年輕的猶太神學家和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目睹了這場辯論，像大多數在場的學生們一樣，他為海德格爾的才華和哲思傾倒，由此埋下了懊悔的種子。戰後，為了完成自我清理與批判，列維納斯從海德格爾的反人道主義立場退回到猶太神學，致力於把「他者」重新確立為人道主義的基本主題。這個大寫的「他者」由此從倫理學命題上升為形而上學命題。

在二十世紀，哲學與政治的關係始終是時代的重大問題，每一次理論或哲學上的偏移，都可能引發歷史方向的巨變。「觀念有其後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這是出版於1948年的一本老書的標題。（作者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奠基者理查·威佛 Richard Weaver）但在這個以經濟為中心的世界裏，你不由得懷疑：即便卡西爾和海德格爾顯形，他們的形而上學辯論還會對現實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嗎？觀念真有其後果嗎？

2014年冬天，在臨近1929年那場哲學辯論的地方，也有一場圍繞「革命性的知識」(Revolutionary Learning) 的討論。會議引述了哥白尼的一句話作為釋題：「意識到我們知道所知的，意識到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的，那是真正的知識。」（“To know that we know what we know, and to know that we do not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 that is true knowledge”）收到出席邀請時，我誤以為這只是一場關於科技革命與知識變遷的聚會，但細看下方還有一句話，才明白會議的議題是歷史敍述問題：「怎樣才能讓歷史知識創造一個更好的未來？」（How can knowledge of history create a better future?）

哥白尼的這句話其實與太史公的銘言異曲同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們沒有直接追問「我們」是誰，但都對知識邊界進行質詢，因為不管這個「我們」是誰，「知識」的邊界與「我們」的位置和自我認知密切相關。或許太史公就是認識到了這一點，才謙虛地將「究天人」、「通古今」的學問說成是「一家之言」吧。「一家之言」的提法不是出自自負與張狂，而是產生於一種對於「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不知的」意識。如果真正的知識就始於對這個邊界的意識，哥白尼的「繞口令」不也可以解釋為對於一種身份性限制的追問嗎？探討人類的未來同樣離不開對於探討者自身的質詢。人類關於歷史的知識是被一個又一個偏見編織起來的，而悲劇多半發生在人們用普遍的幻相遮蓋這些偏見的時刻。科學家在探索宇宙奧秘時或許可以忘卻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但歷史學者不可能忘卻「這是誰的歷史知識，為了誰的未來而創造」：前者不必面對來自另一宇宙的質詢，而後者注定生活於他者的注視之下。

歐洲的啓蒙運動致力於一種普遍的知識，歐洲的人權思想致力於普遍的權利，但為什麼在啓蒙之後、在人權思想被發明之後，人類的悲劇並未減少？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在啓蒙的或後啓蒙的歐洲和美洲，不但戰爭和殺戮的規模遠超古代，甚至人權也可以成為戰爭的理由。邁克爾·曼(Michael Mann) 在《民主的陰暗面》中論證說：古代社會存在野蠻的屠殺，但種族滅絕或徹底抹去民族身份的事件卻是現代現象。他以大量例證為據進一步斷言：謀殺性種族清洗經常產生於民族國家的政治民主化潮流之中。現代民族民主國家的誕生過程是從種族清洗——亦即自由、寬容和平等的反面——開始的。在這樣的時刻，在現代普遍主義名義下產生的暴力遠甚於基督教世界在上帝名義下的十字軍東征。當小布什將伊拉克戰爭比喻為十字軍東征時，許多歐美人士滿臉驚愕，但按照曼的研究，這已經是輕描淡寫了。人們對他的「口誤」的驚愕不過證明：即便致力於普遍性的、全人類的歷史知識，人們也無法擺脫歷史身份對其視野的限制。紀念碑的陰暗面並不限於歐美，無論是解放還是改革，每一個進步的界標都包含陰影，問題是我們如何解釋，又怎樣面對。

窗外的山坡上飄散着細碎的雪花，討論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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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叢書 · 顛倒

汪暉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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