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大公報》無論從發行數量、聲譽及影響力而言，都可謂是中國報業的龍頭老大。這一家民辦的、標榜中立的報紙，實際上卻與國民黨走得很近，被稱作「小罵大幫忙」。在政局交迭的情況下，《大公報》如何自我改造成爲新的共和國領導下的報紙？

面臨着被停刊的風險，當時《大公報》的主編王芸生又如何抉擇？

今天的推送內容節選自《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李金銓編，本文作者爲楊奎松。

誠心「投降」的以外收穫

王芸生貧苦出身，性格內向，不善於交際，但相當有才氣，也因此敏感而自傲。他能夠在《大公報》取得如此地位與名望，十分不易，自然會把《大公報》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大公報》如今眼看要毀在自己手裏，王精神上和心理上壓力之大，情感上之難以接受，可想而知。據身為《大公報》社評委員，同時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李純青回憶，王芸生這段時間完全是一副病態，魂不守舍，整日裏長吁短歎，有時甚至連話都說不完整了。他總是一會兒自言自語，說：「國民黨完了！」一會兒又唉聲歎氣地冒出一句，說：「沒有出路了！」無論李純青怎麼勸解，包括提示他投向中共，他聽了都只是搖頭。他早已沒了自信，不相信共產黨會接受他，而是再三表示：「共產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

天津《進步日報》發刊之時，王芸生恰在出發北上之際。他應該是在得知了天津《大公報》要改名的消息後上的船。按照李純青的回憶，王芸生對天津《大公報》被改組並另立門戶一事深感擔心，不知道《大公報》其他各館是否均會落得同樣後果，因而曾要先行北上的李純青「到北平力爭存名」。他自己一路上也在考慮到解放區後如何爭取阻止天津《大公報》改名的問題。從同船北上的葉聖陶、宋雲彬和徐鑄成等人的日記與回憶的情況看，王芸生這時的心態應該還比較平穩。但是，進到解放區後，他馬上就感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壓力。

王芸生（1901-1980）

王芸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做檢查時講過這段時間的思想感情。他說：我「剛到解放區的時候，是抗拒的」，因為在煙臺一登陸就看到了《進步日報》，思想感情上無論如何都難以接受，心裏非常沮喪，知道阻止天津《大公報》改名來不及了。特別是讀了《人民日報》3月4日痛斥《大公報》一貫反動的文字後，過於敏感的他，甚至覺得同行的人立刻對他改變了態度，似乎看不起他了。到北平後，中共有關方面仍有意關閉《大公報》，對《大公報》的歷史自然頗多譴責，王「因對《大公報》所負的責任，必須交代，更感到痛苦與抗拒。」他內心裏自然忿忿不平，想：「既然叫我到解放區來，何必如此整我？」看到許多莫名其妙的人都被奉為貴賓，自己卻受到這種待遇，更感到「豈有此理」。為此，他甚至氣憤地向楊剛表示過「準備結束生命」的想法。

《進步日報》於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後的天津創辦，是解放區第一家新創辦的民營報紙，前身爲天津《大公報》

據王芸生說，他是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後，才想通了的。他因此告訴李純青，自己對天津《大公報》改換門庭一事不再計較了。4月6日，在北平召開的新聞工作者座談會上，他已開始嘗試著用革命和人民的觀點來認識這一問題，強調一個新聞記者沒有騎牆的可能，不是站在人民和革命一邊，就是站在反人民反革命一邊。這之後，他狠著心告訴李說：我們應該把《大公報》獻給國家，獻給人民。「我想通了，不要《大公報》這個名稱了。我到解放區，是投誠來的。」

有了這種思想認識，王芸生很快就學著其他一些知識分子，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檢討自己的文章，充滿感慨地講述了他此行所受到的思想震動，並檢討了自己過去的種種錯誤。他主動去了一趟天津，去見了過去的同人，不僅不問天津報館財產歸屬等等的問題，還主動把自己的這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交給《進步日報》來發表。

《大公報》（1945年8月10日）

1949年4月10日，王芸生在《進步日報》上發表了這篇題為〈我到解放區來〉的文章。他一上來就強調了自己的貧苦出身，聲稱：「我是一行中的唯一的一個北方人。我是在這黃土層中生長出來的。我睡過土炕，吃過饃饃，卻難得想像到解放區如今這樣的情形。」這真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新事物。」

有鑒於此，他沉痛地檢討自己的歷史，說：「我雖是出身於貧無立錐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之後投身過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舊知識分子的路，苦讀勤修，出人頭地。所謂『出人頭地』，就是在既成社會中向上爬。結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動的上層，沾染上渾身的小資產階級的氣習。在生活與意識上，脫離了人民大眾。」因此，我雖然時時想做一個好記者，因為離開了人民大眾的立場，即使有強烈的愛國心，也常常會被反動的統治階級所利用。他接受了《進步日報》同人宣言的觀點，也轉而指責了《大公報》的反動性。說：該報「既有官僚資本，主持人又甚接近反動的統治階級，其基本的屬性是反動的，實際上給反動的統治階級起了掩護作用。」身為這樣一個基本屬性反動的報紙的總編輯，他的結論也很自然，那就是：「我這次到解放區來⋯⋯乃是向革命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的人民陣營來投降」的。為此，他決心要拋棄掉包括「嬌生慣養養尊處優的舊習慣」和「從古老的聖經賢傳到近代資本主義哲學」等知識分子的各種「大包袱」，「誠心誠意的歸入新民主主義的人民陣營」，「一切重新學習，一切從頭幹起」。

據王芸生自己說，剛到北平時，因為范長江在進步記者會師會上提出，今天雖然是進步記者的會師，但仍應劃清敵我界限。他曾當場表示：「我來解放區是投效而來！」當時的想法是「良臣擇主而仕」，把自己視為諍臣策士。而寫這篇文章時，則改了「投效」這兩個字。為了要不要用「投降」兩個字，他說自己曾「冥思苦想多天」，這是他「把自己前半生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作了一番認真思考，懷著痛苦的心情與過去決裂，才產生的真正回到人民隊伍中來的真情實感。」也正是出於要與過去決裂的想法，王芸生破釜沉舟，不僅在中共解放區公開發表這一言論，而且還同意把文章發送給香港的《大公報》，在海外也公開發表了這一言論。

《大公報》上的香菸廣告（1947年8月6日） 

王芸生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他的這篇言論及其將之公佈於海外的作法，因為態度誠懇、轉變徹底，竟然引起了中共領導人的重視。此文甚至和費孝通的檢討一起，被收入《自我批評實例》一書，成為「華僑學習」的必讀物。如此一來，要不要取消《大公報》的問題就再度被提了出來。鑒於上海佔領在即，要封閉的「反動」的中外報刊甚多，全面取消《大公報》又有礙中外觀瞻，毛澤東和周恩來改變了原來對《大公報》的處置意見。4月底，周恩來當面告訴王芸生：「《大公報》不必改名了，你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你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

上海這時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和金融中心，也是中國擁有人口最多、文化生活最豐富的城市。其他城市，包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只有幾家報紙，內中只有兩三家有歷史的大報，其餘多是些歷史短、發行少的小報，而上海僅計劃中必須要「消滅」的「反動文化陣地」就有59家，其中報紙就有18家，新聞處、通訊處還有4家，外埠報紙辦事處1家，刊物8家。報紙中發行在萬份以上，已查明背景，必須要封閉的，就有《新聞報》（有國民黨中宣部背景）、《申報》（有國民黨中宣部背景）、《中央日報》（國民黨中央機關報）、《益世報》（有軍統背景）、《和平日報》（有國民黨陸軍部背景）、《正言報》（有三青團背景）等，剩下的大報只有《大公報》和《文匯報》兩家了。如果把上海《大公報》也像對天津《大公報》一樣算成是有國民黨官僚資本背景而加以取締或改名的話，就只剩下《文匯報》一家真正私營的「民主報紙」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共中央這時關於在大城市中除黨報外，「需要再辦一兩家或若干家非黨進步報紙，以聯繫更廣泛的社會各階層」的新聞報刊管理原則。尤其是上海《大公報》，不僅是上海發行數最大，而且也是全國發行數最大，因而影響最大的私營報紙，如果斷然取消或改名，對中共新政權的統戰影響和宣傳形象也不利。因此，王芸生及時的轉變和「投降」態度的宣示，正好適應和推動了中共對《大公報》政策的調整。

 
《大公報》（1949年10月1日）

1949年5月底，王芸生和楊剛等身著嶄新的解放軍軍裝，頭戴軍帽，隨解放軍三野部隊進入上海。楊剛以軍代表的身分入主《大公報》，按照接管天津《大公報》的方式，在報館內首先組織全館職工進行了政治學習和討論，批判過去辦報方針，灌輸革命的理念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6月16日，在報請上海軍管會批准出刊後，仍為總編輯的王芸生在17日的《大公報》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大公報》新生宣言〉的長文。王芸生在文章中由衷地讚歎解放軍是「我們人民自己的軍隊」，稱讚中共的政府是「我們人民自己的政府」，宣稱上海的解放標誌著「國民黨匪幫的反動政權徹頭徹尾的滅亡，是全中國獲得新生，在這重大時刻，《大公報》也獲得了新生。」

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李金銓 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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