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最后一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主委戴秀英表示，农民工的社会参保率非常低。她提出，要允许社保随着农民工走，社会保险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转移接续，建立全国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长期以来，农民工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形一直存在。他们不仅难以享受稳定的社保，很多时候，连最起码的工资也难以如期、足额拿到。每到年根儿，农民工讨薪就会频频出现在社会新闻中。而为了能够引起政府重视、社会关注，各种花式讨薪也一再刺激人的眼球。这实在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也正因此，在农民工连基本劳动报酬都很难顺利得到的情况下，讨论社保，讨论规范的劳务合同，多少显得有些奢侈。

对于天然处于弱势的农民工而言，这一群体遭遇的权利损害，往往并非一端，而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我们说农民工法律意识淡漠，不注重签合同，由此导致了一旦工资被拖欠，往往难以追溯维权。同样，由于缺乏连续性的就业，社保也难以连续起来。凡此种种，均呈现为一种混合式的样态。

这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当下社会治理过程中农民工缺乏制度救济的现状。

先说合同。在用工呈现短期化、项目化的情况下，农民工就业当然很难稳定。而当人力资源供大于求，劳工总是处于被挤压的时候，则签订合同无异于用工方自缚手脚。若以此强调农民工不注重个人权益，显然是一种苛求。

再说社保。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亿人，超过全国人口总量的1/5。而在2014年时，农民工平均各项社会保险的参保率不足20%，参保率最高的是工伤保险29.7%。

农民工参保率为什么低？根据人社部相关规定，农民工必须要连续缴纳15年的保险金，才能够享受养老保险金。而对于难以实现连续就业的农民工而言，这样的规定显然缺乏操作性。

现实地看，并不是农民工不愿意离社保更近些，而是在农民工与社保之间，有着很多阻隔。如何消除这些阻隔，仅仅靠情怀、靠农民工自己提高权利意识，远远不够。

这就要求，必须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一方面，下大力气优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依法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整个社会要营造一种“零容忍”的氛围，而不要互相扯皮，把责任都推给别的部门，让农民工在转圈圈儿的过程无处诉说。这其实是一种普惠制的就业基础工程，必须进一步完善、优化。

另一方面，在社保层面，也应该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既然农民工的就业很难实现连续性，则相应的制度设计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形调整。据披露，人社部正在制定社会保障的管理服务条例，希望农民工的心声能够被听得见。

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民工承担了城市里很多脏活、累活和苦活。他们容易受到疾病、工伤等侵袭，他们也需要社保这个保护伞的庇护。对此，制度层面和社会层面等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