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60余天的抗疫行动中，身处疫情暴风眼的武汉、湖北一线的社会组织如何守卫湖北？如何与全国的社会组织协作打通一条条生命线？他们在前线的生存状况如何？下一阶段，将会开展什么工作？在湖北公益生态建设上，一线的伙伴有着怎样的思考和需求？

我们访谈了3家武汉的、1家湖北孝感的参与抗击疫情的一线公益组织，分别是省级支持型机构-武汉恩派、省级枢纽机构—孝感义工联、社工机构—武汉逸飞社工、专业社会服务机构—武汉创益无限，4家机构负责人讲述了他们眼中的战友与战场……

本主题我们将分为上下篇进行推送，上篇呈现了一线组织的战疫行动和协作感受、经验和挑战（湖北抗疫一线社会组织：我们眼中的战友与战场（上））。下篇主要呈现一线组织下一阶段的工作、对社会组织协作长效机制和湖北公益生态的期待和建议。 

 本文受访嘉宾如下：

*本期文章是“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专题的第24期，由敦和基金会组织采写。

注：内容已经受访者确认，文章仅代表受访者观点。

撰文/编辑：佳 泠溪

视觉编辑：莎莎

CNC-COVID19：你所在的机构或网络下一阶段会重点关注哪些议题？

唐明金  恩派公益中部地区负责人

唐明金：针对全国不同议题的社会组织，我们后期也考虑建立一些联盟，比如同一个方向的社会组织、资源方，我们特别希望能去搭建这样的平台。希望在纵深的领域，聚焦残障人士和困境儿童两个方向。把直接服务的社会组织和关注这个领域的基金会、企业、落地的试点的政府官员，建立议题网络。基于网络，共同探索，如何回应人群的真实需求，如何策划更可持续的项目，然后去落地，未来去推广复制。这也是基于疫情，有这样的启发。

这次疫情，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启发。首先，针对联合行动的，把同一个议题的服务机构进行整合。大家共同去需求挖掘，策划和执行项目，整个过程，这样的机制非常好。所以，这样的协作方式，基本上也会作为我们下一个阶段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一个模式，促进他们成长和发展的同时，我们会继续做一些推广和复制。

然后，从整体的社区韧性的角度，我们认为社区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场景下，未来社区如何自我赋能，这也是未来恩派在社区建设方面，我们跟基层政府洽谈和倡导的方向。过程中，势必会关联到社区内部的自组织，包括社区治理的机制，多元参与的模式。疫情之后，一些基层政府的领导，可能会意识到，过去在这些方面，已有的社区资源可能是不足的，下一阶段，我们也会从这些方面去切入，进行一些倡导。

周文  湖北省孝感义工联合会会长

周文：未来1到4个月，一是做社区赋能项目。社区是中国社会治理最小的单元，社区治理响应能力决定着群众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有数据统计，灾情发生时，75%的人是邻里之间的自救，要根据社区的特点，在社区中培育自组织，制定社区应急管理预案，做相应的应急演练，提升社区应急能力。

二是社区民生保障。针对困难人群，提供生活保障、心理支持、哀伤辅导等。

三是公共卫生倡导。

四是联合救灾网络巩固发展，抗疫行动的复盘、行动网络成员的能力建设等。

这四个方面，我们机构还是做好协调平台的角色，孝感义工联来统筹，伙伴一起参与。世界的美好不是你自己做了多少，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我们要做的事。

周英   武汉市武昌区首义路街创益无限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

周英：我们已经申请了招商局基金会的项目，计划4月1日启动社区儿童陪伴成长的项目，为10个社区的200个困境家庭提供课业辅导，线上陪伴成长。现在已完成大学生志愿者的招募，接下来要进行大学生志愿者的培训、受助家庭的申请信息整理，以及外部专业支持团队的资源整合。

做出这样的决策，主要基于我们机构是长期做儿童教育的专业机构，这也是回归我们的主业。

另一方面，我们在前期服务的过程中，发现因为封校线上学习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有生存困境上的，如一些贫困家庭在学习硬件、隔代辅导上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工作困境上的，医生、环卫工人、社区工作人员、交警等必须到一线开展工作，没有时间精力陪伴家里的孩子学习。从武汉、湖北疫情情况来看，预计6月份之前，孩子们还是会在家里线上学习。

陈兰兰  武汉逸飞社工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

陈兰兰：疫情期间，由于死亡、治疗、隔离等给个人、家庭和社区造成了不同的创伤，社区恢复和疫后重建工作将是我们的重点工作。逸飞社工将结合现有服务项目，以“亟待复工复产人员、非新冠重症急症患者、丧亲群体和弱势群体”四类重点群体为服务对象，以线上和线下服务相结合的工作方式，采用“社工+社区+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四社服务模式，协同社区开展社区重建工作。

在个人和家庭层面，链接心理咨询师和专业社工资源，开展居民心理援助和生活调适工作，对因疫情陷入生活困境的家庭申请救助，帮助解决经济困难。

在社区层面，协同社区社会组织，开展社区矛盾调解工作，缓解因疫情造成的各类关系紧张的情况，同时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居民就业指导，帮助社区居民快速就业，恢复政策社会生产生活。

在社会层面，一方面，根据居民需要，了解相关社会政策，及时做好政策宣传，并及时报道街道的服务动态，展示服务成效，扩大服务影响力；另一方面，调研了解疫情期间各类社会问题和政策问题，形成疫后社区抗毒的长效机制和重大事件社区预防机制。

此外，随着全球疫情的迅速发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逸飞社工积极响应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及武汉理工大学的号召，将前期探索出来的线上服务模式与全世界人民共享，迅速将前期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师、心理咨询师和医师资源聚集起来，组建了海外抗疫居家后援团1群和2群，为海外就地居家隔离的留学生、国人及华侨同胞服务。

后续，逸飞社工将担任群管理，动员在地隔离留学生一起参与线上抗疫服务，为所有海外同胞提供医诊指导、情绪疏导、心理援助和康复陪伴等服务。同时，线上直播课也将为海外同胞们提供有针对性的直播课程。

CNC-COVID19:这次疫情之后，你对湖北的公益生态发展持怎样的态度？

另外，政府在疫情防控当中，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防控疫情期间，但我们预计，在疫情后期，尤其是很多的社会服务，感觉政府采购的方向可能会关注到疫情后的社会服务。政府资源的投放，在加上全国各地民间的资源继续投放在湖北的话，又是一股比较大的力量去促进当地民间公益的发展。

我觉得对于当地的社会组织如何更加有效，更加专业的把服务项目落地，势必会影响整个机构团队的能力，包括管理能力，专业服务能力，这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对于湖北公益组织未来发展的资源，我持乐观态度，因为湖北处于疫情的暴风眼，社会问题非常突出，社会关注度也高。政府会投入资源恢复社会重建。有很多基金会愿意在湖北落地一些项目。我反而更担心的是湖北一线组织有没有这个能力把项目执行好，能不能让政府、公众看到公益组织的专业性。

湖北原有的很多组织，都是几个人凑份子或者找到爱心企业到福利院、敬老院做一些服务、环保卫生等，没有筹款和项目运作的意识。

一线公益组织，要做的是锻炼自身的能力，积累专业知识，培养机构人力。目前非常缺少专职的从业人员，去落地项目，执行好项目，比如说怎么写项目书、怎么做合理的预算，怎么去把控项目进度，调配这些社会资源。

外部的资源要花更长的时间和精力，帮助湖北公益机构培养专职从业人员，在落地项目的同时帮助湖北机构做能力建设，培育一批专业的社会组织。

周英：我认为在整个疫情期间，新生了很多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精神获得更多人的肯定。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武汉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还比较薄弱。志愿服务是服务于人的行为，一些志愿者很有热情，但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经过需求调研，就把他想象的、理解的社会需求进行了公众呼吁，接收到物资后胡乱投放。这种行为就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物资非必要的损耗，反而导致负面社会现象，影响公众参与公益的热情和信任。

疫情期间有几家媒体打电话给我，希望挖掘悲情家庭、志愿者英雄故事，我对此邀请表示了我的不认同。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过分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整个疫情治理过程中，无论是哪一个个体，他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我们需要承认志愿服务中的合力与资源的专业整合才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

CNC-COVID19:由于抗击疫情，政府、社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资源，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行业整体资源的分配。据你们观察，接下来自身及湖北的公益组织是否面临生存发展挑战？你期待政府和行业在支持湖北公益生态发展上给予怎样的支持？

唐明金:据我们了解，很多一线草根组织，未必有很多的财务盈余，好多一线组织说连工资都发不起了。这个到底能撑多久，是需要拿机构的财务报表来说话的。确实我们要从一个比较长远的视角，看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有可能挖掘到的机会。

首先，一线组织需要有前瞻性的视野，关注眼前需求的同时，需要把眼光放远；关注到未来的半年、一年、甚至两三年，行业发展的趋势和变化，在大的政策、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需要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

然后，危机，有危的地方可能还是存在着机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客户、业务两个方面出发。

老客户盘点和回访：我们需要分析过去正在合作的资助者，他们经过疫情之后，有可能会有哪些变化，是老的项目要做变更，还是老的项目做完之后，有哪些新的方向，这需要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去做分析的。因为这些老的合作伙伴本身对机构是有一些信任感，所以继续围绕他们探索未来的合作，相比开发新客户来得更快的。

新客户开发：在疫情过后，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机会，尤其在社区的场域，社区服务的方向，有可能会产生哪些新的服务需求，我觉得社会组织需要找一些新的机会，这就可以关联我们的一些业务，哪些业务需要持续去做，还有一些可能是基于合作伙伴提出的方向，我们需要去开拓，启动一些新的项目或产品，来回应这样的新的需求。

社会组织也是一定要去变革的，不是说一如既往的只做那么一件事。社会组织快速适应新的环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也明显感觉到，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可能会筛掉一些社会组织，但同时可能也会发现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所以，一方面是自救，寻找新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就是内部团队的整体提升，如果团队的学习能力跟不上，没办法适应机构的新的改变，那势必会影响团队结构。因为这需要机构去转型改变，而不是某一个人。

我们在武汉，我们团队也是在这样不断的自我分析，包括分析外部环境，寻找新的业务模式和方向，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如果只是原地踏步，我觉得会死得很快。

从政府公共部门的角度，本身也是社会治理、社区治理。这次疫情也是比较大的考验，政府的公共政策，自上而下的，政府应急体系的建设，会形成一个倒逼作用。这次的公共卫生事件，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很多围绕政策倡导和研究的学者和机构，围绕这个方面来开展工作。这也是对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的促进；

从民间公益慈善的角度，更多的还是从专业组织和人才培养出发，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公共卫生的医疗事故，行业内部，不同的组织如何协作、如何互动；

这次我加入了很多网络的群，各种不同的群，我明显感觉整个行业在这部分不是很成体系，虽然形成了一些网络，但是网络彼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较少。一开始行动的时候，感觉并没有联合得特别理想。到后期才会慢慢有一些联合。

未来基于第三部门的协作角度，感觉还是需要顶层设计。还是需要行业的一些头部的机构倡导，把网络和机制建立起来，打破现有的小协作网络之间的壁垒。现在很多小网络错综复杂，可能不太利于大家彼此之间了解相互的状态。

感觉现在是不同的机构想去做自己的网络和联盟；这次我们在武汉，同时有好几家基金会来问我们收集当地社会组织的需求。我当时就想着，前期有一个大的平台，汇总在一起，所有的资源提供方，大家可以在一个平台上做沟通。

从评估的角度讲，我其实后期很担心，有一些社会组织拿一个项目，多头去寻找资金支持，又多头去交付，就是因为一些信息壁垒造成的。

我们也发现申请多家基金会支持的，总是有那么几家组织，但是还有很多民间真正自发做服务的团队，跟我反馈，他们要么没时间写项目申请书，要么不知道怎么写，或者不知道有资助的信息。

这确实也是现状。未来，对于一个地区行业的促进和发展，需要平台组织，资源方需要做共同的探讨，看看如何共赢；这次在湖北，对于湖北的公益生态，怎样把体系建立起来，可能我们也需要在湖北联合其他的平台型组织。

周文：在外部的支持上，有三个方面需要关注：一是疫情影响的方方面面，造成了阶段经济停摆，种植业农民的损失很大。湖北是务工大省，还有很多农民被困不能进城务工。今年又是扶贫攻坚的结尾年，任务更重更难，湖北有很多地方没有脱贫，可能会出现返贫现象。

二是社区赋能，今后几年都需要长期关注，推进韧性社区建设。

三是公益组织的发展。一线公益组织执行项目时，需要执行经费，不能让公益组织、志愿者既出力、还出钱。这次抗疫一些企业、基金会只给物资，没有给执行成本。比如物资运送，大货车司机也是普通群众，也有生活压力，必要油费等支出还是要支付的。这样的做法，让一线的机构做得很吃力，也有损公众参与志愿行动的积极性。

创益无限关注的受益人是以家庭为单位，只有家庭稳定了，社会才会稳定。除了教育以外，志愿服务这件事情我们也会长长久久的做下去，根据疫后的情况，做一些微调，但依然会以社区为着眼点。我们会邀请更多大学生、爱心妈妈参与进来，把志愿服务这件事情做好，激发社会公民责任感。

针对基金会对一线社会组织的支持，现阶段基金会更多资金都是帮助了直接受益人。希望社会重建阶段，基金会能够有一部分的资金用来帮助我们这种小型的社会组织专业成长。我们需要有专业知识，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很多人并不是原本就在这个领域，更多是因为一腔热情。如果我们希望整个志愿服务、社会服务有一个良好的生态，其实对每一个参与志愿者，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专业培养，这个很关键。

三是要培育社会的自发性、志愿精神。社会组织要发挥自身优势，联动微小社会力量，运用专业的方式培育引导社会力量。在重要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做好自发合理合规快速响应，形成社会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