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培育热带雨林公益生态，提升行业应对挑战的弹性和张力

编者按 

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推动，对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个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机会？

公益慈善基础设施作为行业发展的骨干和基石，自身应该如何发展完善？

公益生态如何不断优化提升？

整个行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应该如何定位？

……

针对上述议题，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主要从以下四个层面分享他的洞察与观点：

• 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

• 培育热带雨林式的公益生态

• 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挑战和路径

• 以基金会论坛为例，看关键点位如何凝聚行业发展力量

▲ 徐永光 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

11月23日上午9：00，“公益慈善基础设施2.0：聚焦关键点位 加速构建生态”平行论坛（可点击预约直播）将于线上播出。论坛旨在聚焦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点位和行动抓手，为联合推动行业生态构建提供行动方向。

一、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

提问：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公益行业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徐永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国让民进”“国进民退”“政社协同”。

• 第一阶段：“国让民进”

改革开放后，政府释放了一定的空间让民间力量进入。在这过程中，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开始出现。

1988年，国务院制定的第一部专门规范中国民间组织登记管理的行政法规《基金会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办法》非常明确的规定，基金会定位于民间组织动员民间资源做公益。对于民间组织的界定，政府在法律语言上非常清楚了。

同时，民间公益谁来做呢？一些有政府背景的民间机构的出现有两个重要价值：一、民间力量参与公益其实是进入公共领域，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二、民间公益解决一些政府管不过来的事务，比如儿童失学等。“希望工程”30周年的时候，习总书记寄语说到“创新社会动员机制”，这是对“希望工程”非常精准的评价。

• 第二阶段：“国进民退”

2005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2005年11月，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华慈善大会，这场政府和民间组织联合举办的慈善会议，使得慈善事业被提到一个新高度。但中央的政策到一些地方的执行开始走样，慈善变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二税源”，以权谋捐、强捐、逼捐、摊派等现象产生的所谓“慈善风暴”，极大地伤害了慈善的自愿性和社会爱心。

▲ 2008年12月5日，中华慈善大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李克强、回良玉亲切会见中华慈善奖获奖者。图为胡锦涛与徐永光亲切握手

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本来应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公权力的介入，使得公益慈善的公众参与和社会信任受到严重伤害。

2008年，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当中，社会上虽然形成了公益行业的声音和行动，但是民间公益占有的资源也许连1%都不到。虽然说出现了行业联合行动的形象，但公众对公益的信任依然在倒退。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五部委下令1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把捐款“汇缴”给青海省人民政府。如果不是因为基金会依法抵制使得政府收缴基金会捐款未能实现，否则，中国民间公益的倒退将难以挽回。

2011年出现了五大事件：

（1）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吃亏在于不透明；

（2）尚德电力“诈捐门”，中华慈善总会受捐物资疏于管理不知所终；

（3）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打着公益的旗号做商业医疗保险；

（4）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被媒体攻击；

（5）陈光标假捐款被曝光；

这些事件让整个公益行业的社会信任、公信力被打到最低点。

• 第三阶段：“政社协同”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这一阶段，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其中，公益组织与政府在一些目标和诉求上相向而行的同时，也要主张公益自身的独立性。

2016年《慈善法》出台，标志着行业发展的阶段性重大进步。《慈善法》在本质上给了民间公益作为独立部门的定位，厘清了慈善的官民分野，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民间领域。

在法律上，行业应该贯彻《慈善法》；在发展方向上，十八大提出的方向是行业发展的目标，如果偏离了这个方向，就需要调整。相信中国公益文明将在曲折中前进。

目前，我们仍然处于第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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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历史起点在什么时候？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元年和中国公益元年有何区别？二者应该如何界定？

徐永光：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后，公益行业形象出现。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公益元年，依我看，把2008年看作中国公益行业发展元年更为准确。在2008年之前，很多国字头基金会的公益项目已经做得很不错。如果2008年是中国公益元年，那么，“希望工程”算什么？

▲ 徐永光（左一）和希望工程“大眼睛”苏明娟合影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就觉得民间公益力量包括草根公益组织一定要进入这次抗震救灾，如果不参与我们这个行业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5月13日上午，我联络十几家公益组织联合发表了“中国民间组织参与汶川地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希望积极发挥民间组织力量，联合做出反应，共同支援灾区，关注灾后重建。那次声明是中国公益行业的第一次联合声明，后来有上百家机构签名，代表着一个行业的集体亮相。

以往遇到自然灾害，通常是政府或官办慈善组织参与。这次参与抗震救灾，标志着民间公益作为一个推动社会进步力量的形成，行业凝聚的状态一下出来了，公益行业被地震“震”出来了。

二、培育热带雨林式的公益生态

提问：第三次分配的大背景下，行业面临怎样的关键挑战？

徐永光：目前公益行业生态需要极大改变，大机构，特别是有政府背景的基金会、慈善总会吸纳了大部分资源。没有政府或者商业背景的公益组织，面临资金、环境、政策等一系列的困难。

推进公益慈善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方面，需要打造和培育一个自然平衡、多元、可持续的公益热带雨林，其中有参天大树、小草、涵养水源和各种动植物。我们培育公益供应链生态圈，让有钱的、会募捐的、会做事的、会倡导的，各展所长、优势互补，让各种能力、资源、人才、信息能够产生有效链接，通过有效链接提升整个公益资源配置的效率。

武汉疫情、郑州水灾发生后，公益行业面对大量涌入的资源无法有效运用和消化。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热带雨林式的公益生态，面对倾盆大雨可以涵养水分，面对干旱时可以释放出来。这样的生态可以保持应对不同挑战的弹性和张力。

公益生态建设需要公益行业自己提升意识和行动，还需要公众参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是“雨露”，政府支持是“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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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打造热带雨林式的公益生态，您认为还需要哪些重要力量加入？相关力量需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徐永光：中央提出将第一、二、三次分配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个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对公益行业发展应该是利好。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推动，是给社会组织一个更大的舞台。从筹款、管钱到花钱，需要谁来落地？其实需要公益参与。社会组织要扮演好自身的角色，把握公益行业发展的机会。

▲ 2021年11月13日，徐永光在以“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为主题的南都观察年度对话现场发表演讲

第三次分配不光是企业和富人参与，要有广泛的公众参与才有根基。随着慈善捐款越来越多，但一定要恪守自律和透明这两条铁律，推动公众参与，有效使用资源等。

要抓住这个行业发展的机遇，关键在人才。机会大了，资源多了，确实需要更多人才来做。

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行业，对于政策环境、行业发展空间可能都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如果是一些糟糕的人做事，可能只能使政策环境越来越恶劣。同样的社会环境，不一样的人可以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公益行业还是要有门槛和淘汰机制，留下来的是好的人才、好的组织，能有更多的空间让优质的人才、资源进入，整个行业生态才会不断优化提升。

三、慈善基础设施建设挑战和路径

提问：行业发展在政策环境方面，面临哪些瓶颈？

徐永光：目前，行业面临的一个制度性障碍是依法享有的税收优惠得不到有效落实。《慈善法》规定， 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但依据相关税制规定，非营利组织捐赠资产的投资理财收益，仍须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这些障碍是需要行业猛的去突破的。

▲ 徐永光分享基金会发展面临的政策环境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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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推动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各相关方在行动和理念上，还需要有哪些提升？

徐永光：一是要走联合的道路。孤军奋战、身单力薄的情况下，需要形成更多的行业合作平台。行业平台不是某一家做自己的事，而是大家联合起来推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议题、建设某一种能力。

二是中国需要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目前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基金会当中的占比不到1%，这个结构需要突破，这样整个公益生态才有可能得到比较大的改变。中国的草根公益机构没有公募资格，本来资源就困难，再加上基金会、慈善会把钱拿去主要自己用，他们的日子更不好过。在99公益日时我说过“慈善总会融入民间，草根公益向死而生”，这些机构应该相向而行，越走越近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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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下一步，您认为基金会行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

徐永光：《慈善法》提出，慈善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在此基础上，建立行业自律机制应该成为基金会行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在10多年前就已经开发了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的自律准则，有100多条，建立了一些基础。推动基金会行业健康发展，需要有一批基金会持续投入到自律机制的讨论和建设中。

▲ 左：2003年《中国非营利组织诚信和行业自律呼吁书》  右：2006年《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讨论稿）

行业自律机制要比法律还要严格，是行业机构追求卓越的一个准则或公约。

基金会自愿提出遵守行业自律机制中的标准要求，努力做一个卓越的基金会，成为自律机制的签署机构。

通过自律机制的背书，识别行业的“良币”，进而“自清门户”，达到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目标。希望将来签署行业自律公约的基金会从几十家到几百家，让卓越的机构自己给自己压力，努力做得更好，让资源流向优秀的机构。

四、以基金会论坛为例，看关键点位如何凝聚行业发展力量

提问：2008年，您着手推动基金会论坛的筹备，当时的考虑是什么？

徐永光：当时行业还是比较孤单的。行业应该要有一种模式能让大家在一起，基金会论坛为行业提供了这个在一起的机制。

公益行业总体上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和压力。在基金会论坛的几次会议上，大家可以说是抱团取暖，共度冬天。还有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通过讨论大家的共识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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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您如何评价基金会论坛从成立至今，在推动行业发展方面发挥的价值？

徐永光：从现在发展来看，基金会论坛还是达到了最初的预期。基金会论坛作为平台，承载着行业交流、研究、合作、倡导这些目标，十几年了一直在做，而且还在不断地进步。

▲ 2016年《慈善法》颁布后，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正式更名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徐永光（左三）出席交旗仪式

在促进行业交流与合作方面，基金会论坛坚持每年办年会以及现在的很多活动，每年的议题经过大家的反复斟酌、讨论。

这些议题大多针对行业发展的目标或者痛点，在促进行业的交流、合作与发展的同时，让大家有一种方向感，也给很弱小的行业壮一壮气势。整体上不断推动行业的联合发展。

现在基金会论坛有一个比较有能力的执行机构——秘书处，整体团队比较稳定，希望下一步在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基金会论坛直接操作或者参与一些联合发展，在平台建设方面取得更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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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目前，基金会论坛有24家组委会成员，论坛组委会能凝聚众多基金会的原因是什么？

徐永光：我相信主要还是为了公共利益，希望推动行业进步。同时，加入组委会也有助于提高机构的影响力，显示行业中的地位。

其实，真正有行业发展意识的机构并不多。中国绝大多数的基金会不关注行业，都在埋头做自己的项目，这个比例能达到95%以上，甚至更高。

行业能够提供的基础设施是公共品，大家都要用，但做行业公共投入的机构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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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目前来看，这种支持行业发展的新生力量有什么变化？

徐永光：这股力量显然是越来越强了。目前，一些专业性的平台网络也实现了快速发展。比如 “公益筹款行业培育平台”、“资助者圆桌论坛”、“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等。

去年，敦和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联合举办了CFF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平行论坛，呼吁基金会与行业行动者们提升行业发展的公共意识，也期待行业能有更多人加入到公益慈善基础设施建设之中。

编辑：泠溪

视觉：宣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