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戏里戏外都在审判，但真相是什么

3月29日，刚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电影《坠落的审判》在国内上映。而一场意想不到的场外“审判”，让这部原本有些小众的影片，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就在几天前，影片在北大举行首映礼。映后的交流活动中，担任主持人的《奇葩说》辩手陈铭和现场嘉宾、北大教授董强，因某些言论和姿态，遭到现场观众声讨。尽管陈铭最后道歉称，“我们四位不是以男性或者女性坐在这里发言，而是以人，来真诚地分享我们的感受”，但大众并不买账，发酵到网上更是引来口诛笔伐。

有关“男权”“爹味”“男凝”等的争议，与电影本身强烈的女性叙事，形成了一场鲜明的互文。

左起：陈铭、缴蕊、导演特里耶、戴锦华、董强

一部电影，戏里戏外都在“审判”，真相究竟是什么？又或者，绝对的，唯一的真相，真的存在吗？

一部理想的女性电影

“这是我心目中的女性电影，是我会期待并且认同的女性电影。”

在活动现场，戴锦华教授认为，只有女性导演的视角，才能“如此真实、准确，隐忍、精致地表达”出影片内容。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也承认，整部电影是以女性主角为中心来构建的，“我的女性导演身份对于创作这部电影”非常重要，不容漠视。

左起：缴蕊、特里耶和戴锦华

看过电影的观众也应该承认，《坠落的审判》的女性视角是确凿无疑的。打开影片的第一把钥匙，便是性别——如果男女主角的性别互换，这部电影内在逻辑将很难成立。

故事围绕一桩坠亡案展开。一对夫妻，都是作家，住在雪山上的独栋房屋。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只狗。一天，丈夫从阁楼坠亡，妻子是最大嫌疑人。法庭的审判，即意味着对这对夫妻进行残酷而真实地解剖。

解开夫妻关系之谜，便能无限接近真相。如何呈现这种关系，直接关乎影片成败。特里耶导演聪慧至极，她从以下几个方面拆解了夫妻关系。

从语言上看，妻子的母语是德语，丈夫则是法语。妻子跟随丈夫来到法国的雪山定居。可是当丈夫深陷困顿时，他指责妻子，他的负担都是被妻子强加在身上的，包括语言。你以为两人的通用语是德语吗？不，他们说英语，一个第三方语言。这是两人的折衷方式。当妻子指出这一点，丈夫无法反驳。

从行动上看，丈夫放弃教师之职，来到雪山，全职写作。因自己的疏忽使孩子意外受伤，他内疚不已。写作难以为继，又被家务和困窘的现实剥夺了独立的时间。他陷入抑郁。同时，妻子的作品却接连出版，小有名气。家庭义务和事业成败的失衡，使丈夫听不进去妻子的解决办法。两人为此争吵不休。

从结果上看，丈夫陷入自身和家庭的失败，曾试图自杀，后又攻击妻子剽窃自己的创意并多次出轨。妻子的确不完美，但她是坦诚的，借鉴创意前曾征得他同意，出轨一事也可理解（儿子受伤后，丈夫拒绝性事），以及她一直都在鼓励支持丈夫的写作。

戴锦华说，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丈夫被置于传统意义的妻子的位置上会发生什么，这是特别引人思考的。”

这种位置的有意对调，就是导演解剖夫妻关系的手术刀。她为我们呈现出赤裸又真实的一面：哪怕小到以家庭为单位，也存在一场关于性别权力的审判。当习惯优势与利益的男方，深感权力失衡时，他会将自己确立为受害者，并要求妻子承担他失败的罪责。

影片的女主对此反驳道，丈夫写作失败是因为他害怕，没有人应该做他的替罪羊。他对妻子的全部指责，无论是语言、行动和结果，本质都是想剥夺妻子的主体性，拿回自己的主导权。可是能力以及心理的重压，使这种对抗失效了。于是，“坠落”成了一种必然。

 一部取消“真相”的电影

另一方面，女性主义或许是打开《坠落的审判》这部影片最重要的视角，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排除所有的主义、议题和观念，它仍是一部好看、新颖、独特的电影。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颁发给它，是在奖掖它的叙事方法：打破虚实边界，无限接近生活。

在北大交流中，导演特里耶提到，本片没有闪回镜头。所谓闪回，是指影片插入过去事件的镜头，可视为角色的回忆。但电影中分明出现了丈夫的画面，他和妻子吵架、和儿子说话，的确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为何不算闪回？

在北大首映礼的导演特里耶及翻译缴蕊

理解了这个问题，就能理解导演的叙事方法。

因为丈夫的画面，根本不是丈夫的回忆，而是其他角色通过声音、对白、描述和想象等方式，虚构出来的场景，类似侦探根据现场痕迹对案情所作的猜想，它是一种真实的可能，而非真实本身。

就以本片最经典的一幕来解释。夫妻吵架的录音带在法庭播放，镜头便回到过去，厨房里的夫妻你一言我一语，在攻防与清算间，揭露丈夫的崩溃原因：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且无力推卸责任和改变现状。

伴随录音及法庭众人的沉思，镜头突然跳转到过去

吵架的尾声，镜头回到法庭，录音带还在播放，显示屏上标记着录音的转译文字，法官、律师、女主、儿子及旁听席的所有人，都在凝神聆听录音。随后出现的摔碗、殴打、呻吟声，疑似在家暴。

旁听席的人正在聆听录音

音频专家分析称，这是妻子在打丈夫。但妻子当庭反驳，她说，这是丈夫在自虐。他以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的无能和妻子。

有声音，无画面，大家只能靠声音来想象当时的场景。这种想象就是虚构，它并不牢靠，甚至可能会背离真实。

影片最后一场庭审，来自儿子的供述。

他同样“回忆”了父亲和自己的对话。这场对话揭示了父亲的自杀倾向，成功地帮母亲脱罪。镜头的确呈现了父子同框的回忆画面，但父亲的台词，配的是儿子的声音。导演的小技法，等于宣告这里的父亲只是儿子的虚构，绝非真实的闪回。

父亲说话，发出的是儿子的声音

结合影片中多处台词的暗示，如检察官说儿子的讲述是故事，而非证据；母亲说，录音带呈现的只是夫妻关系的一部分，远非全部；法庭监护员对儿子说，没有证据时，我们只能选择相信某一方。

诸如此等，都在揭示电影的着力点就是取消证据，取消真相，取消虚实。

影片最后，丈夫是自杀还是他杀，仍属谜团。这场审判，没有胜者。我们很难说清楚，丈夫的“坠落”是谁的责任，妻子对丈夫的爱是否为真，孩子是否作了伪证，关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爱恨纠葛，苦乐忧惧，谁又能清晰界定，精准划分，建立一个牢不可破的数学模型？

戏内如此，戏外何尝不是这样？没有标准答案，才接近我们的生活。

女主演接受采访时表示她也不知道真相

 一部呈现“复杂”的电影

《坠落的审判》里有三场审判戏。

第一场，分析丈夫的死亡现场，通过电脑模拟、专家判断及双方讼辩，解读死亡的可能性，即是否能排除自杀。

第二场，讨论妻子的作案动机，围绕一卷录音带及其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想象与辩诘，试图推论出妻子因无法忍受丈夫的崩溃而做出某些行动。

第三场，判断儿子的陈述语言，通过他的讲述验证了父亲曾流露轻生的念头，使得法官的天平在自杀和他杀间，倾向于前者。

从某种程度讲，这三场审判可归纳为一场针对人生的审判：

丈夫隐喻第一阶段，突遭变故，生活困厄，想解决问题，却无能为力，处在窒息的深渊，痛不欲生。

妻子隐喻第二阶段，坠亡案便是她的深渊，对此，她无处逃避，只能直面，应对外界、亲人及内心的审讯，一步步地为自己辩护；她要赢回继续生活的权利。

儿子隐喻第三阶段，面对溃败后的慌乱，他强迫自己发现一些足以“信以为真”的东西，将处在放逐边缘的母亲拉回到身边，以此重新开启往后的生活。

从溃败，到面对，及至重建，这何尝不是多数人即将或正在经历的人生。

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新闻画面、纪录片式的镜头以及几乎没有调色、滤镜的画面，这一切似乎都在极力营造“我们的生活”。

导演意欲何为？北大交流现场，她说出了目的：“在我看来，电影的任务是接近复杂的生活，呈现生活的复杂性。”

好的作品，正如生活，本身是复杂的，它从不拒绝多元化的读者和观众。

《坠落的审判》是一部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特征的影片，任何对此的回避或忽视，无疑都是一种性别上的傲慢。同时这也是一部在叙事技法、虚实辩证、人生隐喻，乃至其他更为细致入微的可供深究的内涵上做得非常出色的优秀影片，它也不该被性别的争议所淹没。

正如导演在采访中所说，“当我拍摄电影时，我当然会把所有这些都赋予女性，因为我是女性……但与此同时我也对男性很感兴趣。我的意思是，我并不只是想拍关于女性的电影。对我来说，有趣的是思考我们如何共同生活……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相互交流的方式，找到一种不交战的方式”，没有人是绝对正确的，重要的是“如何共存”。

而共存的第一步，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

撰文丨李瑞峰    编辑丨李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