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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五年首次征片,大象点映吴飞跃回答“破浪计划” |专访

东西文娱 2022-06-1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艺东西 Author 艺东西


“我们坚定看好电影市场会朝着多元化、分众化的方向发展,这个信息大爆炸、时间碎片化的时代,一定会迎来一个返璞归真的转折点,人们对于真实的、能够引发思考并触动情感的好内容,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这是纪录片发展的机会。我们想,市场上如果能有3个真正的爆款稳定持续地出现,纪录电影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受市场瞩目的类型。”


导  读


日前,大象点映发起了“华语先锋电影破浪计划”。这是大象点映成立五年来的首次征片。

 

“破浪计划”面向有公映许可证但尚未发行过的华语文艺片、纪录片等各类电影进行征片,大象点映将为入选影片提供大象分众影院专线上映、二级市场放映、互联网平台上线及全程宣发支持等服务内容。

 

此前去年9月,大象点映发起“大象分众放映计划”。截至目前,“大象分众影院”已经扩充至416家,覆盖全国112座城市。在这些放映空间逐步搭建起来后,“破浪计划”将进一步充实其电影内容运营。

 

大象点映创始人兼CEO吴飞跃向东西文娱表示,“大象分众放映计划”聚焦在对全国放映空间的筛选与合作,可以理解为是分众放映的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分众电影发行网络已初具规模。而“破浪计划”则聚焦于华语先锋电影内容的运营。“破浪计划”可以说是大象点映发展到现阶段、具备相应能力之后的必然选择。

 

在此次推出“破浪计划”的同期,大象点映三度合作贾樟柯,正在联合发行由其导演的纪录片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作为国内文艺片、纪录片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大象伙伴影业共出品/创作了十部院线电影,旗下电影宣发平台“大象点映”已完成70+部国产文艺片、纪录片的院线宣发及长线放映。

 
大象点映的特色,便是其首创的C2B众筹点映发行模式。2016年,因为大象自己创作出品的首部纪录电影《我的诗篇》(2015年上海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吴飞跃与秦晓宇联合执导)发行无门,吴飞跃和他的团队一起探索出了这一模式。通过精准的垂直宣发,观众可以作为发起人自主发起观影活动,自主选定影院和观影时间,自主召集观众,从而获得了排片的主动权。在这一发行模式下,《我的诗篇》2016年在205座城市实现了1000场众筹观影,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取得250万票房。
 
经过3年的发展,大象已经积累了一批喜爱纪录片、文艺片的影迷,用户数近100万,并且结合大象擅长的C2B众筹点映,在精准宣发方面摸索出了一套排片公映和众筹点映相结合的发行模式。
 
从之后的一些案例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积极效应正在持续发酵。这几年由大象发行的电影,从2019年《零零后》(516万),到2020年《棒!少年》(789万票房),再到2021年《九零后》(1100万票房),几乎每年票房都能上一个台阶。
 
随着发行渠道上更多的拓展,此次“破浪计划”提供的服务内容,将包括线下排映保证以及线上、海外等多渠道发行。
 

吴飞跃表示,大象点映现阶段要更主动地面对市场和观众,在现有的市场基础之上,用微创新的模式、用特色片源来开辟一块新的发行放映阵地。大象电影希望通过强化发行环节来提升票房产出,帮助片方建立良性的、全方位的回收渠道。
 
在吴飞跃看来,近年来纪录片市场在稳步提升,并且观众对于纪录片的接受度也在逐渐提升。
 
“电影市场会朝着多元化、分众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对于真实的、能够引发思考并触动情感的好内容,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这是纪录片发展的机会。”
 
吴飞跃认为,类似以前中国动画电影的崛起过程,市场上如果能有3个真正的爆款稳定持续地出现,纪录电影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个受市场瞩目的类型。
 
下为大象点映创始人兼CEO吴飞跃对于此次华语先锋电影破浪计划的访谈回答。

大象点映创始人兼CEO吴飞跃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内容运营
 
EW:“华语先锋电影破浪计划”诞生的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选择在疫情尚未完全恢复的当下推出这个计划?
 
吴:在做完《棒!少年》和《九零后》两个项目之后,大象在业内也积累了一些口碑,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电影项目来找我们合作。我们公司内部也重新考虑了大象的定位,到底我们是一家发行公司,服务于几个电影项目?还是做一个更偏平台化的机构,服务于产业上更多需要服务的项目?我们没有忘记当年做《我的诗篇》公映发行时的艰难,今时今日和我们当年面临同样发行难题的片方仍然有那么多,为更多这样的片方架设一个沟通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发行通道,这就是大象点映这个平台诞生的初心,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可以说“华语先锋电影破浪计划”是大象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具备了这个能力之后的必然选择。
 
大象从来都是想到一件事、认定它的价值,就开始干了。很多事情你想多了反而就畏手畏脚不敢做了。比如疫情。如果要等到疫情“完全恢复”,那是什么时候?谁来给我们划定一个时间节点?如果疫情长期相伴,成为常态呢?如果我们一直抱着“等等”“再看看”的心态的话,就不会有「余生一日」全民纪录计划,也不会有将《第一次的离别》定档在影院复工首日上映这些被外界赞赏的策划动作了。在我们看来,疫情这个变量现在已经是可以忽略的。
 
EW:大象点映于去年9月推出“大象分众放映计划”,和这次的“破浪计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大象分众放映计划”聚焦的是「大象分众影院」和「大象分众放映空间」这些全国放映空间的筛选和搭建,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基础设施,这次推出的“破浪计划”聚焦于影片征集,它是电影内容,两者都是为彼此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好了,现在是内容运营的阶段了,我们需要给加入大象分众放映计划的影院和空间供给足够有特色的分众化影片,并通过这些影片把观众和影迷们聚集到影院和空间里来。
 
EW:相比一直以来C2B的发行模式,“破浪计划”提供的服务中包括对于线下排映的保证以及线上发行渠道,是否意味着大象点映将以更主动的姿态介入到发行环节中,强化发行网络?
 
吴:对。作为一个颠覆性创新的产品,C2B众筹点映的模式我们会继续运营,长期给大象的用户提供一个主动选择影片、自主排片的机会。但受限于我们现有的流量和用户池基础,单纯的众筹点映为片方创造的票房和回收还不够多。所以现阶段我们要更主动地面对市场和观众,在现有的市场基础之上,用微创新的模式、用特色片源来开辟一块新的阵地,包括线下的大象分众影院、大象分众放映空间和未来可以支持我们做线上付费点播和打赏模式的平台,都是这个思路。
 
我们的整体目标是提升票房产出,这个产出可以是院线发行的票房分账,也可以是线上的点击分成,还可以是其他放映的授权收入,总之是帮助片方建立良性的、全方位的回收渠道。只有打通了发行这一个环节,为创作者创造更多的价值、赢得应有的回报,整个产业链才能真正被打通、盘活。
 
 


面向华语文艺片和纪录片
 
大象点映近两年发行部分影片
 
EW:由于“破浪计划”是针对过往已经取得公映许可证但难以面世的电影,具体而言这类电影可能是处于怎样的境况?
 
吴:对于那些取得了公映许可但迟迟没有和观众见面的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发行机构,而这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大概就是没有宣发资金,因而也没有什么发行机构感兴趣,何时能有机会发行就变得遥遥无期。对于出品方而言,发行遥遥无期意味着投资没有办法回收;而对于创作者而言,影片无法公映就意味着创作得不到来自观众和市场的反馈。其实很多独立创作的电影,出品方往往就是导演本人,如果影片无法公映,他们往往很难进行下一部电影的创作,也很难真正地进入电影工业这个体系。
 
EW:在征片标准上,既有如“获奖”较为明确的条件,也有如“某方面突出”、“有话题性”等较为抽象的条件。在判断一些影片是否符合抽象条件时,大象点映内部会如何进行评估?
 
吴:大象点映有两方面基因,一是迷影基因,审片组的同事会从这个角度判断一部电影的艺术品质;另一方面是媒体基因,我们会看影片(尤其是纪录片)的题材是否有社会价值,即使不能大规模公映,但通过我们的点映活动能够引发媒体和大众对于某个特定人群或者话题的关注,比如关注高考话题的《出·路》和关注认知症的《我只认识你》。
 
我们内部是三审制度,让迷影基因和媒体基因的同事能够充分参与进来给出意见,最后是宣发总监来判断。
 
 


线上线下多渠道,
紧抓垂直受众


EW:国内互联网平台的合作可能包括哪些?海外发行推广对接可能是面向哪些渠道?
 
吴:我们现在主要是卖断的模式。但考虑到国内互联网平台的主流用户其实对我们发行的这类影片来说还不是最精准的用户,所以我们考虑和大平台来合作,建立大象点映自己的专区或频道,在大象专区来开展付费点播甚至是打赏服务,大象负责专区的运营和主要的引流,平台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部分引流。
 
海外发行方面,我们还在探索。可能也是首选互联网的付费点播模式,少数电影可能可以通过区域市场的代理合作,进入国外的院线发行。
 

郑大圣导演2017年电影《村戏》与大象点映合作
 
EW:郑大圣导演作为联合发起人,会为“破浪计划”提供哪些助力?
 
吴:大圣导演是我们一路走来的见证者,也是最早的合作者之一,更是坚定的支持者、最好的伙伴之一。他的先锋力作《村戏》就是交给大象来发行的。
 
作为联合发起人,大圣一方面将作为先锋电影的代表登高一呼,向更多年轻的创作者推介大象点映;另一方面,在新片上映之前我们都会邀请大圣看片并邀请他为观众录制一段视频作为映前导赏,推介影片,帮助观众更好地进入创作者的世界。
 
EW:“破浪计划”的目标用户画像是怎样的?
 
吴:“破浪计划”的核心用户是大象平台目前的存量用户,就是喜欢文艺片和纪录片的影迷,他们不满足于院线的商业片,对于观影的仪式感也有更高的追求,所以他们愿意来大象平台发起点映活动,将那些他们认可的电影介绍给更多的观众。
 
这一类观众的痛点是,这些影片他们往往“想看但看不到”,而且有比较强的社交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希望通过“破浪计划”里的那些带有清晰的女性议题、身份认同或者其他特殊议题的电影,和地域特色电影甚至带有某种争议的作品,吸引更多对这些特色议题感兴趣的垂直观众,他们也许平时不一定经常走进电影院,但他们本质上都是大圣导演说的那类“对电影有要求”的观众。我们能提供给他们的用户价值是什么?是“好电影+好活动”。


EW:你认为能够让“破浪计划”长线运营的关键是什么?
 
吴:为了做好“破浪计划”,我们目前抓的几个关键点是:
 
1)最好的新片片库——组建一个符合大象选片标准的华语先锋电影片库,聚集一批高品质的华语先锋电影;
 
2)最全的发行渠道——逐步打通能够帮助优秀的华语先锋电影进行国内外、院线发行和线上发行全渠道结合的发行体系;
 
3)最多的精准用户——通过大象分众放映计划和大象成熟的电影社群,持续输出好电影和好活动,聚集最多的、活跃的华语先锋电影付费用户;
 
4)最高的发行收入——通过全渠道的发行体系,逐步帮助华语先锋电影创作者实现健康的投资回报。
 
如果能做到以上这四点,我们相信“破浪计划”就可以持续地运营起来。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更多和我们一样有志于推动华语先锋电影发展的机构和朋友一起参与,我们也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
 



纪录电影或成市场瞩目的类型

 
EW:近日,大象点映在发起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点映,是大象点映与贾樟柯导演的三度合作,是如何达成这次合作的?
 
吴:影片从定档到上映的间隔很短,我们看到定档之后就第一时间和影片的发行方进行了沟通。这次是我们和贾导的第三次合作,在此前2017年的《时间去哪儿了》和2018年的《江湖儿女》也和我们合作了超前点映,合作效果非常好。而且贾导也和大象的影迷进行了多次线上线下的深入交流,对于大象的用户属性非常了解,所以这次我们的沟通非常高效,迅速就达成了一致。
 
我们在9月11日发布点映召集文章,迅速就收到了上百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点映申请,在电影正式上映的前三天(9月16日-18日),我们在全国的32个城市完成了66场专场点映,场均人数高达83人,点映票房超过20万,电影的豆瓣评分也从6.8分涨到了6.9分。
 
电影上映之后,大象平台的点映活动仍在继续,目前已经成功完成了98场专场点映,后续还有数十场点映活动正在召集当中。贾导对我们的点映活动很满意,虽然他这段时间在影片宣传和第五届86358贾家庄短片周以及平遥电影展多个项目中忙得抽不开身,但他还是希望可以抽空多多参与到大象点映的观众映后交流活动中来,和大象的用户交流影片创作心得。
 

EW:大象点映最早于2016年《我的诗篇》开始参与纪录片的宣发,时至今日,国内纪录片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对于纪录片市场的发展趋势有怎样的判断?
 
吴:首先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进入院线的纪录片越来越多了。前几年纪录片都不怎么在院线发行,甚至很多纪录片的创作者对于龙标是什么、怎么去申请龙标都一无所知,大家更多的还是抱着独立电影的心态创作,因为那时大家都认为反正也没有院线发行的机会。这几年在我们的积极推动下,很多创作者都去拿龙标了,对于院线发行也明显更积极了,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一部作品能进入市场、获得放映机会,在释放能量和影响力上有怎样的可能。我们一直认为,一部纪录电影创作出来,只是赋予了它第一次生命,而在放映环节被看到、被讨论,才是它真正生命力的呈现过程。
 
第二个变化是,除了一些爆款之外,这几年纪录片的市场也在稳步提升,观众对于纪录片的接受度也在逐渐提高。就拿我们发行的影片来举例:2017年我们发行《摇摇晃晃的人间》,受限于我们当时的发行能力,这部电影最终没有进入公映,只能通过大象进行点映,最终取得185万票房;2019年,经过3年的积累,我们已经积累了一批纪录片的影迷,并且结合大象擅长的C2B众筹点映,在精准宣发方面摸索出了一套排片公映和众筹点映相结合的发行模式,我们在《零零后》这部几乎没有热度的纪录片上做了首次尝试,取得了516万的票房;这之后是2020年《棒!少年》的789万票房,2021年《九零后》的1100万票房,几乎每年票房都能上一个台阶。
 

我们坚定看好电影市场会朝着分众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碎片化的时代,人们对于真实的、能够引发思考并触动情感的好内容,需求会越来越强烈,这是纪录片发展的机会。
 
我们相信,市场上如果能有3个真正的爆款稳定持续地出现,纪录电影就有机会成为一个受市场瞩目的类型,类似以前中国动画电影的崛起过程。
 
EW:你认为“分众发行”对于电影市场具有怎样的意义?
 
吴:对于创作者而言,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创作者而言,如果没有“分众发行”的存在,他们很难有机会真正进入电影工业,实现自己的创作梦想。
 
对于影院而言,在流媒体和疫情冲击的当下,分众发行是影院提升服务品质、进行精细化和差异化运营的一种主动的变化和选择。
 
对于观众而言,分众发行让他们在主流的商业院线之外多了一重更个性化观影选择的自由。
 
对于电影市场而言,分众发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艺术院线缺位的市场空白,对于培育多元的电影市场也是大有裨益的。


EW:疫情以来整个电影市场弥漫着一种悲观论调,流媒体影响着观众的观影习惯与娱乐消费选择,你如何看待电影市场未来的发行格局?
 
吴: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疫情和流媒体重构了观众的观影习惯,也影响了观众的娱乐消费选择。但我不认为电影院就会被替代,因为它提供的观影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但多元化的发行模式、在各种不同渠道满足不同类型的观众的观看需求,是必然的趋势,包括窗口期到底多长才是最佳,也需要不断探索。
 
我相信即使没有疫情的冲击,这也将是电影人必须要面临的挑战,疫情和流媒体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原有的院线发行能力之外,补充构建不同渠道(尤其是线上)的发行能力。但最终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把喜欢这一类影片的用户发掘、沉淀下来,降低发行的成本,提升发行的效率。

 


再建一支小分队
专门服务于“破浪计划”
 


EW:在电影创投与孵化方面,“大象空间站”计划的最新进展如何?
 
吴:受大环境影响,大象空间站现在也没有激进地在发展大量项目,相反,我们在控制数量,只做非常有把握的精品项目。
 
目前我们重点在发展的有3个项目,都是纪录电影,题材都是比较大的IP,比如少林寺的题材,比如关于云南的大象,还有一部是非常喜剧化和故事感的纪录电影。这些影片有机会能够做出世界级的电影佳作,而且在市场上会赢得比较广泛的观众。
 
我们希望通过大象空间站不断推出一些艺术性和商业性俱佳的项目,让市场看到一种新的可能。
 
EW:目前,大象点映团队组成情况是怎样的?内部会进行怎样的分工?
 
吴:大象点映是大象伙伴影业旗下负责宣发的团队,也是一家子公司,主要base在上海,在北京也有团队。我们内部分工还比较细,有签片组、宣传组、发行组、社群组、物料组等不同的小组分工,也有技术团队在不断优化运营我们大象点映的平台。
 
过去我们的人力配备大概是能够每年服务于4-6部我们定义为A级和S级的影片,类似《棒!少年》和《九零后》这样的影片。
 
现在我们在进行新一轮的招聘,计划再建立一个团队,专门服务于“破浪计划”的影片。这些影片运营顺畅的话,我们计划是每个月一部,半年后逐渐发展到每个月两部。当然这不会是一个简单的一蹴而就的工作,肯定充满了挑战,但我们相信有机会可以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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