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乃解经、读经即解经：四书是五经的心法，读经是读史的眼目——钱著一期授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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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著选读》这本书是怎么编排的？前面是史料，后面是史论。编文学史得有史料，得有文章。若光讲理论，则有可能是一家之言，理论是挂空的。仅有史料也不行，史料是死的材料，它得有精神。所以，真正的历史，既包含史料，又包含理论上宏观的叙述。

所以本书第一部分是“古文选读”，包含“历史文选”、“古文阅读”，只选白文，不做疏解，细心的读者，自能发现编者用心。第二部分是全书主体——“钱著选读”，选取钱著中关于文化、教育、历史、哲学等重要论述进行简别归类，后附若干当代学者的述评。钱先生精通经学考据，在《学籥·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陈澧”章对清儒之弊有深入精到剖析，值得今日主张“蒙朴吟”者反省。第三部分是续论，摘取季谦先生、读经同仁关于读经与读史的重要论述。

研习理论前，冯老师如是说：古文选读部分文言文看不懂，很难吗？但其实不是看不懂，而是没有认真看。纵使看得不是很懂，但是你有感觉不？不要纠结于知识点，观大意即可。

例如看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这篇奏章会发现，大部分我们都看不懂，但文中所引用的经典我们知道。从引用的经典，大致就能知道文章的中心意思。这就是我们和体制学校学习文言文很不一样的地方。

《钱著选读》这本书，只看一遍是不够的。作为一般读经人，一年至少看一遍。如果特别喜欢历史的，可以一个月看一遍，连续看两三年。

理论梳理

张巡、许远

《张中丞传后叙》，韩愈为什么要为张巡作传？当时南方经济发达，朝廷财政收入大部分仰仗南方。安史之乱攻下长安之后，必然要往南打，而打南方必然要经过睢阳城。

睢阳是现今商丘的一个小县城，当时安禄山派了大将围住睢阳城。本来以为攻打睢阳城会很顺利，没想到睢阳城拖住了安史之乱的叛军，连续拖了好几年。谁在坚守呢？张巡、许远。

睢阳城的兵力不多，粮食也不够，战斗非常惨烈。张巡、许远把自己的儿子妾奴仆都杀了，到了人吃人的地步，誓死守住睢阳城。

有一年我去无锡游历，看到无锡膜拜张巡。当时我不明白，后来我知道，如果不是张巡、许远拖住叛军，江南将会生灵涂炭。所以无锡人感恩啊，拜张巡、许远，敬若神明。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立传，不应该在历史书上大书特书吗？

苏洵《辨奸论》

在宋朝，王安石是个话题王，宋神宗信任他，他有得君行道的机会。王安石变法争议很大，尽管当时很多人都说王安石不好，但宋神宗一概不听。所以，宋朝读书人非常羡慕王安石，但也非常恨王安石。为什么？因为王安石心术不正。宋儒认为王安石外表是学儒家，但骨子里是学佛家，甚至还有法家，他儒家精神不够精纯。

苏洵《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宋徽宗时的大贪官奸臣，全都是王安石的门生故吏。王安石变法如果很好，为什么跟着你的，多不是好人？这不需要反省吗？所以宋朝人就反省啊，反省的结果是：你王安石具备外王的条件，但是你没有开出真外王，为啥？因为你没有内圣。所以宋朝人为啥讲理学，为啥辨佛老？就是想，我一定要在内圣上下精纯的工夫，将来我若有外王的条件，要比王安石还能达成儒家的理想。

五代冯道

冯道是五代十国时，唐晋汉周四朝元老、宰相，在那乱世，可不容易了——朝代变来变去和他没关系！这叫政坛不倒翁。冯道在北宋前期是被人所称赞所羡慕的对象，后来薛居正编《五代史》时，对冯道还有赞扬。

但欧阳修就不满意了：这种人怎么能以他为荣呢？忠臣不事二主。他还有没有廉耻？说难听一点，就像是一个女人嫁了四个丈夫。欧阳修认为，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士人若以他为荣，等于无耻，当官的没有廉耻，国家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欧阳修非常不满，他重新编五代史，后称为《新五代史》，明确贬斥冯道。以前薛居正编的五代史，被称为旧五代史。欧阳修不仅编五代史，而且还编新唐书。唐书也是两部。欧阳修有儒家的春秋精神。

唐宋八大家，唐朝两位宋朝六位，欧阳修是领头羊。凭啥他是领头羊？就是凭他的文化见识！真正的儒家是贬斥冯道的，欧阳修贬斥冯道，顾炎武、陈寅恪贬斥冯道。近代好像有一个国学大师称许冯道。“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把冯道比作管仲了，他说如果没有冯道当宰相维持住大局，这几个国家可能会更乱。似乎有道理。但正宗儒家都不这样看。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历史人物品评，还要看历史精神、道德意识。就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该大师是否精通儒家，是否精准地把握了儒家的道德意识。

亡国与亡天下

魏晋玄学产生于曹魏正始年间。竹林七贤谈玄说无、空谈误国，导致后来出现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顾炎武在《正始》这篇文章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是指文化而不是政权；是道统而不是政统。

五胡乱华，既亡国又亡天下；宋朝被蒙古人灭国了，既亡国又亡天下；曾国藩为啥讨伐太平天国？他是因为我是忠臣、要为君解忧，还是因为太平天国破坏了儒家伦理常道？曾国藩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意识到太平天国要摧毁儒家道统，这不是亡国易姓，这要亡天下啊！

曾国藩这样做，是为了国家政统，还是为了文化道统？可以看曾国藩《讨粤匪檄》，这篇檄文很出名，当时影响了很多读书人。这些读书人对当时清政府也非常不满，但曾国藩启发了他们：这不是为清廷而战，这是为我们读书人心中的文化信仰而战！

今、古文之争

许慎，被称为字圣。汉朝为啥有文字训诂学？因为汉朝有今、古文之争。今文经典，是汉初八九十岁的老先生，凭着自己的记忆力把经典记下来的。所以说，包本背诵厉害啊！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今天还能读经吗？但因为山东方言听不懂，且老先生老了口齿不清晰，所以今文经典有些字、音记得不准。

什么叫古文经典？古文经典有两类，一类来自于鲁恭王刘余，他热心房地产行业，结果把孔家老宅拆了，从墙壁夹缝里发现很多经典古书。另外一类来自河间献王刘德，他喜欢淘宝，全国各地的人给他献宝，他因此收集了很多用先秦文字写的古书。

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这两派一直在争。西汉有董仲舒，今文经学占主流；但东汉就不一样了，今文经学比较荒诞、为王莽夺权张目，所以，朴实的古文经学占了主流，马融、郑玄是古文经学的大师级人物。今文经学的优点是经世致用，缺点是牵强附会，讲天人感应。古文经学的优点是比较质朴，扎实，但缺点是注疏太多，反而让人抓不到重点。

汉朝人整天在辩论，经典原文就有不同看法，政府也想统一、弥合争论，后来刻了熹平石经。从东汉末年，董卓烧了洛阳，包括内府藏书，有些经书就失传了。到了东晋时期，豫章太守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家都很高兴。今文《尚书》是二十八篇，《古文尚书》是五十九篇。

汉朝时期读经典遇到了问题，即文字有差异，词汇不懂。词汇不懂，于是有《尔雅》，文字有差异，于是有《说文解字》。其中《尔雅》被列入十三经，可见汉朝人读经典就产生了困难。今天为啥读四书了？拜朱熹所赐。如果不是朱熹的话，可能我们中国文化传下来都很困难，因为四书比五经容易多了。

如何学好古文

《古文约选序例》的作者方苞，是清朝的文章大家。文章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那什么叫古文？“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后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可见古文和六经什么关系？支流和源头的关系。

“《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我们读经典是四书，《易》《诗》是整本读，而古人还读《尚书》《春秋》，《尚书》佶屈聱牙，读一百遍还不一定能懂。“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剃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货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史记》五六十万字，《左传》，“韩文”即韩昌黎的文章，也是三四十万字。可见古人在古文上花的时间，真是老实大量啊！

刘开《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由是明道修词，以汉人之气体，运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经》，参之以周末诸子，则所谓争美古人者，庶几其有在焉！”这告诉我们学习古文之法。

韩愈认为如何学好古文？读经典。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的领头者，而他们认为要想写好古文，要效法经典。这是古人一致的见解。可这些为什么不能成为语文老师的常识呢？为什么我们一百年的教育没有抓住学好古文的要领，是因为我们一百年的教育根本就不想让你学好古文。学好古文干啥？我们现在要向西方看齐要现代化，教育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学习西方，西方是先进的，我们是落后的，我们如果学习古代了，还怎么学习西方呢！古代不好才学习西方，我们现在不行才学习西方……

《汉书》为啥写的好？因为班固有见识，我们看《艺文志》，诸子百家他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都是六经的支流、枝叶。可见六经是最高的，经，常道也！

梁章钜《读书法》里说到怎么学好古文？怎么学好经典？“读书要有记性，记性难强。”要练记性，记性可以训练，在年轻的时候训练它，怎么训练？须用“精熟一部书”之法。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烂熟，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老实大量包本。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记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

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有没有倡导我们读一部整书？我们读的全部是节选，没有一部书读到根的。而古人倡导把一部书读到根，然后其他书呢，就可以触类旁通。为啥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想这样做。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态度上我们不想学好传统。

古人读经典学古文也讲包本，清朝刘大櫆《论文偶记》：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汉学与宋学

清朝学问的主流是效法汉儒的经学考据，而桐城派的方东树方家，主张宋学，这是少数派。若要面对学院派的学者，《汉学商兑重序》这篇文章值得好好研究。而现在学院派的主流就是乾嘉汉学+民国的整理国故，为啥是这样？因为民国时期有两个人物，章太炎（章炳麟），黄侃，这叫章黄学派。

这两人弟子特别多，民国时期研究历史、文学以及传统学问，言必称章黄。大学教授谈及其老师、师爷爷、师祖爷爷时，要么说章太炎要么说黄侃，而且还特别骄傲，他以他是章太炎黄侃的徒子徒孙为荣。

中国的乾嘉汉学与西方实证主义相结合，就是当今中国学术的主流思想，就是章黄学派。乾嘉学派有两个人物很厉害，一个叫戴震，安徽休宁人，被称为皖派；一个叫惠栋，江苏吴江人，被称为吴派。吴派和皖派，皖派的影响力最大。清朝汉学，这两人是大师级人物，大师中的大师。

戴震两个弟子，王引之、王念之，被称为二王，这两个弟子很有成就。戴震为啥厉害，正因为有王引之王念之这样杰出的传人，这父子俩做学问非常厉害，这两人又带出了很多厉害弟子，清朝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大家人物，基本上都是二王的徒弟。传到晚清，有个人叫俞樾，他在杭州教学，章太炎跟着他学。

所以说，章太炎的老师是俞樾，俞樾的往上是王引之王念之，二王来自戴震。戴震再往上，是顾炎武。顾炎武在清朝的地位，就相当于周濂溪在宋朝的地位。而清朝的戴震，就类似于宋朝朱夫子。

《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算是个思想家，他是浙江人，被称为浙派，浙东学派。他是倾向于王阳明，戴震倾向于朱子的道问学层面。历史上人物，如果不知道其思想源流的话，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的人物，你若知道其源流那就是一张网，串联起来了。

专题授课

一、为什么四书比五经重要？

朱熹提倡四书，“四子书者，六经之阶梯也”！先学四书后学六经。第一，四书字数少，才5.5万字。而六经呢？五六十万。学五经的目的是求道，学四书的目的也是求道。同样是求道，你是愿意学少的还是学多的？学少的，省时省力！

第一是字数少，第二，普通老百姓没有名师硕儒教导的机会，家里也没多少藏书。那些书香门第呢，他们书多，且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名师硕儒。你书香门第，你可以读五十五万字，你可以老实大量读经，读它十年；可我们贫寒子弟农民出身，我能读五十五万字吗？一般农家子弟还得干农活，能读三年就不错了。如果说读五经，谁有优势？

朱熹看到了这一点，他开出了简便易行的法门，就是四书，让文化能够普及于贫寒子弟，让一般老百姓也能接受到圣贤之教。这就叫有教无类。所以说，这是朱熹对文化对教育的重大贡献！

四书产生比较晚，五经产生比较早。孔子是五经的整理者，是四书的开创者。四书是孔子所作，五经是孔子所述，他把五经化繁为简。孔子是大圣，是两千多年前最有智慧的人，孔子知道，他是好学之人，他学五经没有问题。但是，一般老百姓未必，所以说，老祖宗特别希望能够把经典传承下去。老祖宗不可能故弄玄虚让他的子孙后代搞不清经典的要旨。

所以，四书好学，不仅字数少，而且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五经呢？读书百遍，其义未必自见。别说今天读五经读书百遍不容易其义自见，连汉朝人读五经还需要《尔雅》《说文解字》呢！唐朝大儒韩愈都说，《尚书》诘屈聱牙。胡适说，“我们今天人不配读经，连国学大师王国维自己都说《诗经》《尚书》他懂的只有十之一二。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读经？”请问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陈述的有部分事实，但是他说的道理是不成道理的。

王国维的懂，是文字语言层面的。比如说，诗经的马字，就有多种的马，白马、红马、棕马，还有公马、母马、老马、少马，写法都不一样。孔子说读《诗经》的目的是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所以说，汉朝人就需要工具书了。我们今天更是如此。但读经的懂，更多是义理智慧层面。不一定非要懂文字，才懂得义理；而懂了文字，未必一定能懂义理。

汉唐儒家是官学，是显学，可汉唐人学五经，大多在知识层面打转，儒家内在的精神不显，尤其是唐。

宋朝人要扫去这些知识障，故而重视四书。四书不仅字数少，而且难解的知识并不太多，我们不必借助工具书，遍数多了，大体上是可以读懂的，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而五经，就不一定了。

古人说，四书是五经的心法。先学四书明道明本心，再学五经，才不会被五经知识的表象迷惑。

二、真伪古文尚书

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一直到后代，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古文尚书》的真实性。到宋代，朱熹在读《尚书》的时候就怀疑了。他感觉不对劲儿，但他没有去找证据，只是凭着读书的感觉就判断：这好像不完全是先秦时代的文章，而像是魏晋时期的文章，有一些魏晋的感觉。朱熹厉害，他凭语感就能判断。为什么朱熹语感强？因为他是孔子之后中国最博学的人。这就是学问的重要。

但朱熹并没有进一步怀疑下去，因为他知道，怀疑《尚书》的结果很可怕，我还怎么推广读经呢？所以，《朱子语类》中，他只是提出了一点质疑，而并没有深究。

到清朝，清朝人认为宋明理学害人，空谈误国。所以清朝人从顾炎武开始，就转向了一个朴素的学风，就是说要踏踏实实的做学问，要朴实，不要老想什么心啊性啊命啊，这些玄远的智慧之学。孔子就很少去讲这些，孔子讲的都是百姓日用之语，非常切合老百姓。

清朝人对宋明理学反感、反对。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是宋明理学导致明朝灭亡，五四骂祖先就是这样骂的。第二是清朝人有了这种心态之后，徒子徒孙逐渐丧失了立体的思考，变成了平面的思考，也就是说智慧不够。

清代有一个大学者，叫阎若璩，他写了一本书叫《古文尚书疏证》。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叫胡渭，写了本书叫《易图明辨》。胡渭怀疑周敦颐《太极图说》：你这是假的，宋明理学是学佛学道，是阳儒阴释。这股疑宋学风当时很流行，阎若璩受此影响。四书他还不敢去攻击，他攻击王阳明。阳明心学老是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这十六字心传来自于《尚书》，所以他说《尚书》是假的，以此来攻击阳明心学。

朱熹把大学顺序调一调，讲格物致知，为格物致知做补传，调整过的《大学》，被称为今本。王阳明说，你改得不对，于是用礼记古本，这已经是在用经学考证办法来讲心性之学了。清人更是这样，他们不像宋明儒那样以心性讲心性，而是用考证讲心性。比如说戴震，他写了本书叫《孟子字义疏证》，还有一本叫《原善》。他都用考证的办法去讲孟子的心性之学，来反驳宋儒讲的性善。

清朝称宋明理学为宋学，自称是继承汉儒，叫汉学。汉朝应该比较可靠，第一，汉朝离孔子近，第二汉朝在宋朝之前。所以阎若璩搬出汉学用来压制宋学，他从二十多岁一直写到六十多岁。所以，学者们为啥佩服清朝？因为他们能做学问、能坐冷板凳，单为一件事，如如不动。比如说清朝注解《论语》注得最好的是刘宝楠《论语正义》，人家不是一辈子注解论语，而是三辈子注解论语。从他爷爷开始有这个念头，积累材料；到他的父亲从中年时期开始下手；他父亲死后，刘宝楠开始接手，从年轻注到老。这就是清朝的学风。

再看汉朝的学风。袁绍为啥厉害？因为袁绍祖上是经学世家，他祖上是马融的弟子，马融是东汉经学大师。袁家在汝南县，几辈子都研究经学。所以袁绍为啥那么牛？“我祖宗什么人？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是我祖宗的学生”，所以袁绍振臂高呼，反对董卓，天下云集响应。而曹操呢，曹操的祖父叫曹腾，曹腾是五常侍，是汉桓帝的五个最为厉害的太监之一。因为这个太监太厉害了，皇帝允许他收干儿子。曹操本来不姓曹，姓夏侯。夏侯氏之子过继给曹腾，所以曹操面对袁绍，自卑。袁绍是士族（世家大族），曹操是庶族。

阎若璩写了本书，证据确凿列了128条证据，证明《古文尚书》是东晋梅赜伪作，这本《尚书》，后来被称为伪《古文尚书》。证据确凿，你敢说不对吗？

不过，三百年之后，二008年，考古发现清华简。清华简是盗墓贼挖了古墓，把东西卖到境外，清华大学校友在海外发现了，重金收购并捐赠给了清华大学，于是叫清华简。

清华简当时震惊学术界，被视为重大考古发现。因为它保留了很多用先秦时期的文字写的《论语》、《诗经》、《春秋》，特别《尚书》。清华简证据确凿，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古文尚书》是梅赜伪作。但是，清华简还证明了《古文尚书》百分之六七十的材料是真的，不完全是梅赜伪作。因为梅赜伪作《古文尚书》时，也不是凭空而献的，他只是把当时的《尚书》修修补补改改，让阎若璩发现了马脚。

历史太有意思了！清华简没有出世之前，学界根据阎若璩的著作就判定《古文尚书》是伪作，几乎没有任何价值。但清华简出世后，我们就知道了《古文尚书》百分之六七十还是真的，还有价值。所以清华简，既能够支撑阎若璩，又能够反驳他。

我大学中文系的科班训练，也讲究考证讲究证据，并且也有过这方面的训练。我古典文献学老师，他给我们讲他的学术新发现。他说，中学语文教材里《答谢中书书》，这个谢中书是谁呢？我们现在的语文教材注释说谢中书是谢徵，他说这注错了，并且还为此写了两三万字论文证明。他说：“我翻遍了魏晋时期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找不出证据。很偶然，我翻到《道藏》时发现，谢中书叫谢览。”然后，他给我们讲他这两万字的论文是如何写的，整整讲了一个多月。这叫啥，这叫解剖麻雀。他告诉我们，你做学问就应该这样去做。我当时佩服得不得了，我真的佩服。但现在呢，我想，这就是章黄学派，这就是乾嘉汉学的流风遗韵。

但是，他们只是知道这一层面的学问，而不知道在考据之上还有智慧。王教授说：纵使《古文尚书》的材料全是假的，纵使它真的是梅赜所伪作，但是你看这本书是不是经典，不是看它真不真，而是看它有没有高明的道理。如果梅赜伪作的《古文尚书》，所讲的道理真的是对的，并且是高明的、整全的智慧，纵使是伪作，它也是经典。

我看到王教授这样讲，我震撼了！这是我之前从来不敢想、不曾听到的话。

所以说，你通过考据说明他是真的假的，还不是究竟之法。我想，阎若璩费一辈子工夫考据这本书是假的，固然有学术价值，固然可以青史留名，但是阎若璩你这个人一辈子考据一本书，你的四书读的咋样？你从四书里提取了什么人文智慧、为人处事之道？你考据《尚书》是假的，那四书是真的，你有没有好好读一读？

所以这种考据的学问叫——难能不可贵。今天我们应该有这个智慧：别考据了，考据啥啊？一本书、一句话，说得对，它就是经典，纵使这句话出自无名小辈；一句话是错的，纵使出于圣贤之口，他的这句话也是废话。那么凭什么来认定价值呢？凭你内在的智慧，而不是外在的知识考据。

四书的有些句子很奇怪，你不用考据，你就知道啥意思。但是你就是好像不知道他深刻意思。比如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请问这句话有没有难解的字？有没有难解的词？有没有难解的语法？这句话我们好像都能理解，但它深刻的意义我们理解吗？不一定。朱子就说了，此夫子见道之言也！

清朝人考据文字音韵训诂，目的是啥？是要明白字词句。你认为明白字词句，训诂明义理就明了，但我明确告诉你，有些句子字词句不用考据，我们就可以明明白白，请问你明白明白它深刻的义理和智慧吗？不一定！所以，考据文字音韵训诂，只能说，有助于义理明；而不能说，训诂明，才义理明。

所以说，能不能明白一句话，其实不是有关于文字、词汇、语法，那是有关于一个人的智慧的。一个人有智慧，所作文字就是文字般若，就是智慧。你要有这个自信啊，不是吗？一个人心灵敏锐，看到远处的山就不一样，看到花草鸟都不一样。所以说一个人过得幸福不幸福，不在于你的外在环境如何，而在于你有没有体验幸福的能力。

关于清朝汉学，钱穆先生的《学籥·几百年来诸儒论读书》这篇文章要好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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