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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 中国曾有四次全球化机会,均遗憾错过

先知书店 千字文华 2023-05-08

“两千多年,随着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中国其实有四次改变传统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

传统中国认识世界的道路是曲折和充满挫折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就已经形成了认识“天下”的一些特点:

第一,古代中国人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边。所谓九州就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大概就是现在中国的核心区域,或者说主要是汉族中国人居住的区域。

第二,所谓周边,在古人看来就是一些野蛮人,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想法,这些五方之民(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蛮人就是野蛮人。

第三,野蛮人要服从文明人,周边的蛮夷要向文明的华夏进贡、臣服。这种观念经过先秦到秦汉大一统,逐渐形成固定模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一直留存在我们传统汉族中国人心里。

这种古代叫做“天下观”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观”的东西,成了我们的标配。后来无论是汉唐宋元明清,都没有改变这种想象世界的方法。可是改变的机会有没有?有的。
两千多年来,随着传统中国对外交流、国际处境变化、帝国疆域的移动,其实有四次改变这种天下观或者世界观的机会,可以使“中国走出中国,重新打开眼界、认识世界”。可是出于种种原因,很遗憾最终都没有改变中国认识世界的旧有观念。

▲《万国来朝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次机会:

通西域与佛教传入

第一次机会是中古时期,大概公元1-7世纪,契机是中国世界视野的拓宽和佛教世界观的传入。

在中古时期,中国有关世界知识最重要的来源有两个:

第一是汉族中国人活动范围的拓宽张骞、班超通西域,以及西部、北部各种非汉族——匈奴、鲜卑、突厥、回鹃进入汉族中国核心区域,大大开阔了中国对于世界的认知。

第二是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世界知识形成巨大冲击外来佛教徒给中国带来了丰富、蓊郁的知识,而本土佛教徒到印度去寻求佛理,也打开了中国对于世界认知的视野。特别是4-6世纪来到中国的佛教徒和远赴印度的中国佛教徒,他们撰写了很多有关中国之外的世界著作,也翻译了一些像世界纪、外国传之类的书籍。

由于佛教进入中国,中国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周边。甚至在佛教徒看来,印度和佛教文明比中国文明还要高明——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诞生在中国,而是诞生在印度,即释迦牟尼。

这种观念给汉族中国带来非常大的文化冲击。南朝时期,曾有佛教徒和儒家进行辩论:在传统中国人认知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洛阳是中国的中心,也是大地的中心;而佛教徒编的一本书《佛祖统纪》,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地图,显示了佛教徒心目中世界有三个中心——一个叫东震旦,即中国,一个叫西域,即现在的新疆、中亚、内中亚一带,第三个是印度。
这三幅地图的并列,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念。可遗憾的是,佛教并没有征服中国,因为在中国政治永远高于宗教,佛教的知识逐渐边缘化,中国失去了一个改变世界观的机会。

▲《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


▍第二次机会:

宋代“华夏中心主义”的破除

第二次机会在宋代。与汉唐“天下帝国”不同,宋和唐相比,疆域缩小了一大半。宋朝北部先后有契丹、女真、蒙古,东部有高丽,再远隔海还有日本;西边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边有安南。缩小的大宋帝国逐渐成了亚洲各国中的一国,汉唐两代庞大的自我中心的天下帝国,成一种历史记忆
而正是这个时候,宋朝人才清楚地意识到内和外的关系,逐渐形成一些新的世界认识:

第一,肯定外国存在的合理性,被迫承认他们不是蛮夷,是和自己对等的国家宋朝人逐渐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宇宙有阴也有阳,天下也有中也有外。

第二,改变了过去华夏中心”的观念宋朝人开始承认中国并不大,外面的世界很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还有很多外国和异族,就连二十八星宿所对应的分野(之前只和中国对应),也开始既有中国也有外国。

第三,敌国压迫之下,渐渐改变了对“四夷”的态度而且,宋代的交流中心从西北转向东南,从陆地转向海洋,对域外的知识越来越多。宋朝出使外国的使臣与负责贸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员,留下了大量关于外国和海外的文献。
可是历史非常诡异,宋代的这些新观念并没有在历史学里生根,反而后来在历史中逐渐消失了。再后来继承宋朝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认知缩小到本国,退回到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认知里面。

▍第三次机会:

蒙元世界帝国

第三机会,出现在横跨欧亚建立世界帝国的蒙元时代。当时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来了很多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新视野。

蒙元征服中国以后,元朝的秘书监——帝国最高的中央文化机构,曾经准备修撰大帝国的一统历史和一统地图,这是当时一个叫扎马鲁丁的回回学者(波斯人)向忽必烈上书提议的。这里的“一统”既包括汉族中国,也包括蒙古征服的欧亚各
扎马鲁丁还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早期地球仪,这个地球仪已经告诉中国人地球是圆的,且三分是陆地、七分是海洋,地球仪上还有经纬线,叫做“小方井”。还有一幅由朝鲜人绘制、保存在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这幅地图是仿照蒙元时期中国人对于世界认知的地图画的。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地图上有非洲,有非常准确的阿拉伯半岛,甚至还有欧洲,里面还标志着罗马、巴黎、巴格达。遗憾的是,这些新的世界知识在蒙古时代结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仍然坚持着以汉族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四夷为蛮夷的观念。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绘制于1402年


▍第四次机会:

欧洲传教士来华

第四次改变中国世界观的机会是晚明传教士带来的新世界知识。
明朝中后期,一些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1552-1610),他曾经在广东肇庆画了一幅《山海舆地图》,是根据一幅欧洲世界地图画的。这幅世界地图今天的世界地图已经非常接近,它在明朝中后期影响非常大,后来甚至连皇帝都叫太监们按照这个地图,仿制了一幅6扇屏风的《坤舆万国全图》。
这幅地图对中国人冲击巨大,它让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国只是亚细亚的1/10,亚细亚只是世界的1/5。

第二大地并不是传统中国人认为的天圆地方,中国也并不在世界中央。
第三,世界上很多国家,有多种文明,且各个文明都非常发达。
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给中国带来一个改变世界观的契机。很可惜,这种契机并没有使中国走出自己的传统,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在传统内变”,而不是把两只脚迈出传统“在传统外变”。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太强大,中国的知识体系太完整
因此,中国真正世界观的改变要到晚清,由于坚船利炮的侵入(外因),中国人不得不改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才出现根本转变。

▲《坤舆万国全图》
▍错失四次机会的启示

当下的我们,能从这四次曲折历史中得到什么启示?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传统中国有关世界的看法是相当顽固的。作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响着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同时,尽管有这么多次新知识传来,但是知识增长未必就能促使观念改变,知识史与思想史不一定同步,观念的改变必须有一些“不得不变”的外因
第二,受中国近代国际环境关联,这种观念转变总显得那么被动,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传统太过早熟与系统,因此任何改变都要整体的改变,中国人需要一个整体的理解,才能有对观念、思想和知识的整体颠覆。
第三,要想使中国人走出中国,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从教育开始。如果没有教科书和教育系统的介入,我们很难改变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很难培养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现代中国人。

如今,全球化时代仍在深化,中国既面临着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同时还在继续着1840年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转型历程。这种境遇下,中国更需要一种适应新时代的“世界观”与“全球观”。而葛兆光在文中指出,中国传统世界观就像基因一样持久与顽固,深刻影响并阻碍着当下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国人在转变“世界观”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要想扫除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不利因素,首先要深入历史与思想史,了解中国传统世界观是什么,然后才能进行更有效的批判与反思。同时,对中国古代四次“开眼看世界”的历史也要有深刻洞察,从历史中看到经验与教训。因此,先知书店推荐阅读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全球化”套装(《魏晋南北朝》《剑桥中国宋代史》《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1840年以来的中国》)通过对中国历史四次“世界知识转变期”的理解,帮助当下中国建立一个新的认知世界的视角。

●《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教兴盛期,也是中古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佛教的兴盛、北方民族大融合带来了一次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全新机会,日本讲谈社“中国历史”系列“魏晋南北朝”一卷,被作者川本芳昭命名为《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其中“扩大”一词即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世界观”的重塑与扩大。先知书店推荐阅读著名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家川胜义雄所著《魏晋南北朝》,作者在书中一贯阐明了自己的代表性观点“六朝贵族制社会”,并将六朝史放入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史中解读,讲述了一部“黑暗时代”的华丽中华文明史。

《剑桥中国宋代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重要且独特。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曾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认为宋代是中国从“中古”踏入“近世”的开端;受此影响,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把宋朝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在宋代)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

可以说,当代中国继承的传统文化,其实就是两宋的文化。宋代“新文化”与当时新的国际形势(东亚诸国林立),为宋人带来了新的认识世界的知识。理解“宋代之新”,在当下这个以民族国家为独体的全球化时代,便显得尤为契合。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所著《剑桥中国宋代史》,为我们带来了理解宋代历史的全新视角,将宋代历史跳脱中国、跳脱东亚,放置全球视野下,看看西方学者眼中的宋代是什么样的。

《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蒙元帝国的史学研究比任何一个中国朝代历史更具有“世界性”。美国当代历史学家梅天穆(Timothy May)所著《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从全球史视野审视蒙古帝国历史,这比中国视角的蒙元历史更具有广阔度,也跳脱了“将蒙元帝国完全等同于中国的一个朝代”的历史局限。

作者将蒙古帝国历史称为“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蒙古征服称为“成吉思汗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类比)。而中国只是作为整个蒙古征服的一部分,将中国的征服放在欧亚大陆一隅,这种对比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庞大完整的蒙古帝国,也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元代中国。

《1840年以来的中国》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的来华,实际上是中国晚清被迫开关的前奏,放在世界史视野上,其历史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均处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西方扩张历史之下。同时,正是由于中国没有抓住明清之际的转型机会,才迎来了1840年之后“被动”的历史。著名法学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独辟蹊径,以“宪法”视角审视了中国1840年以来的近代历史与现代化转型,他将宪法称作“现代国家的格林威治时间”,而中国近代历史的真问题,就是以法治、以宪法为核心的现代化转型问题。阅读这样的著作,令人耳目一新,更能帮助读者理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本质。

本套书虽是通识类史学著作,但作者皆为各领域史学权威大咖。除了权威性高、专业性强以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都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能够摆脱自身民族文化倾向的影响及意识形态影响,真正地从文明的角度看清一个时代的流变和特质。《魏晋南北朝》《剑桥中国宋代史》《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三书作者均为日、英、美三国顶级历史学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视角,《1840年以来的中国》则与传统历史学家不同,以法学家的视角重构中国近代史,在思维范式上与一般史学著作存在着根本差异。
先知书店诚挚推荐阅读“中国历史上的四次全球化”套装此外,套装中也可选择“葛兆光作品集”一并收藏,下图扫码,一键收藏

:葛兆光
编:先知书店

注:本文为葛兆光先生演讲文字编录,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原标题《传统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曲折和挫折》,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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