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天｜癸卯春夏，开新课记

文 / 阎天

（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

大概度过了从教以来最忙的3月，因为新课多。在张翔老师主持的“比较宪法”讲3次，分别是美国宪法概况、洛克纳案和布朗案；在强世功老师主持的“宪法案例研习”增加4次新内容，主要是洛克纳案和哈佛招生案。案子大、文献多，而时间有限，学生的基础也浅，读什么、如何讲就颇费思量。好在两门课都有左亦鲁老师合作，可以互为捧哏（逗哏？）。经过反复尝试，大致摸到一点可能的门道：

一曰“读判决”。如果时间精力有限，那就优先读判决。美国宪法的学术作品都是源于判决、高于判决，最后回到判决。判决是钥匙，也是锁头。离了判决的理论都是虚的，更没有生命。

二曰“破成见”。衡量是否读懂判决的标准，在于能否破除关于判决的各种成见，包括标签和大词。特别是要善于发现判决的内在矛盾，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寻找矛盾的成因，并评估其影响。

三曰“观争论”。争论会迫使参与者以最明白的方式展现观点，并且帮助读者以辩证而非偏信的方式去阅读。争论也较为有趣，且见人品，所以读得进去，成就感自然就来了。

四曰“捞干货”。课时有限，讨论又多，容易抓不住要点，热闹而无所得。所以得有一两个重要的主题，在课上反复回旋、不断生长，最后能从课堂带走和反思，下节课还能带回来接着用。

这几条都是一同开课的老师们启发而来，特别是张翔老师每课必到，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和最真诚的关注。仿佛深吸口气潜到不曾探索的水底，猛地浮出水面，顿觉万事万物清新可喜。

本学期为本科生新开劳动法的进阶课，题为“职场法治前沿探索”，目的是帮助学生从“听书”进步到“读书”，通过读文献加入学术讨论，管窥法学的堂奥。课程分为3个单元，分别讨论比较研究、对策研究和学派论战。单元间穿插沙龙活动，已举办两场。3月完成了比较研究单元，总算可以略松口气，盘点收获：

其一，课程要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本科生对学术研究有没有兴趣？这门课在周五晚上这个通常的休息时间开设，内容是劳动法这个偏门，学分不能用来满足专业必修或者限选的要求，可谓三重debuff，而仍然有法学院和元培学院法学方向的十多位同学选课，到课率也比较高，还吸引了硕博学生旁听。这表明本科生的学术兴趣是真实的。选课的目的当然很多，凑学分、开洋荤、听段子的想法都可以理解，但是学生最集中的兴趣点在于批判性思维：如何跳脱教科书式的阅读方法，对文献实施“降维打击”，从正反两面品评文献、学习文献？好文献往往有大毛病，有大毛病仍然可以是好文献，这种“残缺的美”让学生感到陌生又有趣，是学术的魅力所在。

其二，课程要满足学生的“求生欲”。时下学生之忙，远非20年前可比。事事都要分心，否则仿佛就无法生存。即使送书给学生读，反馈也不算踊跃。作为边缘小课，要接受学生“求生欲”和“求知欲”的客观矛盾，主动调整，徐途进取。一是精简文献，每周只读一篇，力求达到“一花一世界”的效果。第一周读Cynthia Estlund写中国的书，第二周读我写美国的书，讨论不带直接比较意义的外国法研究；第三周读Derek Bok通过比较给美国找自信的文章，第四周读Paul Weiler通过比较给美国找出路的文章，讨论比较研究的两种目的。二是精简任务，不布置期末论文，学生任务仅限于随堂报告文献大意、参加讨论和撰写两篇回应短文，每篇不超过两千字。在学生繁忙的生活里锚定坚固而宁静的一隅，这门课就存活下来了。

新课有许多尝试，比如设置先修课，比如教师主导的讨论式授课（实则我讲得有些多了），比如按照写作的常见方法设定单元等。想法杂、负重多，难免有些手忙脚乱。经过一个多月的调试，新手已经正式上路，课程有渐入佳境的迹象。我要感谢同学们的支持，还要感谢学院和同事、同行的关怀。我从本科时代就得到老师们的关照和培养，较早走上学术道路。我想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

本学期为本科生开设的新课“职场法治前沿探索”，先后完成了比较研究、对策研究和学派论战三个单元。最后一次授课安排在6月9日晚间，届时将以“从本科起步做学术”为题，邀请一批清北的“洋博士”青年教师举办沙龙。这门课讲到最后，目标终于清晰：比起学习劳动法，更重要的是提供学术的初体验，展现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这种体验包括五个相互关联的要点：

一是学术阅读。严肃、繁重且艰难的阅读在当下很不讨喜，学生对此日渐陌生，这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后果，首当其冲的就是失去读学术作品的能力。为此，这门课要带读几篇“硬货”，特别是法经济学这种学习曲线陡峭、对初学者不甚友善的文章。第一遍读不懂，第二遍就明白些，第三遍能读进去，第四遍可能就跳出来了。这种反复成像、逐步清晰的体验，可以带来新鲜的成就感，甚至成为求职的额外竞争力——而且并不限于学术求职。

二是学术思维。学术思维的目的是创新，因而必然是批判性的。这种思维如果缺失，学生就会将一切学术文献都当成教科书来读：当作真理全盘接受而不加反思，并且以背记作为获得感的主要来源。如此就把书读死了，而且“学而不思则罔”，越读越焦虑、越挫败。有鉴于此，这门课对几乎所有作品都采取了“三段式”导读：首先这是篇好文章，为什么好？进而发现其实这篇文章有许多论证的局限；再思考为什么瑕不掩瑜，这篇文章仍然能够传下来？名作是可以批评的——这本身就足以令缺少“反骨”的当代学生瞠目。从批评中获得动脑（而不是只动笔）的畅快感，获得与作者平等对话的被尊重感，获得把握文献、掌控思考的成就感，批评就会成为无法抗拒的诱惑，学术思维就开始生长。

三是学术评价。什么文章才算好？本学期除了这门新课，还参加讲授了硕士的写作课和博士的前沿课，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就此，学术环境所传递给学生的信号足够多，甚至太多了，而信号的模糊、扭曲和矛盾又让人无所适从。关于好文章的标准，古今中外的讨论太多，但是未必能够完全对接当下学生的实际，也容易叠床架屋、不好操作。我做了一个初步的框架：将好文章的标准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每方面各提四项由低到高的要求，每项要求再做细分。一般来说，本科和硕士论文达到第二个台阶的四项要求即可，博士论文应攀上第三个台阶，而最高的第四个台阶则应该成为审美的基准。这个框架肯定不全面，也谈不上深刻，但是大体管用且够用——我也就知足了。

四是学术工程。批判思维可以激活头脑，甚至引发头脑风暴，而再活跃的思想都要落实到工程层面，产出学术成果，否则只能充作谈资、昙花一现而已。工程能力主要靠手把手地在实践中传授，这是下学期论文工坊的核心；本学期课程只做了两次展示，分别介绍了我的一书一文的写作过程，自爆了不少“黑料”，学生普遍表示很开眼界，看来今后应当作为一个单独的专题加以强调。

五是学术职业。这门课本想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在每堂课都讲一点如何“以学术为业”。但是课时不够用，“坐而论道”又太乏味，我的个人积累更不足以讲满一个学期，所以作罢。真正起到展示学术职业作用的，是3月31日的沙龙“劳动法的海归之路与女性力量”。就像有的学生说的，四位女性嘉宾的形象至今都在闪亮。如果再加上将在6月9日举办的沙龙（接近男性嘉宾专场），大概足以达到让学生初步认识法学职业的目的，也就可以了。

经过反复酝酿，秋天将开设“劳动法写作工坊”，开展手把手的学术写作训练。为每位学生提供至少3次一对一辅导，再组织大约5次集体指导和讨论，训练强度接近我在海外见过的同类课程。从选题开始，步步为营，引导每位学生用一学期时间写出一篇高质量的劳动法论文。期末利用劳动法基础课的大课堂举行审稿会，请前辈学人评议这些年轻学生的作品，就圆满了。

从基础课的“听书”，到进阶课的“评书”，再到高阶课的“写书”，劳动法的“三课制”设想将成为现实。基础课采取讲授（lecture）形式，依托本科选修课“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进阶课采取研讨（seminar）形式，依托本科选修课“职场法治前沿探索”；高阶课采取工坊（workshop）形式，即“劳动法写作工坊”。高阶课以进阶课为先修课，进阶课以基础课为先修课。之前论证过包括开新课在内的5个方案，最终还是放在第二课堂最为可行。不计学分、不做成绩约束，固然有过分松散的隐患，但是如领导所言，这样更容易选出真正有热情的学生。至于不计工分、不算成果，比起满足心愿来实在不算什么。

为了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学院各位领导和教务老师多方论证、反复沟通，终于有了理想的方案。对此，一句感谢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为了保证工坊的投入，我决定：从今年秋天起，除参加进阶课和高阶课的学生外，基本不再指导本科生论文写作（学位论文、挑战杯、校长基金等）。

我把这看作重新出发。疫情渐退，饭碗也大致稳了，中年危机如期而至。用“三课制”培养人才是我找到的意义。百年树人，我的余年显然不够，但是往前迈一两步还是够的。不开始就不会失望，可也永远不会有改变。静下来想想，还是不甘心的——大约少年气未散尽吧！16岁的时候读太白诗：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又读东坡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如今力不足以一战，行不能至千里，就在这三尺讲台上，从容开始一段新旅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