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杂志》2021年第1期

任保平 豆渊博

“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政策

新发展格局是新形势下新的发展路径选择，是党中央依据发展阶段和国内外发展环境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重塑我国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抉择。“十四五”时期构建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在于要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需求牵引供给，以科技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建设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支撑。同时“十四五”时期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型消费体系和大力发展新经济体系作为路径选择。在政策取向上，要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打造经济高质量的新发展格局。要以加快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结合，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在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政策依托，推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张 杰 吴书凤

“十四五”时期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障碍与突破路径分析

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重点产业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是否具备持续性、系统性和重点性的自主突破能力，这既从根本上决定着其产业体系、特别是制造业体系能否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也在核心支撑作用层面关乎其可否于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更制约着其在维护国家供应链安全、应对逆全球化趋势等行动中的主动性。有鉴于此，本文在综合分析当前掣肘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全面突破创新的国内外核心因素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可行的针对性破解途径，具体包括：全面构 建“企业+政府”有机融合式的新型举国体制；着力打造产业链、创新链系统性突破能力，强化产业链、产品链、创新链的国内和全球化整体协同能力；全力培育具备“长周期巨 额研发投入能力+基础研究能力”的本土龙头企业和跨国企业；加快营造并贯通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体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改革突破口与工作重点，以期为相关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王一川

文化现代性中的异文化角色——跨文化学视域中的审美生命政治

文化现代性过程中诞生了新的审美生命政治，这使得各种后发现代性国家民族文化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获得了借助异文化启迪而实现再生的生命权力。文化现代性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于确立普遍性审美生命政治原则，将后发现代国家个体的生命力从对异文化的拒绝、抵抗态度转化为仿佛自觉欢迎并从中获得快乐的热情。异文化会向本文化打开其多层次而又相互交融的错综复杂面貌，为个体生命的未来开拓展现多重可能性，从而与本文化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相互涵摄关系。处在个体生命体验中的异文化常常被个体主动或者不知不觉地内化于本文化结构中，表现为多种不同而又相互交织的情形，进而转化、化生或再生为新型本文化即中国现代文化。应当认真研究异文化的角色，关注审美生命政治运行体制，为本文化的更生作出预案，这涉及知往鉴今、合理应变、以本化异和以本访异等。

王 锋

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的科学化

因为受信息的模糊性、价值的不确定性及人的复杂性等因素的影响，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前的公共行政一直面临科学性不强的尴尬，使得公共行政一直存在身份危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样本数据收集、对人的数据画像、价值取向的数据化及公共事务的大数据分析有效克服了以前公共行政所面临的缺陷，有效提升了公共行政的科学性。但公共行政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种科学性始终是有限度的，即使是智能化的公共行政也达不到如自然科学那样的纯粹行政科学。

苟东锋

儒家之“道”是否“可道”？——兼论张载气学中的“道”与“名”

形而上学或者说“道”是否可言是一个古老的话题，道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强势的理论，认为“道”不可“道”（名、言），却可以“正言若反”的方式表述。禅宗亦在同一理论延长线上理解其不可说的“第一义”。冯友兰将这一致思方式概括为“负的方法”，并认为其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然而，此一论断忽略了儒家对形而上学言说问题的独特理解。大致来看，儒家之“道”是否“可道”并非一个纯理论问题，而决定于言者或听者的德性和修养。就理论现象而言，孔子之后，儒家大量谈“道”论“性”，一些儒者还对“道”或“性” 何以可言做了深入思考。思孟学派率先通过新形名学的思路对此进行了初步解答，却依然遗留下若干问题。后来，荀子、董仲舒，尤其是张载则引入气论，较为全面回答了这些问题。张载一方面通过“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说明了为什么可以通过有形的气说明无形的道，另一方面则通过“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的相通说明了内在之形和外在之形的关系。同 时，张载的相关思考抓住了儒家道论对于“成德”与“得名”工夫的强调。儒家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与冯友兰所谓“负的方法”和“正的方法”都不同，而是长期以来被忽略的道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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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继明

张载与王夫之关于乾父坤母说的政治哲学差异

周秦两汉的“亲亲”，是一套整全的制度，建立在封建或门阀基础之上。但在宋代只讲“亲亲”则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粉碎，因为此时的“亲”只是规模很小的宗族，甚至是散户。如何聚合起这样的社会？从形上学而言，即是二程的“天理”学说；从实践操作而言，即是“大心”“识仁”“民胞物与”。《西铭》的立足点，在于如何确立与宗族之外的他者的伦理关系，而非关注在宗族内部特别是纵向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因为自然意义上的孝悌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存在问题，关键就是如何聚合这些小的宗族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同时给“士”的角色加以定位。王夫之的问题意识在于“天地为父母”说可能带来的人伦瓦解。在他看来，普遍性的关怀和凝聚，必须奠基于人最根本的内在性情中，而这种自然且必然的根本性情，即是孝悌。唯有如此，才能体现人“继天成性”、创造文明的意义。

张美宏

张载对人生筹划问题的关切，源于对儒家先圣“绝学”的继承。在佛道渲染“无生”“长生”的境遇下，张载认识到，若要凸显儒家积极筹划人生的必要性，就必须在理论上确证人生在世的有限性。立足于死亡作为宇宙本体论事实的存在，张载肯定了儒家对于有限人生的筹划，具体表现为本然层面对“性命之理”的自觉顺应，以及应然层面对人生责任的积极担负。前者源于对“人生是什么”的深刻领会，后者则建基于对“人生应当成为什么”的身体力行，二者内在地统一于自我对死亡的生存论反思中。除抽象说理外，张载还强调从日用常行出发讨论人生筹划问题，通过确立“民胞物与”理想，他在态度认识上强化了作为行动主体的自我担负人生责任的真诚性与紧迫感，并使人生的实现在“德福兼致”中有了圆满解决。

王 源

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简论

谢欣然

李禹阶

早期中国与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两种文明生态环境的差异即“大流域”与“小流域”生存环境的区别。它使早期中国先民社会组织形成血缘性、封闭性、内聚性的聚落社会组织，使先民在宗教信仰上将聚落祖先神提升到先民信仰、尊崇的核心神祗，并导致史前中国的神权、礼制与文明发展路径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它说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文明形态亦具有特质各异的发展模式。

王 锐

“文明等级论”在近代中国——一个思想史视角的鸟瞰

“文明等级论”作为19世纪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在鸦片战争之后，它借由《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出使西洋的中国使臣引介、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相关论述的影响，流传于中国。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出于对中外关系的简单化理解，服膺了“文明等级论”，将其作为自己审视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理论前提。与此同时，近代另一些知识分子或是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与对中国主体性的坚持，或是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开始反思与批判“文明等级论”，这是近代中国宝贵的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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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敏

大数据时代的社交媒体与自然灾害治理

从“原生—次生—衍生”灾害链条来看，单一灾害容易演化为复合型灾 害，社交媒体大数据既能应付单一灾害治理需求，又能满足复合型灾害治理巨大挑战。就“全生命—全过程”而言，社交媒体大数据能在灾害治理所有阶段提供重要帮助，但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阶段。就“特征—功能”而言，社交媒体具有集体性、连通性、完整性、清晰性和协作性等五个主要特征，同时具有信息共享、态势感知、谣言控制、重新连接和辅助决策等功能。就“信息—传播”而言，灾害治理成功与否通常取决于有效的信息传播，社交媒体为灾害治理提供了信息来源变革。就“管理—治理”而言，与其试图说服民众适应政府信息沟通方式，不如政府适应民众每天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沟通的方式。就“传感器—民众参与”而言，民众作为灾害现场的第一批传感器，越早确定与支持民众作为第一响应者，就越能提高灾害治理效率。就“局限—陷阱”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使用社交媒体，它可能加剧离线社会的不平等。研究最后强调政府与民众广泛理解、认同与接受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非技术层面研究与推广同等重要。

马万里 刘 雯

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一个共时性的分析逻辑——兼论有心理维度的政府行为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的执行机制，地方政府行为体现的是国家治理的具体活动和过程，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必然导致国家治理绩效的折损。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异的解构表明，“内外逻辑”是基于地方官员的自利动机对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当影响；“前后逻辑”是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中的届际机会主义问题，是地方官员作为先发行动者的策略性选择；“左右逻辑”关注的重点是地方政府行为变异中的“同群效应”，揭示出地方官员决策的横向关联性；“上下逻辑”关注的重点是央地关系视域内地方官员与中央政府的策略性互动，表明地方官员决策的纵向关联性。当政府行为研究趋向地方官员的心理逻辑时，“心理过程”成为政府行为研究的关注对象，即“地方官员心理与政府行为何以可能”的理论发问；“心理建设”成为重塑政府行为的实践命题，即“地方官员心理与政府行为以何可能”的实践探索。上述内容构成了“政府行为研究的共时性逻辑”，与周飞舟“政府行为研究的历时性逻辑”形成更加完整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刘 飞 柯洪波 王欣亮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性举措，而权力下放是推动“放管 服”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文在对权力下放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冲击—反应”的解释框架，阐释了权力下放过程中改革效能提升的逻辑体系，并引入自由贸易实验区的案例，用行动逻辑分析了权力下放的历史阶段，用建构逻辑剖析了改革效能的提升难点，进而，从强化主体行动以及互动的社会性建构两个方面，提出了权力下放过程中改革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在强化主体行动的社会性建构时，重在增强主体能力，提高主体创新自觉性；在强化主体互动的社会性建构过程中，重在优化主体协同环境，提高主体间的协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