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

引言

史料批判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的研究”，或“历史书写的研究”，是近年来在魏晋南北朝史青年研究者中比较盛行的一种研究范式。什么是史料批判研究？简言之，史料批判研究是一种史料处理方式。如所周知，在正式研究之前，对相关史料进行精心考辨，可以说是历史学界由来已久的传统。那么，史料批判研究与此前的史料处理方式有什么不同？

传统史料处理的重点在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以求真求实为首要目标；而史料批判研究，如安部聪一郎所作定义，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亦即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相比，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满足于确保史料真实可靠，而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追问：史料是怎样形成的？史家为什么要这样书写？史料的性质又是什么？即如安部定义所见，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才是史料批判研究的重点所在。换言之，对于史料批判研究而言，史料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

毋庸赘言，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首先得益于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进一步发展。在对史料进行无微不至地内、外考证后，探讨史料的形成过程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次，后现代史学对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后现代史学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视史料为文本，把史学等同于文学，强调史家或其他因素对历史编撰的影响。这与史料批判研究以探求史料“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为目标无疑是吻合的。

作为一种主要以正史为解析对象的研究范式，史料批判研究是近二十年内才兴起的。以下以时代为序，回顾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此外与东汉相关的许多史料均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且由于东汉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入口，因此这里我们也将对东汉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放在一起评述。

一、东汉史料批判研究

东汉史料批判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安部聪一郎。

安部聪一郎认为，任何试图以诸家《后汉书》、《后汉纪》复原东汉历史的尝试都是不明智的。安部对东汉史料理解的基本观点，即成书于魏晋以下的各种《后汉书》、《后汉纪》，并不能看成是东汉历史的如实记录，而是渗透了魏晋以下对东汉历史的认识，其中既包括编撰者的思想、价值观，也包括整个时代的东汉历史观。

安部通过从史料批判角度对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论的质疑和挑战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认识。安部通过梳理包括范晔《后汉书》在内的诸史料所记表现全国层面名士的“三君”、“八俊”等名号发现，这些名号是在三国末年、西晋时期才逐渐出现，东汉时期尚不存在，因此东汉末年并没有所谓全国规模的“天下名士”，当时名士圈仅存在于郡、县层面，川胜所谓空间性重层结构（县乡—郡—全国），是历时性累积的结果。通过这些分析，安部得出了与前文一致的结论，即作为川胜立论基础的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并非东汉历史实态，而是受到了魏晋以下东汉时代观的影响。

循此，安部又以东汉末年名士郭泰形象的演变为例，发现郭泰形象在不同时期的传记中有一个不断变化、丰富的过程，其中一条关键线索就是郭泰作为隐逸者和人物评论家两种形象的此消彼长。郭泰形象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以后士大夫对郭泰评价的变化。因此在安部看来，川胜所谓郭泰形象的两面乃是历史性呈现的结果，并非汉末郭泰的实际情形。

同样出于对六朝贵族制论的反思，安部还从史料批判角度考察了与贵族制形成密切相关的隐逸、逸民人士。他发现，以范晔《后汉书》为基础建立的对东汉隐逸的理解，实际受到了晋代以后隐逸观的影响。

至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安部聪一郎史料批判研究的特点：即在充分掌握、细密甄别各种文本异同的基础上，探讨文本成立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及撰者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这一方法也是目前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

毋庸赘言，作为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通过勘校文本考察史料形成的研究取径已被证明行之有效，但不可否认，循此方法展开的研究也有其天然不足，尤其是在史料缺乏的早期古史领域。如在安部的研究中，被用来与范晔《后汉书》对校的诸家《后汉书》、《后汉纪》多已散佚，仅在一些类书或注释书中略有存留，这些保留下来的断片文字固属吉光片羽，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史书整体，恐怕尚存疑问。此外，类书、注释书引文时的种种疏略、讹误，能否保证现存文字即史书原文，而后出史书所见内容之差异，究竟是史家有意处理还是沿袭旧史，这些也是有疑问的。

不过尽管如此，安部的上述考察对当下东汉史研究无疑仍有启发意义，这种启发不仅在于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一些学界成说，更重要的是提示研究者对呈现东汉历史的各种文献保持充分警惕，留意文本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观念及史家个人意识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这一提示显然不应局限于东汉史一隅，对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史料，也应保持同样的警惕之心。

东汉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除了安部聪一郎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涉足其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阿部幸信和徐冲对司马彪《续汉志》的解读，以及佐藤达郎对《汉官解诂》、《汉官仪》等官制著述的分析。在两篇“札记”式的文章中，阿部将关注焦点从此前着重讨论的舆服仪制中的特殊构成——印绶扩展至舆服全体，探讨车、服制度与位阶序列之关系。阿部发现，《舆服志》关于车服制度的记载存在一些缺漏、重复甚至矛盾之处，推测其并非是对单一制度统一、体系性的记载，而是混杂了不同时期的制度，并指出《舆服志》将绶制作为礼制而非官制记载的观念与《汉书》、《东观汉记》所见汉人认识不同，而与西晋《泰始令》暗合。如前所述，安部聪一郎认为诸家《后汉书》、《后汉纪》编撰之际，可能融入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对东汉历史的理解，其论述集中在传记部分，而阿部则提示我们，志书记载同样存在这种倾向。

与阿部将论述重点置于《舆服志》不同，徐冲对《续汉志》的解读则集中于《百官志》。徐冲尝试在汉晋官制撰述的谱系之中对《百官志》进行定位，提出《百官志》的撰述方式系对东汉后期以来崇重《周礼》的官制撰述新动向的继承和发展，其背后则是东汉后期以来士人群体在儒学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再造、重塑新型皇帝权力结构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学者越来越不满足于将史乘志书视为单纯的典章仪制的记载，而主张志书亦附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格。如中村圭尔提出，汉末到六朝时期出现的百官志，并不纯粹是对现实官制的叙述，而是具有强调王朝秩序整体的更高意图。徐冲的上述研究，无疑可被视为在这一趋势的延长线上、对《续汉书·百官志》所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更为具体、细节的探究。

如果说徐冲关注的是正史中官制的叙述，那佐藤达郎瞩目的则是诸如《汉官解诂》、《汉官仪》等非正史的东汉官制记录文本。佐藤考察了东汉时代四种官制著述的成书过程，指出撰述主旨有如下变化：即从王隆《汉官篇》美化汉制，到刘珍《汉家礼仪》、张衡《周官解说》比附《周礼》称扬汉制，再到胡广《汉官解诂》以汉制为主体，客观载录制度沿革，其背景是古文学术的兴起与史学的独立。和前述安部等人一样，佐藤也特别关注文献形成时代社会文化思潮对文献旨趣的影响。所不同的是，在安部等的研究中，后代历史观对东汉历史书写的影响被尤为强调，相比而言，佐藤更注重东汉自身社会文化思潮对文献撰述的影响。佐藤这种重视当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倾向还体现在他对其他文本的分析上，如在一篇关于汉代官箴的考察中，佐藤也强调彼时社会文化背景对官箴论述的影响。

二、三国史料批判研究

三国文献的史料批判，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无疑当属津田资久。

在最早一篇《『魏略』の基礎的研究》中，津田已经注意到《晋书》关于司马懿仕宦之初的记述可能混入后世的改动。此后，这种注重探求文献构造、性格和执笔意图的史料处理方式逐渐成为津田研究的重心。大致而言，津田的史料批判研究同样是以质疑、挑战魏晋政治史的传统历史理解图式展开的，其论述对象有二：一是曹丕、曹植“后嗣之争”引发的曹魏压制宗王现象，二是魏晋交替进程中的曹、马之争。这两种图式在陈寿《三国志》中已有呈现，后经众多学者论证而影响巨大，几成定论。

津田指出，《三国志》所记曹丕、曹植“后嗣之争”，是陈寿操纵史料、有意夸张歪曲的结果，其动机是为了强调曹魏衰亡與压抑宗王、册立妾为皇后、重用外戚相关，背景则是《魏志》撰述之际齐王攸的归藩、胡贵嫔的存在以及外戚杨氏干政等政治问题。津田发现，与东汉诸王相比，曹魏宗室诸王地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都处于一种象征性的“藩屏”地位，甚至从诸王犯大罪事实上不被问罪这一点来看，曹魏宗室诸王毋宁说是受到礼遇的。由此津田提出，《三国志》曹植的“悲剧”形象，以及宗室诸王被“冷遇”的历史图式，是陈寿一手建构出来的，这是《三国志》撰述之际，西晋武帝晚年朝野之间要求齐王攸辅政、反对晋武帝令其归藩的舆论环境塑造的结果。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贾逵、王肃所提倡的利用宗室至亲辅政的《周礼》国家观，也直接影响了《曹植传》的书写。

津田通过揭橥《三国志》与《魏略》、《曹植集》等文献的差异，指出前者所呈现的曹魏压制宗王的历史图式是陈寿基于晋初现实政治刻意塑造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传统之于曹魏宗室政治的理解无疑是一个巨大冲击。尽管上述论述不乏推测成分，但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却是无可否认的。

津田对曹、马之争对立图式的质疑则是通过考察几通碑刻展开的。津田注意到曹魏明帝时立于雍州、旨在颂扬曹真功绩的《曹真碑》有其时出镇雍州的司马懿的积极参与，且碑文以曹魏为虞舜之后，与明帝、高堂隆等一系列礼制改革相应，显示出司马懿与明帝关系密切。由此津田指出，司马懿的本质与其说是反对曹魏之世家大族的代表，毋宁说是积极靠拢皇权、图谋维护既有权益的侧近之臣。随后，津田又从司马懿对曹魏青龙三年（235）张掖郡玄石图的关与再次论证了上述意见。津田首先从玄石图出现的系谱确认张掖郡玄石图的目的是要使策立齐王芳太子一事正当化，而操作此事的除明帝深所倚赖的高堂隆外，彼时出镇长安、任当分陕的司马懿也奔走其间，由此指出司马懿并非作为世家大族代表反对曹氏，相反却是明帝“近臣”，与曹魏帝室结成私人性的亲近关系，司马氏势力的抬升亦由此而起。

由此可见，对于前贤试图从曹、马之争解释司马氏崛起的视点，津田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反对者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司马氏之崛起并非是在与曹氏对抗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相反却是源自司马懿侧身皇帝近臣，向皇权靠拢，从而攫取大权；其本人不是世家大族代表，世家大族内部也非统一阵线。要之，对于学界通行的以党派集团之争解释魏晋革命，津田是持否定态度的。

不难看出，虽然同样以质疑、挑战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图式为己任，津田与前述安部聪一郎之间还是有着明显差异：如果说安部较重视史料成立时期社会文化观念对历史书写的渗透，津田则更重视现实政治形势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在津田看来，文献成书时期的王朝现实政治环境，以及史家基于此而产生的政治意识，均直接影响和塑造历史文献的书写；具体到三国文献，显然，魏晋交替所带来的王朝革命，被津田视为影响三国史传书写最为重要的原因。这种对现实政治形势的重视，也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

当然，犹如多数史料批判研究一样，津田的论述也存在一些难以确凿之处，所论未必尽皆允当。譬如对于《曹植传》与《曹植集》、《魏略》等的差异，津田一面倒地采纳后者，不免有偏听之嫌；而对司马懿政治行为的分析，似乎也忽视了政治人物表现的复杂性。不过，津田这一颠覆性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三国志》的书写，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对几成定论的魏晋革命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

津田之外，另一位主要以三国文献作为考察对象的学者是满田刚。与津田以质疑、挑战基于传统理解而构建的历史图式为矢的、积极主动地展开史料批判研究相比，在满田的研究中，传统史料处理方式仍占主流，史料批判仅是辅助手段，地位要弱化得多。因此满田的论文结构，主体部分一般仍是传统意义的考察，史料批判多数只是作为点缀在文末出现。或许正是基于此，就研究所体现的刺激而言，满田的研究不得不说是略有欠缺的。

三、两晋南朝史料批判研究

两晋南朝史领域，注重从史籍纂修者以及成书时的政治、社会状况把握历史并非晚近才有的现象。至少在越智重明的研究中，已显示出对此方法的重视。安田二郎对六朝政治史的一系列的考察，同样流露出这一倾向。如《東晋の母后臨朝と謝安政権》和《西晋武帝好色考》二文：前者指出东晋中期以后世人对谢安评价较高，故《宋书·五行志》一反常规，不书旱灾与褚太后临朝、谢安执政之关系，试图隐瞒谢安执政属于外戚政治这一“不光彩”的事实；后者提示晋武帝的好色形象是《晋书》着力塑造的结果，其中融入了唐太宗结合自身对晋武帝处理太子举措的认识，故《晋书》带有鲜明的“唐太宗时期现代史”的特征。此外，较近如小池直子对晋初政治史的探讨，也融入了这一研究理念。在《賈南風婚姻》一文中，小池指出《晋书》编撰者实际是把晋朝短祚归咎于以贾后为首的奸佞集团，并为此搜集组织了大量记载贾后恶劣形象的史料。在小池看来，《晋书》对西晋灭亡的总结与唐太宗将西晋短祚归咎于策立司马衷为太子的历史认识并不一致，而是有其沿自此前记载的独立的一面。这与前揭安田二郎的观点无疑恰好相对。

受此影响，以特定历史文献为考察对象的史料批判研究在两晋南朝史领域也如火如荼。首先是《晋书》。清水凯夫以陶潜、陆机及王羲之传的书写为例，指出其中多包含有意图的修改。铃木桂则对《晋书》的纪年方式予以了特别关注，指出《晋书》关于五胡十六国的纪年有许多矛盾之处，分析其原因是源自各朝称元法的不同，而这关涉《晋书》修撰者对十六国历史正统观的认识。随后铃木分析各朝称元法，指出唐修《晋书》不拘泥胡汉之别，以前凉、西凉、南凉居于十六国历史正统的位置，反映出初唐君臣试图削弱南朝一系贵族门阀，建立新的胡汉融和政权秩序的政治意图。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 Rogers）对《晋书·苻坚载记》的解构。罗杰斯指出《苻坚载记》“叙述的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而是运用了神话、想象与虚构的手法，折射了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与隋炀帝时期的历史”，进而否定淝水之战为真实的历史，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用事实与想象而编成的一个虚构的故事，其用意在于反对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战争。

要之，当前对《晋书》的史料批判研究，多强调唐初君臣对晋史书写的影响，大到王朝政权的历史定位，小到政治事件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被认为可能融入了唐初君臣的特定历史观在内。当然，如小池《賈南風婚姻》一文所显示的那样，《晋书》中也有与唐初君臣历史观不一致的地方。这反映出《晋书》书写复杂的一面。

《晋书》以下的南朝诸史，从史料批判角度得到较多讨论的是《宋书》。关于《宋书》，首先应当揭举的是川合安基于批判、反思六朝贵族制论所做的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川合一直致力于六朝贵族制论的反思与整理研究，除去政治史、制度史等视角的诸多探讨外，史料批判也是剖析视角之一。川合指出，对于刘宋后期动荡不安的政治情势，《宋书》撰者沈约将之归结为皇帝、恩幸寒人与贵族的对立，因此在《宋书》中极力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图式，但这事实上与史不符。可以看到，在这篇文章中，川合试图通过对贵族制社会在《宋书》中被书写、创造过程的探讨，达到解消贵族制论的目的。

另一位对《宋书》进行集中分析的是稀代麻也子。与前述多为历史学研究者不同，稀代为文学史研究出身，其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试图从《宋书》的编纂态度、传记的存在形式、构成、叙述顺序等探讨沈约的生存状态及思想轨迹，因此其中包含不少历史学的考察，尤其是第二部分《人物像の構築》，分析《宋书》塑造的人物身上所附沈约之投影，与史料批判研究注重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不谋而合。在稀代看来，沈约是以文学的方式书写历史，因此她把史籍《宋书》当作文学作品来解读，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探讨《宋书》中所渗透的沈约意识。尽管由于稀代是从文学视角考察《宋书》，史学论证方面不免有所欠缺，但较之以往多从沈约的文学作品或史论、序等考察沈约，稀代从《宋书》史传探讨沈约思想认识，无疑大大扩展了研究范畴。而对《宋书》历史学的考察来说，稀代从文学史视角的切入，也为审读《宋书》提供了别样的视野。

《宋书》以下诸史，历来讨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榎本あゆち比较《梁书》与《南史》异同所作的分析。榎本考察了姚察、姚思廉父子何以在《梁书·临川王宏传》中对临川王宏“美书恶讳”，推测这是由于寒人出身的姚氏借助与临川王家的关系，从而得以躋身士人，而正是这种恩义、情谊关系，使得姚氏父子在记载以临川王为代表的梁宗室时，不吝溢美之词。与《梁书》相反，成于北方史家之手的《南史》则对萧梁宗室诟病较多。榎本注意到《南史》收录了许多《梁书》没有的旨在批判梁代诸王的逸事记载，认为这是由于《南史》作者李延寿将萧梁灭亡归咎于因梁武帝宽纵导致的诸王违反道德的行为，而这些逸事源自北齐系士人对萧梁历史的认识。随后，榎本再次论证了《南史》记述中刻意放大齐皇室矛盾，并贬低萧顺之、萧衍父子，指出这同样出自北齐系士人的南朝历史观。

以上是学界对两晋南朝正史所做的史料批判研究情况，而除了正史，这一时期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也得到不少探讨。譬如安田二郎对《建康实录》的考察就让人印象深刻。《建康实录》是唐人许嵩在肃宗时期撰成的一部记载六朝历史的史籍，因六朝皆都建康，故以为名。一般认为，《建康实录》体例不纯，错误较多，因此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者重视，研究无多。安田二郎青眼独加，在《許嵩と『建康実録』》一文中，尝试恢复许嵩撰述《建康实录》时的政治背景及特殊用意。安田首先判断现存《建康实录》为一部草稿，循此出发，分三个问题展开对许嵩编纂意图和背景的考察。安田认为，《建康实录》的撰述初衷是要宣扬肃宗灵武政权的正统性，然而此后不到两月，唐军光复长安、洛阳，肃宗政权也随之迁往长安，故许嵩试图以王气西移宣扬肃宗灵武政权合理性的努力失去了基础，或许正因如此，《建康实录》才未被修改，而仅以草稿形式留世。

安田是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者中较早关注史籍编撰意图的一位，其对贵族心性的一系列考察即注重从史料性格出发。而《許嵩と『建康実録』》一文则将这一研究特点发挥到极致，立论大胆，想象丰富。尽管从历史学实证一面来说，文中不少论证尚待证实，但该文对探讨包括《建康实录》的众多史籍提供了诸多启示，却是不容否认的。

四、北朝史料批判研究

北朝文献的史料批判研究，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佐川英治的《東魏北斉革命と『魏書』の編纂》一文。文章首先瞩目于《魏书》成书的政治环境，指出《魏书》是在代人、汉人历史观对立的背景下，基于山东士族立场撰述而成；进而通过梳理作为国史的“魏史”之编撰经纬，探讨对立历史观的由来，强调孝文帝时代李彪修史的划时代意义；最后则以魏齐革命具有继承孝文帝汉化政策色彩为背景，尝试解释《魏书》之“秽史”问题。要之，佐川认为《魏书》是在孝文帝汉化政策延长线上编纂的，目的是要将孝文帝汉化政策历史性的正当化，其写作背景则是魏齐禅让革命和汉人贵族对“监修国史”的掌握。这样，通过对《魏书》成书背景的考察，《魏书》编纂意图得到了清晰揭示，而包括“秽史”在内的诸多问题亦得到合理解释，这较之以前单纯纠缠于《魏书》是否为“秽史”的讨论，无疑有了很大推进。

循着佐川的思路，胡鸿对《魏书·官氏志》之于北魏前期官制的书写进行了考察。胡鸿认为《官氏志》所记华夏式的天赐官品制度为“攀附的华夏官僚制”，与实际制度不符，《魏书》如此书写，乃是孝文帝以后史臣不断剪裁、润饰和攀附的结果，其目的则是试图通过建构北魏前期历史的华夏化以宣示正统。而除了制度书写，北魏前期历史人物的建構同样存在着这种华夏化倾向。如内田昌功指出，《魏书》将出自鲜卑一系或东北诸族的北燕冯氏描述成汉人，系因继承了依据冯太后旨意编纂的《燕志》将冯氏汉人化的结果。

通过佐川等人对《魏书》编撰意图和背景的考察，《魏书》书写的华夏化倾向已颇为清晰。固然，对于何人、何时推动了北魏国史书写的华夏化，学者之间尚存分歧，不同书写恐怕也各有背景，但《魏书》书写这一现象的揭示，犹如在《魏书》“秽史”与否的讨论外打开了另一扇解读之门，为理解《魏书》成书、乃至辨析史事都提供了新的视角。

《魏书》外，“八柱国”是北朝史料批判研究的另一中心议题。如所周知，八柱国是北周隋唐时期的权力中枢，亦即陈寅恪所谓关陇集团的核心，其构成如《周书》卷一六所见，依次为宇文泰、李虎、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对于八柱国的存在及顺序，历来少有怀疑，而前岛佳孝和山下将司则在与其他文献的对读过程中发现了疑问。前岛注意到传世文献记载八柱国顺序并不一致，如《通典》和《文献通考》将李虎降至元欣之下，《资治通鉴》更是将李虎序于李弼之后；而除李虎外，诸书记载其他七人顺序则都一致。前岛怀疑《周书》因李虎为李唐先祖，故将其拔高到仅次于宇文泰的位置。而在文末，前岛还意识到，大统十六年（550）后八柱国之外的其他柱国大将军也曾被列于八柱国之列，八柱国及其后裔也未长期占据军事领导层，因此所谓“八柱国”一词，还需要重新检讨。

循着前岛的思路，山下将司进一步对“八柱国”一词的产生进行了思考。山下通过对《周书》文本的分析指出，“八柱国”、以及仅次于“八柱国”的“十二大将军”，其人选都是初唐史家有意选择的，所谓“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不过是贞观六年（632）编纂《贞观氏族志》，为提高李唐皇室权威而由初唐史家建构出来的一个概念。与前岛佳孝仅是质疑唐初史乘对李虎地位的刻意拔高不同，山下将司则质疑扩展至整个“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存在，如果这一意见成立，这对陈寅恪以来以此为基础建构的北周隋唐权力中枢演变轨迹乃至府兵制等，无疑都是巨大的冲击。

北朝史料批判研究另一引人注目的讨论是会田大辅对北周相关史料的解读。会田主要聚焦于《周书》对若干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考察其虚实及撰述意图。会田发现《周书》描写萧詧“遣使称藩”有刻意模糊的倾向，推测其目的乃是强调萧詧行为的悲剧性和正当性；《周书》如此书写，除可能有出自后梁的史臣岑文本的参与外，唐初重臣萧詧之孙萧瑀的存在也是重要因素。随后，会田将焦点对准权臣宇文护，指出《周书》对宇文护的否定性描述与同时期其他文献并不一致，进而通过分析宇文护幕府的幕僚构成，确认其执政时政界并非如以往所认为的那样为“亲宇文护派”和“亲周帝派”的对立，宇文护用人并不偏颇专权，执政多有贡献，《周书》负面描述与其实际形象不符。除了对《周书》中单个历史人物形象予以辨析外，近年来会田还对北周皇帝及执政者的整体形象进行了考察，发现《周书》对宇文护批判最严，对周武帝评价最高。会田推测《周书》如此书写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如彰显北周是为了树立王朝权威，否定宇文泰是为了宣扬周隋革命正统，贬低宇文护是为了抬高周武帝等。

这样，会田通过精心比对《周书》描述与在此前后成书的其他文献的记载，确认《周书》对北周若干重要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多有不实，其背后则隐含特定的政治意图。

五、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

所谓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即是指不以某一特定史籍为考察对象，而是以某类史籍，乃至史籍全部作为考察对象。这较之前引安部定义，无疑进一步扩展了研究范围。

魏晋南北朝史籍整体的史料批判研究，首先想举出的是永田拓治之于“先贤传”或“耆旧传”的研究。“先贤传”或“耆旧传”是汉魏六朝时期大量涌现的一种史籍类型，也称郡国书，属“杂传”之一种，逯耀东、胡宝国等已对包括“先贤传”、“耆旧传”在内的诸杂传之兴衰演变做了很好的梳理，认为其与人物品评之风密切相关，永田拓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问编纂的背景和意图。

永田发现不同时期“先贤传”、“耆旧传”有着不同的编纂意图：东汉三国时期，其目的是想通过彰显先勋功臣和传达先贤事迹来恢复社会秩序；而在西晋，主要目的变成与其他地区竞争优劣；及至东晋，“先贤传”、“耆旧传”则被认为是对抗北来人士、宣扬南方士族的宣言书。“耆旧传”、“先贤传”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亦受到王朝政治意图的影响，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选定、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这一政策导向对“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先贤传”、“耆旧传”对于乡里社会、乃至家族个人之意义也是永田考察的重点。永田强调在社会重视先贤子孙的风潮下，编撰“先贤传”对于家族具有特定意义。这一观点在此后对同属杂传的“家传”的考察中也再次得到确认。

要之，永田主要是从“王朝”（中央政府、地方长吏）和“社会”（乡里社会、家族个人）两个方面对汉晋时期“先贤传”、“耆旧传”的编纂进行了考察，在永田看来，不同时期、不同范围（“郡国”还是“海内”）、甚至不同名称（“耆旧”还是“先贤”）的“先贤传”、“耆旧传”，都有各自不同的撰述背景和意图，这也直接影响了该类文献的书写。而随着撰述意图逐渐被揭示，以往多被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先贤传”、“耆旧传”，其演变细节益发清晰，而汉晋时期的时代特征，亦由此得以更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其次需要举出的是徐冲之于皇帝权力秩序影响下的历史书写的研究。和永田一样，徐冲关注的也是中古时代某一类史籍——国史，他称之为纪传体王朝史。这一研究集中体现在专著《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内，其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正如“前言”中所说，“是中古时代每一个王朝的皇帝权力起源过程，与其纪传体王朝史的‘历史书写’之间，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为此，徐冲选取了中古时代纪传体王朝史中四种典型的结构性存在作为考察对象，分别是“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与‘皇后传’”和“隐逸列传”，探讨其变动、转换与皇帝权力之关系。

在徐冲看来，国史书写在“起元”的使用上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起元”显示出时人对皇帝权力来源正当性落脚点的认识，“禅让后起元”表明时人认为开国之君的“前朝功臣”身份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而“禅让前起元”则表明时人认为开国之君的“创业之主”身份已保证了其权力的合法性。“开国群雄传”出现了与“起元”转换一致的变化：三国至南朝前期，“开国群雄传”结构性地存在于纪传体王朝史中，而在南北朝后期至唐朝前期，则结构性地缺失。由此徐冲视“开国群雄传”和“起元”为一组联动的意识形态装置，共同服务于皇帝权力起源的正当化。在“‘外戚传’与‘皇后传’”部分，徐冲认为汉代所书写的纪传体王朝史以“外戚传”的名目编总诸皇后，暗示外戚在汉代皇帝权力结构中具有正当位置；而成书于魏晋南朝时期的纪传体王朝史以“皇后纪/后妃传”的名目编总诸皇后，意味着对汉代具有正当性和制度性的“外戚政治”之否定。“隐逸列传”部分则由朝及野，瞄准了原本在皇帝权力结构之外的隐逸群体，指出魏晋南朝撰述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均设“隐逸列传”，意味着“隐逸”进入并内化于皇帝权力结构。要之，在徐冲看来，汉魏时期皇帝权力结构出现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也反映到纪传体王朝史书写的结构变化上，“皇后纪/后妃传”取代“外戚传”，以及“隐逸列传”进入纪传体王朝史，正是此一结构变化的具体表现。

与前述史料批判多关注史籍所记具体内容不同，徐冲更重视史乘文献中的一些结构性的文字，如史传的构成、命名，国史的“起元”方式等，通过比较撰述于不同时期的纪传体王朝史中这类结构性的存在，辅以成书环境的考察，探讨史籍结构背后以皇帝权力为主导的政治背景。由此原本属于史学史的课题进入了政治史领域，不仅扩大了史学史研究的范畴，同时也为政治史考察提供了独特视角。

最后，还想提一下笔者近年来对史传书写模式的一点思考。所谓“模式”，即是指史传中那些高度类型化、程序化的文本构筑元素，它们或本诸现实，或由史家新造，在史籍中被大量运用，以构建形塑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

2009年，笔者在《想象的南朝史——以〈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为线索》中指出，现存南朝诸史中保存了大量模式化的记载，这类记载大多是由史家依据某一特定典故模式建构出来的，不能看作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南朝历史在很多场合是由诸多模式想象、堆砌的“伪历史”。文中并举出若干例子予以论证，包括孝子、良吏及勤学的种种书写模式。现在看来，尽管南朝诸史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书写模式，但就此论证南朝史为想象堆砌而成，显然过激，模式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还需借助更为具体地个案式探讨来支撑、充实。

为此，笔者以“猛虎渡河”和“飞蝗出境”这两个中古时期最常见的良吏书写模式为例，探讨其对史传编纂及性质的影响。在《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一文中，笔者首先梳理了两种模式在中古史传中的应用情况，并归纳出若干变体，进而分析其在东汉出现及宋代已降长期延续的背景，文章最后指出，史传大量使用书写模式，一方面使得其记载呈现高度类型化、程序化，缺乏个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记述之真实性。

循着同样的思路，笔者进而又对《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良吏书写模式进行了整体性的梳理。在《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从〈史〉、〈汉〉到〈后汉书〉》一文中，笔者确认《史记》书写良吏与后世差异较大，不仅载录对象非地方长吏，叙述政绩也语焉不详；及至《汉书》，则以社会所期待的理想良吏为基准，确立了一整套良吏书写模式；《后汉书》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以灾异祥瑞论为认知背景的德感自然模式。而这套经由《汉书》确立、《后汉书》完善的良吏书写模式，成为后世深所依赖的模板，为历代长期沿用。

与徐冲基于列传结构变化探讨皇帝权力起源和结构转换、侧重于政治背景的考察不同，笔者对模式的分析则注重梳理各种模式出现及应用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亦即透过各种模式，笔者所欲追踪的并非多数史料批判研究所关注的政治时局，而是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这也是模式分析的目的所在。

六、馀论

以上就是管见所及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史料批判研究的状况，尽管受视域所限或有遗漏，但总体面貌应无大误。可以看到，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开拓更早，成果也更为丰富。事实上，中国学者进入史料批判研究，部分原因正是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启迪。

中日学者在史料批判研究领域的诸多交流使得其基本方法亦为两国学人所共享。如上所见，当前史料批判研究主要方法有三：一是比较成书于不同时代的文献对同一或相关记载的异同，由此探讨各时期政治环境、历史观或史家个人意识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二是分析文献成书背景，探讨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文化思潮等对历史书写的影响，由于中国古代以正史为代表的史传文献多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从政治环境切入的研究尤多；三是不拘泥具体内容，从整体上比较不同时期同一类别的一组文献的性质、结构等，由此探讨文献形成背后的政治或文化氛围。当然，上述方法也非截然区分，毫不关涉，如前文叙述所显示的那样，很多研究毋宁说是两种、甚至三种方法并用的，第一、三种方法的考察离不开对成书背景的分析，而第二种方法的思考有时也需从比较有着各自背景的文献异同切入。

无论如何，虽然上述三种方法侧重各有差异，但其对史传文献所持批判、质疑的目光却是一致的，这不禁让人想起20世纪前期发生在中日学界的疑古思潮。疑古思潮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古史记载，将古史从经学中解放出来，由此几乎推翻了整个旧古史体系，对于当时的知识界是一个极大震动。尽管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发展中，疑古影响渐趋式微，学者甚至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超越疑古，走出迷茫”，但疑古对历史文献所持的谨慎态度仍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末出现并正成为一种潮流的史料批判研究未尝不是对半个世纪前疑古思潮的回应。

当然，这种响应并非只是向疑古运动简单回归，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无论是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还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其核心都是辨伪。所谓辨伪，即是要破除作伪，目的在于存真，顾颉刚晚年由疑古转向考信或正因于此。而史料批判研究并不满足于辨伪，甚至有时史料的真实与否反被忽略，其所重视的乃是史料是如何形成的，亦即史料的撰述背景、意图及形成过程才是考察重点。这较之单纯地去伪存真，无疑是一个进步。其二，疑古运动多将矛头对准古史系统，汉代以降历史则较少关注。而史料批判研究则将质疑目光扩展至所有时期的史传文献，由此大大拓展了“用武之地”，研究本身因之也获得了更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史料批判研究的出现与其说是向疑古运动回归，或曰是对50年来学术发展的反动，毋宁说也是顺应了新的学术思潮的。后现代史学的文本观念对史料批判研究的兴起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然，史料批判研究能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大行其道还有更有切实的原因，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现状。

现状之一是史料的限制。如所周知，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资料并不丰富，除了为数不多的简帛、碑刻偶有出土外，多数研究仍建立在对传统文献的理解和把握之上，这与此前的秦汉史研究和此后的隋唐史研究大不相同。既然仍是以分析传统文献为基础，则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就需尽量“榨取”文献的每一点讯息。而史料批判正是“榨取”文献讯息的有效途径之一，借助于史料批判，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史料形成时的具体语境，从而对史料的构造、性格、执笔意图有更多了解，由此史料的历史讯息才能更为充分真实地呈现出来。

现状之二是旧学说的束缚。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水平较高的领域，其标志之一就是有成熟且富有张力的学说所搭建起来的历史诠释框架，无论是内藤湖南的“六朝贵族制论”，还是陈寅恪所建构的魏晋政争、隋唐渊源的权力递变模式，都深深影响着几代学人对该时段历史的理解。毋庸赘言，这些学说有着巨大的学术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旧学说成为经典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一种束缚，阻止研究者从其他可能的视角观察历史。而如前所述，不少史料批判研究所质疑、挑战的对象正是这些学说所建构的经典历史图式，在此意义上，史料批判无疑有助于我们挣脱旧有学说束缚，从而创造出富有新意的学术成果。

当然无须回避的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史料批判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不少史料批判研究推测成分较多，论证不够充分。由于史料批判研究直指撰述意图，涉及史家或与修史相关的皇帝、臣僚的心理层面，不少判断难从史料获得证实，推测不可避免。推测并非不可，但有高下之分，如何能在现有史料下恰如其分地论证撰述意图对历史书写的影响，这是史料批判研究亟需注意的问题。

其次，“破”有余而“立”不足。前已指出，不少史料批判研究以挑战、质疑传统理解上的历史图式为己务，不过如果苛刻一点要求的话，既然以往的历史理解图式有误，那么通过史料批判，能否建立一些新的历史图式？可以预见，如果史料批判研究不能改变重心在“破”、“立”义不足的现状，当年疑古思潮所受到的指责恐怕也会再次落到史料批判研究之上。事实上，从事史料批判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如前引安部定义即明确提出历史图像的再构筑是史料批判研究的目标之一，只是从研究现状看，建立新图式的努力显然仍有待加强。

第三，史料批判研究对理论上应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文本持怀疑态度，但这种怀疑有时也会有过度之忧。从古史文献的形成过程看，不少史传都是以此前各类档案、行状、诏书、表奏为基础，有些则是因袭前史旧文，因此史传上的文字，哪些是经意的记载，哪些是不经意的记载，或者说哪些是因袭前人，哪些是史家有意识书写，有时恐怕不易分清。这也就意味着，史料批判研究之“疑”，有些时候可能生的不是地方。如何在该疑处生疑，不需疑处不疑，这个界限尽管很难区分，但无疑应是史料批判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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