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 黄清源，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山东大学一分三，济南曲阜与泰安”，这是山大政治系教师臧克家长子臧乐源一首打油诗开头的两句。“文革”中期1970年夏，山大一分为三。理科留济南改办科技大学，生物专业并入泰安山东农学院，文科迁曲阜与曲阜师院合并组建新山大。山大文科迁到曲师时，两校都无学生，教职员对口合并。合并后我所在的中文系教工达百人左右，基本上各占一半。

山大中文系闻名全国，又以古典文学师资力量最强。山大兵（红卫兵）称古典组有“四大山头十八学士”。“四大山头”指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都是国内一流专家，但他们从未“拉山头”，这是红卫兵给强加上的。冯沅君和陆侃如是夫妇，曾先后任山大副校长。当时来了冯沅君、萧涤非，陆侃如因关押在济南，一年后释放才到曲阜。高亨没有来，“文革”后他被中央以借调名义在北京保护起来，一直未回山东。这里多说几句。1964年毛主席读了高亨著作，给他来信高度评价，有“高文典册，我很爱读”的句子（见《毛泽东书信选集》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山大迁曲阜后便以信封上毛主席亲笔“山东大学”字样制作校牌校徽，沿用至今。

山大学抗大，“系”改为大队，系主任称大队长，书记改称政委。我们中文大队大队长是原曲师中文系主任李子虔，政委是山大中文系原书记章茂桐。章政委是老革命，抗战前已是山大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1971年山大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学生中建连队，教师随各连。我所在的连队连长是山大古典文学教师赵呈元（九十年代为山大出版社总编），指导员好像是原曲师教现代文学的牟书芳，记不太准，因为我当时“赵连长”叫得顺口，印象更深。

王长水先生

长水有文艺天资。有一次忘了为庆祝什么，要教师也出节目，连李子虔大队长也上台表演山东快书。长水演一个老爷爷，满腮粘着又密又长还打弯的雪白络腮胡，佝偻着腰，还真像。王长水现在已是著名的书法家，当时却未注意到他这一特长。书法那时也不值钱，只有国家富裕安定时它的含金量才高。当时教古汉语的山大教师蒋维崧先生，已是有名的书法家，听说叫他抄过大字报。大约是2008年我在济南一家文物商店，看到蒋先生一个小条幅，只有七个字标价两万。我说太贵，店家说：“你仔细看看这是真迹！一字三千，我还优惠一千块呢。”是不是店家漫天要价我不知道，这在1970年是不可想象的。

关德栋先生

关德栋先生满族人，当时五十来岁。他爱人在山大生物系，随系迁到山东农学院，孩子上山下乡，所以单身来曲阜。听山大青年教师传言，关先生29岁即成为教授，学问有多深摸不清，因为他搞的大家都不懂。他通梵文、满文、民俗学、敦煌学，梵文、满文国内已没有几人能识读。我和关先生同宿舍近四年（王长水后因爱人调来搬出），从闲谈中大体知道了他的经历。解放前关先生在北京、上海佛学院教书，因研究印度哲学，学会了梵文。建国后经郑振铎介绍，到兰州大学，后转福州大学，再到山大。

我问关先生满文还有什么用。他举了个例子：清政府有个部级单位理藩院，掌管蒙回藏边疆民族事务兼办对俄外交，文件全用满文书写，现故宫中堆积甚多，称满文老档，是清代民族史、边疆史、外交史以至涉及边疆问题的原始资料，但能看懂者已了了，满文老档成了死档，亟需译成汉文。关先生说，连德国都有德满词典，中国却没有汉满词典。我见他成年累月用软包烟盒纸做卡片，积累满文词条。一个人想搞部汉满词典是大工程，甚至需毕生精力，那时又无资助，全凭关先生的自我责任心。他足不出户，日以继夜，山大青年教师戏称他是发誓要坐烂几把椅子的人。连信件也由我从资料室捎来，较常见的是复旦大学赵景深的来信。赵景深早年曾是文学研究会干部、作家、文学史家，关于古今民间文学的著作甚丰，估计是同关先生讨论民俗学问题。有一年，当时名满全国的批孔老将杨荣国教授来到学校，杨披着军大衣，跟着几位解放军，经过我们宿舍。一群学生、教师在路边看，随着走。我回到宿舍，见殷孟伦教授也在。我说杨荣国到咱们口了，关先生不去看看？他正和殷先生讨论李白出生地碎叶问题，谈兴正浓，毫不理会。

关先生生活十分俭约，说来使人不信。他一床薄被，还有小补丁，铺的是背衣服的大布带。冬天床头用报纸挡风，到了春天也不拿掉。那时宿舍没有暖气，有一天很冷，我说我有件棉大衣，您盖上吧，他说不用，再冷时他有雨衣。一开始我不太理解，后来逐渐明白，关先生的心思全在他的学术和满文上，对生活几乎没有要求，或者说漠不关心。有一年寒假回家，关先生先走的。我怕小偷夜间进来，想了一招：把绳子拴在脸盆架上，另一头系住对面的床头。设想是小偷摸黑进来将绊倒盆架摔响脸盆惊动四邻。等我从家里回来，见关先生正埋头看书，所设“机关”依旧，也不嫌进出不便。我急忙拆除并向关先生说明我的防盗思路，关先生笑了笑说很好，并不在意。那时我自学外语，有时在宿舍朗读，问关先生要不我出去念？关先生说没事。可见他沉浸在所研究的课题中，专心致志，真正做到了听而不闻。这种境界我一辈子别想达到。

常来宿舍找关先生的是殷孟伦。有时遇见我和任耀云（曲师青年教师，后为烟台大学中文系主任）下军棋，他站在旁边看。我们故意把炸弹念成“柞弹”，殷先生也跟着说，那时看不出什么代沟。高兰教授有时也来。在曲师他也是单身，搬箱子找衣服都得找人抬，更别说向屋里运烤火煤了。遇到这类情况我和关先生马上去帮忙。高兰是著名的朗诵诗人，也写也朗诵，抗日战争期间与冯乃超、光未然（《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倡导诗歌朗诵运动，影响广泛。我经历的一件事可看出他对后学的扶植。他向学生讲诗歌创作，我和几位老师在后排听。他突然朗诵了我发表的一首诗，并指出作者就坐在后边，引得学生回头向后看。这对我是个鼓励。他在朗读时掉了几句，后来一想，这是高先生帮我修改，删去这几行确实有点像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