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书法史论》•再版前言

陈振濂

关于“民国书法史”，推而伸延为“近现代书法史”，一直是我们致力于树立和提倡的重要的书法概念。与古代书法史不同；它离我们今天最近，咳㱆相闻，首尾相望，许多丰富的史料，尚未经过搜寻与整理，当然也未有定论。因此，这是一处未被开垦的学术上的处女地。

最早对民国书法有兴趣的契机，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1987年夏，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在贵阳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以委员为主要作者队伍，编辑一套“书学丛书”。我当时定的选题，即是《现代中国书法史》。回杭之后，尽一年之力，完成了这部书稿。记得是在1989年1月交稿，至1993年由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面世。因为写作的关系，我对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实和文献烂熟于心。比如民国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对甲骨文、汉简、西域文书的研究；沈曾植的吸收汉简章草；李瑞清曾熙的北碑实践；吴昌硕办书画展开风气之先；沈尹默在上海办的第一个书法展；于右任提倡“标准草书”办《草书月刊》；重庆时期的《书学》杂志；直到建国后的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的上海帖学书派；五六十年代的中日书法交流；沙孟海陆维钊林散之的篆隶榜书与狂草；浙江美术学院的高等书法教育；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媒体的作用；全国书法展览体制的形成；理论上则有张宗祥论书诗；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祝嘉《书学史》；这些近现代书法史的转折点的第一次被以史学立场进行提示和梳理，正构成了我们思考、研究的最佳契机；也构成了当代的“近现代书法史”研究领域的初步框架和主要内容结构。后来的各种相关研究，越来越细致深入，但作为一个最初的“塑型”式的研究成果，当时的这一努力仍然具有荜路蓝缕的开创性价值。

记得1992年4月，刚刚从日本讲学归来的我，行装甫卸，即赶赴鄞县东钱湖畔，受沙老嘱托，接手新成立的“沙孟海书学院”的学术工作。当时向沙老汇报治院方略时，即想过要以沙孟海研究带动近现代书法和民国书法史研究。其后，曾经策划、推动、组织过两次“全国近现代书法研讨会”。一次在安徽黄山，另一次在宁波鄞县，都是由沙孟海书学院与安徽美术出版社共同组织的。其中一次还出版了论文集，另一次则编印完论文集但因故没有出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近现代书法史”、“民国书法史”，这些研究领域的能获得成立，当时的各种举措和作为，还有参与群体，是有开拓之功的——在传统的史学家看来，短短的百年近代史、短短的三十八年民国史，本来只是浩瀚几千年书法史上的一个小分支和一个不起眼的小浪花而已；与灿烂辉煌、浩瀚博大、大师辈出、名作林立的古代书法史相比，无论体量还是质量或是数量，“近现代”作为一个断代简直不值一提。

但诚如我在《民国书法》三卷本的序《定义民国书法》一文中提到，这三十八年的民国书法或是再前后伸延为近现代百年书法，却面临着“历千年未有之奇变”。从传统书斋到美术展览厅，从传统雅集到艺术社团组织，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还有钢笔字、报刊传播、汉字改革和简化字、标点符号……整个书法的生态、观念定位，行为方式、价值观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奇变”。古代从先秦到明清，几千年来的书法家们，何尝面对过这样的挑战？何尝有过这样的生存困惑和思考？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一种几千年古代书法史的简单衔接，看不到这种“奇变”所导致的逆转和截断、错位，还有急需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挑战与困扰，那是太幼稚太肤浅了。我们之所以要特别提倡和明确提出“民国书法”“近现代书法”的书法史学新概念，正是基于它事实上拥有的充沛的、又极其特殊的、非凡的历史和学术含金量。一个短短的几十年一百年所面对和包含的历史内容，足可以抗衡五千年的古代史。

《民国书法史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成稿的。作为一种推广和传播，我希望它以区区几万言的有限篇幅，收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之功效。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快阅读、浅阅读、浏览，戏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但高堂讲章又的确难以为大众接受，一般读者读《现代中国书法史》这样的几十万言的著作，要下很大的决心。而肤浅的浏览戏说又有可能歪曲史实误导大众。如果针对不一定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读者，能够以清晰的脉络和准确的说明，抓其节点，示其要略，或可收宏观整体之效。

《民国书法史论》以时间分期，列前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后期（即抗战军兴一1949）的书法创作；又单列民国书法理论、民国篆刻创作与理论，共分四大章，概述了民国书法几十年的基本样态，并辅之以分析、推导、评论，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历史事实，着意进行学术提示，从而勾画出这三十八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尤其取“近代书法的出发点”作为导论，提出这一段书法时期的鲜明特征和独特定位，为读者了解民国书法提供了一个唯一的无可取代的视角。

在我的学术历程中，不仅仅是个人著述，二十多年来，许多集体科研学术项目，都是以近现代和民国书法篆刻史作为对象。比如，我在中国美院和浙江大学两所高校所带的博士生，许多都是围绕着近现代这百年的书法创作、书法教育、书法出版、书法鉴定、书法市场交易、书法美学、书法社团组织、书法期刊报纸、篆刻近代流派、还有近百年欧美西方的中国书法接受史等等专题进行指导而逐渐展开；尤其是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在从2000年至今的十八年之间，特别把近代中国美术史学史作为集体攻关的对象。甚至还牵涉到美术史学史中著名的三大学派中的日本学派、德国学派和苏联学派的研究方法论课题，几十篇精打细磨的近现代书法篆刻题材的博士论文，构成了浙江大学美术史书法史研究的全国性学术“品牌”，也表明了我们在此中的坚持不懈的投入决心。

再比如，在百年名社西泠印社的重要学术活动中，我们也顺理成章地以近现代篆刻与书法还有中国画为脉络，编辑了《西泠印社百年图史》《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长编》，召开「“重振金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西泠印社早期社史社员学术研讨会」、「“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等等，而对于近代印家印派的研究成果发表，更是在每年的研讨会中比比皆是。这种有意识的规划、组织，又牵涉到近二十年时间、上百位学有专攻的学者，作为一个庞大的跨代文化工程，对于当下的近现代书法（篆刻）史研究而言，必然是一笔无可置疑、值得骄傲的丰厚学术资产。

最近，正在组织“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的大型研究丛书。至少要收入50-80种，其中分为专题著作、论文汇编、博士学位论文、旧籍新编、典籍解题、年谱年表、人物传纪……各种类型的成果，分年分批出版面世，期待能以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为这个时代建立起一座近现代书法篆刻史的巍峨丰碑。

如果把“近现代书法研究大系”的庞大构想和计划，看作是一场值得为之贡献毕生心力的时代壮举，那么这本《民国书法史论》的率先推出，则应该被看作是一场不俗的“热身”，通过它，我们将会把这样有意思的话题引向一个辉煌灿烂的绚丽世界。

2017年6月12日

于杭州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艺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