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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呈祥:寓重大时代主题于平民叙事

仲呈祥 文艺报1949 2024-06-08


此次晋京演出的高甲戏《围头新娘》,历经数年打磨,日臻精美。在我看来,此戏在新时代中国戏曲舞台上,具有珍贵的独特价值,因而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首先是题材的独特性。《围头新娘》讲的是发生在围头村的中国故事,而围头村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虽面积仅有3平方公里,海岸线绵延6公里半,但地理位置特殊,它东临台湾海峡,距台湾地区台中市92海里,南与大金门岛仅距5.2海里,北靠泉州,是祖国大陆距大金门岛最近的渔村,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台、面金、傍海”的区位优势,英雄模范辈出,旅游资源奇特,素以“英雄的围头”“美丽的围头”闻名中外。正因如此,发生在围头村的围头新娘的动人故事,才在新时代反映海峡两岸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才在内蕴此类题材的历史内涵、文化意义、人文精神和情感基因方面有了独特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此前,我们也曾看过表现此类题材的一些文艺作品,但其题旨大多止于揭示从“寻亲到团圆”再到“两岸一家亲”,这当然是需要的。但《围头新娘》却实现了新的突破和超越。如果说,它通过乌英40余年对因政治原因被分离在台湾失去音信的丈夫的矢志不渝的深情呼唤这条重要的叙事线,独特而感人地表达了此前同类题材已经反复表现的题旨,那么,另一条交织相伴的更重要的叙事线——围头新娘洪飞燕与金门才俊唐越从海上相遇相识到冲破阻力相恋结合的敢为天下先的故事,使全剧的题旨大大深化,不仅是“从寻亲到团圆”再到“两岸一家亲”,而且进一步深刻揭示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主题,启迪人们在“战争与和平”“政治与民生”“同根同脉与文化基因”“人性与人情”等新时代的社会现实课题上深长思之。所以,《围头新娘》在时代性上颇具胆识的新探索,值得珍视。


其次,《围头新娘》在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创新也具有独特的价值。福建乃戏曲大省、强省,高度重视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创新,是新时代福建党政领导的优良传统之一。数年前,福建晋京汇报演出的闽剧、莆仙戏、高甲戏、歌仔戏等地方优秀传统剧种,就曾在京刮起过“福建地方戏曲旋风”。高甲戏形成于明末清初,是闽南方言地区最大的戏曲剧种,流行于泉州、厦门、漳州等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它产生于民间,植根于民生,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它拥有的9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采自史书、小说、传奇和民间故事,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末、丑、杂等,尤以丑行见长,生活气息浓郁。在新时代,高甲戏如何守正创新,如何表现新生活?是高甲戏面临的严峻时代课题。《围头新娘》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艺术创新实践。编剧陈欣欣以可贵的对高甲戏审美优势的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于自1958年“8·23”炮战后40余年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风云,通过两条叙事线的交织,两代人观念、情感的嬗变,大胆设置了“偷埋国民党连长浮尸”“官不通民通,民不通暗通”这样的独具人性和民心深度的“风险情节”,寓重大的时代主题于平民故事之中,可谓立意高、选材严、开掘深。而导演郭小男更是谨慎地尊重和彰显高甲戏独具的审美优势与艺术风格,相当完美地蹚出了一条以高甲戏表现新时代的守正创新之路。他曾说:“戏曲艺术守正创新,就是要做到旧中出新,新中见根。”他在《围头新娘》的创作中正是这样践行的。他以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学修养和颇为娴熟的审美创造技法,在全剧的整体把握、舞美设计和意境营造上,在托物言志、寓理于情上,在以戏曲程式表现现实生活上,都匠心独运,韵味无穷。可以说,《围头新娘》开拓了传统高甲戏现代化的新生路。


当然,《围头新娘》在剧目的精心打磨和审美表达的提升上,尚可更上一层楼。但可以期待,它将是载入中国高甲戏守正创新历史上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4年4月24日8版

微信编辑:王靖茹(实习)

二审:许婉霓

三审:李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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