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研究的微观探索：

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付 才 辉， 赵 秋 运， 陈 曦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北京 100871）

摘要： 现有的经济学文献对产业升级动力机制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宏观层面，代表性的理论思路包括由需求面和供给面驱动产业升级的非平衡增长理论和由禀赋结构升级驱动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概括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定律、鲍莫尔定律和林毅夫定律。然而，在经济学研究文献中，产业升级动力机制更多侧重于所谓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经济学原理，缺乏在企业层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的实践过程的全面而清晰的理解。然而最关键的还是应聚焦于企业自身的动态核心能力，但企业的动态核心能力又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必要条件，即企业的资源禀赋结构需要与企业的价值链结构相匹配。未来深入研究基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微观产业升级机制，可以将经济学文献侧重理论机制和管理学文献侧重于实践内容的特征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

关键词： 产业升级；企业自生能力；企业禀赋结构；企业价值链；新结构经济学

一、引言：缺乏微观视角的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产业结构升级被称为经济发展的库茨涅兹特征事实，与经济增长的卡尔多特征事实一同成为支撑发展与增长理论的两个基本典型特征事实。［1］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年均9%以上的增长奇迹，除了依赖要素投入增长之外，主要由产业结构变迁所直接推动。［2］因此，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便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政策意义的研究问题，近年来涌现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3］

新近试图同时解释库茨涅兹特征事实和卡尔多特征事实的非平衡增长理论论证了不同部门产品之间的需求收入弹性以及生产技术增长率差异是推动产业升级——工业、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而农业比重不断下降的基本因素。［4］基于市场需求面的角度，假设经济中各部门技术增长率相同，可把产业结构变化归结于偏好引致的各种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同（非一致性偏好）。根据非位似偏好，随着收入增加，各种产品的边际效用不成比例变化，进而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各种产品的消费量不平衡变化。市场均衡要求供给和需求相匹配，需求变化最终会影响产品供应量的结构变化，由此引起产业结构变化。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定律。［5］基于市场供给面的角度，假设各种消费品对称地进入消费函数，各生产部门生产技术增长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各种产品生产技术水平变动幅度不同，造成各种产品生产成本的变化幅度的差别，并反映到市场相对价格上，从而影响各种产品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平衡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也由此产生。这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迁的鲍莫尔定律。［6］由市场需求和供给面驱动结构变迁——工业、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而农业比重不断下降的解释也适合于中国的经验事实。［7］

与产业升级的非平衡增长理论不同，新结构经济学则从禀赋结构升级的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均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这要求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这又要求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等生产结构进行不断的升级；但生产结构升级内生于禀赋结构升级；根据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最优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将使得生产结构升级的速度最快，进而积累的经济剩余也最大，禀赋结构升级也最快。因此，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禀赋结构和生产结构相辅相成不断升级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转型升级动态过程中的任意阶段，只有竞争、开放的有效市场才能够产生反映禀赋结构相对价格的准确信息，只有按此相对价格行事的个体才具备自生能力，只有具备自生能力的个体才有激励积累禀赋。有为政府通过协调具有外部性的软硬基础设施投资以降低交易成本，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优势，以扩大市场，增加整个经济的剩余，促进禀赋结构升级；通过激励具有外部性的先驱者促进生产结构升级；通过制度环境建设消除市场面临的约束，促进市场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总之，按照比较优势的发展方法将使转型升级速度最快，有效市场是保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有为政府是克服市场失灵，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制度保障。简言之，这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林毅夫定律：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前提下，由禀赋结构升级驱动产业结构升级。［8］

上述对由供给面和需求面驱动产业升级的非平衡增长理论和由禀赋结构升级驱动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层面做了很好的理论整合。这些研究路径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定律、鲍莫尔定律和林毅夫定律。然而在经济学文献中，产业升级动力机制更多侧重于所谓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经济学原理，缺乏在企业层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的实践过程的全面而清晰的理解。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GVC）的兴起，从产业微观个体视角介入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问题研究成为另一种新的趋向。［9］微观视角下的产业升级是指产业价值链中的微观参与个体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攀爬以获得更大发展空间和营利能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微观个体在流程、产品、功能和链条等方面的升级。［10］迄今为止，在产业升级的微观动力机制研究方面，基于GVC的分析框架过于狭隘，仅仅涉及了购买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两种因素，没有纳入企业组织、企业家、危机压力等因素。既然价值链微观个体的内部能力与外部环境都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而且外部因素划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直接因素包括购买者、供应商与竞争者，间接外部因素主要指外部环境。

二、已有产业升级微观研究归纳

本部分将对相关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文献进行梳理，将产业升级的微观动力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一）市场需求拉动

市场需求拉动的产业升级主要指价值链上游企业为了响应下游企业的需求或者价值链下游企业参与上游企业活动过程中，推动上游企业在流程、产品、功能、链条上的升级。常见的产业升级需求拉动形式往往发生在拥有强大品牌优势或销售渠道的大企业通过采购和代工等方式组织跨国产业链，拉动遵循出口导向战略地区的产业升级。比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以及耐克、阿迪达斯、锐步等著名品牌公司在全球产业链升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需求拉动的产业升级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在空间布局方面，表现为采购总部设在核心国家，半边缘地区负责协调，生产集中在低成本的边缘地带；其二，在产业分布方面，主要集中在服装、鞋、玩具等轻工非耐用品行业；其三，在产业结构方面，表现在以贸易为主线、以商业资本运作的水平一体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仅从形式上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中国香港地区，七八十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及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都出现过上述市场需求驱动的产业升级表现形式，但是各国和各地绩效却差异巨大。这就要求进一步探究形式背后的内涵——市场需求为什么能够以及怎样推动产业升级的？

从微观角度看，市场需求之所以能够拉动产业升级，关键在于企业的市场导向以及顾客的参与能够显著地推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所谓的市场导向指企业所具备的一种文化，使得组织能够持续地获得与顾客现有需求与未来需求相关的市场情报（数据与信息），企业各部门交流与使用市场情报，并对顾客的需求做出快速响应。［11］大量的营销学文献证明企业的市场导向对企业整体绩效、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学习等会产生正面的影响。［12］市场导向能够促使企业动用营销力量获得基于市场的资源（声誉资产、关系资产等），以获取顾客绩效（顾客感知价值、顾客满意度、顾客忠诚等），从而实现市场绩效（更快的市场渗透、更高的价格溢价、更低的服务成本等）和更高的股东价值（加速、稳定、增加现金流）。［13］换言之，市场导向是企业贴近市场需求的意向，这种意向可以显著地推动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的升级。［14］

市场需求拉动产业升级的另一面则是顾客主动参与上游企业的业务流程、产品开发、技术创新。顾客参与意味着顾客扮演了企业员工的角色，成为产品的共同生产者。研究表明，顾客亲自执行服务或产品的部分生产制造职责，不仅能够为顾客带来乐趣和满意，［15］顾客也会主动与企业分享信息以确保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更为重要的是，顾客参与过程的人际互动会形成信任、支撑以及承诺等节约交易费用的资源。［16］因此，顾客参与过程中所分享的信息、承担的责任和人际互动能够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提供消费者知识、消费者创意和消费者治理。尤其是在信息时代，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顾客在产业升级中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全球家具价值链中，既有研究发现，买方对家具企业功能升级、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有影响，买方通过设计和制造业务外包、提供人员培训、提供技术和财务支持、制定产品标准等方式帮助家具企业实现升级。［17］

（二）上游供给推动

产业升级的上游供给推动是指价值链上游企业参与下游企业的活动或者下游企业借助上游企业的供应品，推动下游企业流程、产品、功能、链条上的升级。由供给推动的产业升级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在产业分布上，主要出现在汽车、航空、计算机、装备制造业以及半导体等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其二，在产业结构上，表现在以生产制造为主线、以产业资本运作的垂直一体化带来的规模经济。就目前的全球价值链垂直分工格局来看，主导的驱动者是位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大制造企业，比如波音、丰田、英特尔等。它们对发展中国家下游企业的产业升级的推动主要通过FDI的形式释放技术溢出效应，但是效果往往取决于下游企业的利用方式。

从微观角度来看，价值链上的供给面之所以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关键在于企业能够吸收上游转移的知识以及供应面能够释放知识以推动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升级。因此，这一推动机制的内涵可以通过知识的性质及其转移吸收渠道来分析。Emst和Kim（2002）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企业的显性知识包括包含新知识的机器、设计蓝本、生产和质量控制手册、产品和服务说明书、生产流程、标准化操作手册、培训手册以及其他文本材料等。［18］那么处于价值链上领先的上游企业向下游转移知识以及下游企业吸收上游知识来完成升级就有以下四种途径：下游企业在采购或者上游企业参与到下游企业中时，上游企业将自身知识编码转化为显性知识转移给下游企业，下游企业将其解码为适合自身情况的显性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完成流程、产品、功能和链条升级，这可归为供应商推动产业升级的整合方式（Combination）；上游领先企业的显性知识通过内部化转移到或被下游企业吸收为隐性知识；这可归为供应商推动产业升级的内部化方式（Internalization）；上游领先企业的隐性知识通过外部化转移到或被下游企业吸收为显性知识，在显性知识的学习以及通过参观访问、人员接触、培训以及互派员工的过程中，下游企业会将领先企业的经验、直觉和想象转化为语言可以描述和表达的内容来完成升级，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外部化方式（Externalization）；上游领先企业的隐性知识通过社会化转移到或被下游企业吸收为隐性知识，不能编码的知识会通过人际互动转移到下游企业员工身上，从而实现产业升级的社会化方式（Socialization）。

供给面对产业升级的推动效果还受到来自上游领先企业、下游企业自身以及知识特性和知识转移吸收平台方面的影响。［19］上游领先企业的知识技术存量、转移知识的能力与意愿直接决定了其知识提供；下游企业自身的技术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和态度直接决定了其吸收能力；由于知识又一般具有缄默性和嵌入在情景之中，加之双方由于实力差距、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知识距离太大。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决定了产业升级供给面推力的效果。这就可以从微观上解释为什么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通过FDI来吸收技术的做法在绩效上存在巨大差异。［20］

（三）企业自身能力提升

产业升级的能力提升是指价值链上的企业通过自身能力的建构和应用来完成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的升级，扩展其价值链活动范围，增加其活动价值增加程度。具体来讲，在产业价值链最低端的一般是OEM厂商，其具备低成本优势和制造能力，根据客户所提供的规格要求进行代工组装制造。这一阶段企业的能力相对较低，并且获得的利润也很低，具有战略意图的企业或者在环境压力下会进一步提升和应用核心能力向价值链上攀爬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果成功完成这一步，获得研发设计能力，就能够自主进行新产品开发、改进产品功能，OEM厂商就升级到了ODM阶段。ODM厂商虽然具备了独立开发和生产产品的能力，但是缺乏渠道、销售、品牌运营、售后服务的能力，需要通过提升品牌运营能力来完成升级进入OBM阶段。一旦OBM企业成功拓展到国外市场，品牌得到国际认可，并且拥有了其品牌代工商，在整个价值链上获得了最为丰厚的价值增量，这时就升级到了IBM阶段。［21］当然，处于IBM阶段的那些跨国公司并非就处于产业升级的停滞阶段，往往成为推动整个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因为它们会不断地更新自身的能力，重新定义产业，实现链条的升级。从OEM到IBM最为成功的升级当属韩国三星、我国台湾明基等企业，它们的成功升级带动了整个产业乃至地区的转型升级。既然自身能力是完成升级最为关键的要素，但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众多OEM企业没有成功培育出产业升级的自身能力呢？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产业升级的能力提升的内涵。

在产业升级的能力提升的表现形式中，企业能力除了制造能力、研发设计能力、品牌运营能力外，还包括企业家精神、资本能力、创新人才、管理整合能力等，［22］但这些能力都是静态能力。而这里所要分析的是获取、维持以及变更这种能力的能力。从微观的角度看，产业升级的能力提升的内涵就是企业如何强化动态核心能力以实现产品、流程、功能以及链条升级，而核心能力的强化在于能力建构与能力利用。［23］企业能力尤其是核心能力和动态能力的建构是组织通过学习的方式获取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升级所需的知识与能力的过程，这些能力包括环境洞察能力、变革更新能力、技术柔性能力、组织柔性能力等动态能力。［24］从知识获取的途径来看，企业的学习途径不外乎两条：一是直接从外部收集资料、聘请员工和顾问、参加相关会议考察等外部学习方式；二是通过经验总结、内部培训、员工之间正式或非正式交流、内部局域网络以及内部书刊等内部学习方式。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不同地区、规模、经济类型以及行业的企业学习能力进行了调查。［25］除了获取产业升级所需的能力外，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运用所获得的能力来完成产品、流程、功能以及链条升级。［26］

（四）竞争互动效应

竞争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经济学中可谓根深蒂固，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市场结构的竞争理论，还是奥地利学派基于市场过程的竞争理论，都认为竞争能够促进效率。［27］［28］同样，竞争也有利于改进产品质量、改造生产流程、转换产业链条、促进技术扩散以推动产业升级。从微观视角观察，企业之间的动态竞争互动会改变企业所处的低水平均衡状态，迫使企业发现新的市场机会、改进产品新的功能、寻找新的生产方法甚至跳出原有产业开拓新的产业链。就具体形式而言，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会实施一系列攻击竞争对手的行为，比如推出新产品、变化价格、引入新的技术、进入新的市场、尝试新的产业、展开新的联盟、进行兼并收购等市场进攻行动，［29］除此之外还会展开公益行动、公关行动、政治参与等非市场行动。［30］同样，竞争对手为了防御攻击也会做出市场与非市场回应。企业参与这种竞争互动的就会一轮一轮地推动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的升级。

竞争互动之所以能够推动产业升级，内涵机制在于“行动—回应”这一竞争互动会通过影响产业流程、功能、产品以及链条升级的竞争行动和回应来降低企业和竞争者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当然竞争行动与竞争回应本身也会对企业及其竞争者产生费用，两者的权衡取舍就会达到均衡的升级水平。当外部因素发生变化时，新一轮的“行动—回应”就会改变旧有的升级水平达到新的均衡。产业中的竞争互动以此动态地推动着产业升级的演化，但是由于竞争互动本身就具有成本和收益的双重外部性，这就可能出现升级的竞争动力不足。那么外部的政策对刺激竞争就尤为关键，比如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产业进入政策性壁垒，扩大产业开放程度，支持中小企业参与竞争，支持大企业参与跨国甚至全球竞争。

（五）危机压力感知

当产业经营环境变得不利时，来自环境的压力会迫使企业升级，否则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比如当关税与技术壁垒被拔高、内币升值、出口退税减低以及国际市场萎缩时，外向型产业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又如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环境规制的加强等都会迫使企业进行产品、流程、功能甚至链条升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小汽车采取了进口配额制度，限制日本汽车的大量出口，这给处于起步阶段的整个日本汽车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压力，日本汽车公司开始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如著名的JIT生产系统①改变了日系汽车低质量的形象，拓展产品线，成功完成了日本汽车业的产业升级。［31］无独有偶，巴基斯坦的外科手术工具产业升级也得益于发达国家之前对低质量手术工具的禁止进口，［32］中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升级也是在外部巨大压力的迫使下实现的。

阮建青等（2010）通过对浙江典型产业集群质量升级过程的案例分析，发现重大危机往往会引发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集体行动，合适的行动会促进产业升级。这也印证了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的历史观，那些能够得以绵延的文明都是成功应对危机和挑战后幸存下来的。危机的积极作用在于能够迫使感受到危机的企业快速认识自我和环境，寻求生存之道。那些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可能由于廉价的劳动力而具备低成本优势，其技术水平低下只能够生产低质量低附加值的产品，但在初始水平时低水平均衡可能是比较优势的选择。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状况，但如果遇到质量危机、出口壁垒、重大责任事故、原材料涨价、劳资飙升、宏观政策调整等不确定性危机的冲击，这些处于低水平均衡的企业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也即其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会急速上升而价格收益会急速下降。此时，在初始低水平均衡的企业的利润空间大大压缩，低于选择高质量时的利润，那么，理性的企业就会自动升级。但是升级的程度取决于危机冲击的程度和打击的对象，如果危机不利于高水平均衡的状况，那么自动升级的可能性不大。这时就需针对危机做出反应行动，尤其是那些与产业升级利益有关的地方政府和产业协会会采取集体行动，如保护公共品牌，加强质量监督，积极对外宣传，提供优惠的土地价格和税收等。这些行动会进一步降低高质量企业的成本，提高高质量企业的收益，有利于危机下的企业与产业的升级。［33］

三、产业升级的微观企业自生能力分析

上述已有的产业升级微观研究尽管比较全面地刻画了企业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机制，但是依然是诸多细节因素的罗列，也不能得出犹如宏观层面的产业结构变迁定律。在对前面五个方面因素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企业自身动态核心能力最为关键，其余的皆可视为企业外部的环境因素。本部分我们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一个关于产业升级的微观企业自生能力分析框架。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企业自生能力指的是在自由、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上，没有外部保护补贴且具有正常管理能力的企业也能够获得市场所预期的正常利润，即企业所在行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34］可以看到企业自生能力的界定是基于行业的层面，而所谓的行业则是具有相同性质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而企业则是活动与资源的集合，因此，我们也依然可以将自生能力直接定义在企业层面：即企业的活动是否符合企业的资源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事实上，在战略管理学中，目前存在两个关于企业活动分析与企业资源分析的相对独立的流派，即竞争战略学派［35］和企业的资源学派，［36］然而上述关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定义则可以将两者统一起来。

哈佛大学的波特是竞争战略的集大成者，其秉承了产业经济学中著名的哈佛学派的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模型（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认为产业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波特竞争三部曲，也即《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①波特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战略动态理论》中阐述了“竞争三部曲”之间一脉相承的思路。按照《竞争战略》的观点，不同企业业绩差异成因可以归结为行业结构与企业定位两方面，前者说明了跨行业的业绩差异，后者说明了行业内企业的业绩差异。企业战略确定的战略定位决定了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波特将企业战略归纳为三类：成本领先战略、标歧立异战略、目标集聚战略等。《竞争优势》则将影响与决定行业结构与企业战略的因素归结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认为价值链是竞争优势的基本单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活动受初始条件与管理决策的影响，而后者受到企业环境的影响。《国家竞争优势》就明确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最终受制于企业内外环境。在该书的钻石模型中归纳了企业最重要的五类外部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产业集群）、政府与机会。加上企业自身的战略与同业竞争（竞争市场）中的这六大要素一起构成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然而，林毅夫和李永军指出，尽管竞争优势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对世界各国的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人们对竞争优势的理解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一个主要的缺陷是，竞争优势理论的追随者往往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看作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或者认为提出竞争优势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比较优势理论。这种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完全割裂、相互对立的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在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国家（或地区）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该认识可能引导国家（或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选择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一个以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决策反而产生危害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发展的结果。［37］

波特竞争战略中的价值链理论的一个直观应用就是微笑曲线。①如图1所示，微笑嘴型的一条曲线，两端朝上，在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两端的设计和销售，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附加值最低。因此，沿着微笑曲线向两端攀爬就会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因此，根据微笑曲线理论，转型升级就是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价值链环节。这种关于转型升级的认识好像也没有错，不过只是看到表象，没有看到微笑曲线背后的理论机制。如果将单个企业价值链中的微笑曲线放在全球价值链或全球产业链中也许就会看得更清楚。实际上，微笑曲线理论的形成，源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转变，也就是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世界各国企业，由生产最终产品转变为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只完成最终产品形成过程中某个环节的工作。最终产品的生产，经过市场调研、创意形成、技术研发、模块制造与组装加工、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以制造加工环节为分界点，全球

<R:\TL\2021\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图\付才辉-1.tif>[图1 微笑曲线]

产业链可以分为产品研发、制造加工、流通三个环节。从过程产品到最终产品再到最终产品销售，产业链上各环节创造的价值随各种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变化。无论加工贸易还是贴牌生产，制造加工环节付出的只是土地、厂房、设备、水、电等物化要素成本和简单活劳动成本，容易替代；而研发环节和流通环节，其所投入的信息、技术、品牌、管理、人才等等资本或知识密集要素，比制造加工环节更复杂，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研发和流通环节要承担更大的市场风险，按照合同完成订单生产即可分享利润的制造加工环节并不负责产品销售，市场风险极低。因此，从成本与收益、风险与收益正比匹配的理性原则来讲，每个国家或者每个地区的禀赋结构中的企业都对应了最优的价值链环节抑或微笑曲线的某个位置。在不顾及禀赋结构约束，企业进入看上去更高的价值链环节抑或微笑曲线更高的位置上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理性的企业自身是不会盲目地在不具备禀赋条件的情况下攀爬微笑曲线的。同样，政府也不要试图在资源禀赋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推动企业攀爬微笑曲线，尤其是在流动性很高的区域经济中，这样的政府行为会适得其反。我们在调研中就发现大量政府鼓励的攀爬违背比较优势的价值链的活动实际上大部分都流失去了外地。

为克服前述价值链分析的局限性以及微笑曲线的误导性，需要在微笑曲线的后背纳入禀赋曲线才能构造完整的企业转型升级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事实上，该企业层面的新结构转型升级分析框架不但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得到了大量经验案例的实证研究支持，如前面已经梳理的代工企业从OEM向IBM的转型升级路径，也如表1所示。企业转型升级之路也是在资源禀赋与能力条件和价值链活动构成的空间中的变迁轨迹。具体而言，可以将企业转型升级概括为：产业价值链上的企业通过提升自身的资源禀赋与能力条件来完成流程、产品、功能以及链条的升级，扩展其价值链活动范围，增加其活动价值增加程度的过程。与一个地区一样，企业的资源禀赋要素也包括其拥有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等等。然而，企业层面的禀赋结构的异质性程度会比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间大得多，也因此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同一个地区同一个产业中的不同企业之间的结构转型升级路径大相径庭。总之，分析单位越是更加微观所能够观察到的产业升级就越加多元。

[图2 在微笑曲线中纳入禀赋曲线]<R:\TL\2021\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图\付才辉-2.tif>

上述产业升级的微观企业自生能力分析框架事实上是基于企业层面的禀赋结构选择最优的价值链结构。下面我们根据最优生产函数理论模型来揭示上述分析框架背后的新结构经济学原理。我们定义如下一个企业能够获得的多维度的禀赋结构[N≡{[k1L,k2L,…,kmL]}={[k1],[…,km]}，m≥2；]并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f（x）=xα，其中x={x1,…,xm }是对应于禀赋结构的投入要素向量，α={α1,…,αm }是刻画禀赋结构与价值链结构关系的生产方式向量。首先，给定任意的生产方式，企业选择最优的生产要素配置，其条件是r=αixi（α[i]-1）（对于任意的i）。因此，在企业能够获得的禀赋结构约束下，不同生产方式的选择会对企业能够获得的禀赋结构的相对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生产方式选择的成本。与此同时，不同生产方式的选择又会影响到企业的收益。所以，最优生产方式的选择是其成本与收益权衡取舍的结果。例如，在前面的分析框架中，如果一个企业所能掌控禀赋结构特征是劳动力比较多而资本比较少，那么其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应该是劳动密集型的微笑曲线底部的加工组装环节；反之，其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方式应该是资本密集型的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和品牌环节。那么企业的最优生产方式也即其最优的升级路径的问题可以表述为：

<R:\TL\2021\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图\公式-7.eps>

求解该问题可得如下解:

<R:\TL\2021\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图\公式-8.eps>

该结果很容易得到的最优生产方式选择的基本结论：一个企业的主导生产方式取决于使用其能够获得的最丰腴的禀赋结构。

四、结论

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产业不断升级和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既有文献对产业升级动力机制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宏观层面，代表性的理论思路包括由需求面和供给面驱动产业升级的非平衡增长理论和由禀赋结构升级驱动产业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可以概括为产业结构变迁的恩格尔定律、鲍莫尔定律和林毅夫定律。然而，在既有研究中，产业升级动力机制更多侧重于所谓的“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的经济学原理，缺乏在企业层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机制的实践过程的全面而清晰的理解。本文认为，企业转型升级最关键的是聚焦于企业自身的动态核心能力，但企业的动态核心能力又以企业的自生能力为必要条件，即企业的资源禀赋结构需要与企业的价值链结构相匹配。下一步的研究可以沿着此思路探讨更多企业转型升级的新结构经济学机制，为产业升级的微观基础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两方面的工作迫切需要：一方面是企业层面的企业自生能力的量表开发和测量；另一方面是将企业层面的自生能力理论加以拓展应用。［38］未来深入研究基于企业自生能力的微观产业升级机制，可以将经济学文献侧重理论机制和管理学文献侧重于实践内容的特征结合起来，更有利于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 1 ］  刘伟，张辉.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J］.经济研究，2008（11）：4-15.

［ 2 ］  陈诗一，张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研究:1978-2005［J］.中国社会科学，2009（2）：21-34.

［ 3 ］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31.

［ 4 ］Berthold Herrendorf，Richard Rogerson，ákos Valentinyi.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M］//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Amsterdam：Elsevier B V，2014:855-914.

［ 5 ］  Piyabha K，Sergio R，Danyang X. Beyond Balanced Growth［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4）：869-882.

［ 6 ］  Daron Acemoglu，Veronica Guerrieri. Capital Deepening and No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3）：467-498.

［ 7 ］  陈晓光，龚六堂.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05（2）:583-604.

［ 8 ］  Ju J，Lin J Y，Wang Y. Endowment Structures, Industri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15（November）：244-263.

［ 9  ］   G Gereff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1）：37-70.

［10］  P Gibbon. Commodities，Donors，Value-Chain Analysis and Upgrading［M］// R Kaplinsky，M Morris.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Danish: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2：2-31.

［11］  A K Kohli, B J Jaworski. Market Orientation: The Construct, Research Propositions,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0（April）：1-18.

［12］  Day George S. The Capabilities of Market- driven Organizations ［J］. Journal of Mar-keting，1994（4）：30-35.

［13］  J K Han, N Kim, R K Srivastava. Market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s Innovation a Missing Link? ［J］.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8（4）：30-35.

［14］  R F Hurley, G T M Hult. Innovation, Market Orient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An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J］.Journal of Marketing，1998（July）：42-54.

［15］  楼尊.参与的乐趣——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J］.管理科学，2010（2）：69-76.

［16］  R Kaplinsky，M Morris. A Handbook for Value Chain Research［M］//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2002：3-114.

［17］  R Kaplinsky , J Readman , O Memedovic . Upgrading Strategies in Global Furniture Value Chains［J］. Research，2008（1）：1-26.

［18］  D Emst, L Ki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Knowledge Diffusion, and Local Capability Formation［J］.Research Policy，2002（3）:1417-1429.

［19］  谢洪明，刘常勇，李晓彤.知识管理战略、方法及其绩效研究［J］.管理世界，2002（10）：85-92，101.

［20］  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2003（4）：33-43，204.

［21］  瞿宛文.台湾后起者能借自创品牌升级吗?［J］.世界经济文汇，2007（5）：41-69.

［22］  毛蕴诗，姜岳新，莫伟杰.制度环境、企业能力与OEM企业升级战略——东菱凯琴与佳士科技的比较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9（6）：135-145，157.

［23］  R Sanchez. Success Factor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4（5）：518-532.

［24］  D J Teece. Explicat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The Nature and Micro Foundations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7（4）：1319-1350.

［25］  企业学习：现状、问题及其对创新和竞争优势的影响——2006年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J］.管理世界，2006（6）：92-100.

［26］  杨桂菊.代工企业转型升级:演进路径的理论模型——基于3家本土企业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10（6）：132-142.

［27］  George J Stigler. Perfect Competition，Historically Contemplated［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2（1）：1-17.

［28］  I M Kirzner.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and the Competitive Market Process：An Austrian Approac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 （1）：60-85.

［29］  M J Chen，K G Smith，C M Grimm. Action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Competitive Responses［J］.Management Science，1992（3）：439-455.

［30］  田志龙，邓新明，Taeb Hafsi.企业市场行为、非市场行为与竞争互动——基于中国家电行业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7（8）：116-128.

［31］  R C Feenstra. Quality Change under Trade Restraints in Japanese Autos［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88（1）：131-146.

［32］  K Nadvi. The Cutting Edge：Collective Efficienc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Pakista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1999（1）：81-107.

［33］  阮建青，张晓波，卫龙宝.危机与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质量升级——基于浙江产业集群的研究［J］.管理世界，2010（2）：69-79.

［34］  Justin Yifu Lin,Guofu Tan.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 （2）：426-431.

［35］  M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M］. New York: Free Press，1985.

［36］  J B Barney，N D Clark.Resource-Based Theory：Creating and Sust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37］  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03（7）：21-28，66，154-155.

［38］  申广军.地区比较优势与企业选址——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微观应用［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4）：104-109.

编辑：胡鹏飞

校对：赵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