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由巴斯奈特发表的论说引发的思考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严绍璗

1940年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21世纪虽然刚刚开始，2006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却已经发表了《21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在为21世纪比较文学的把脉中，再次对比较文学研究的生死存亡提出了警告。在此之前的2003年，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教授在《学科之死》（Deathof a Discipline）中更断言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已经死亡。自意大利的克罗齐对比较文学学科高度质疑以来，为这一学科的命运进行诊断的学者，一批又一批地开出了救命的药方，已成蔚为大观。我自己作为对这个学科有兴趣的一个兵勇，近30年来在这个圈子中获得的种种感知和经验却又告诉我，如果从东亚地区，特别是从中国地区的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考量，例如从2008年10月刚刚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全国学术年会上对30年来我国关于这一学科蓬勃发展的总体状态的估价来看，我觉得欧美的这些学科病理学者所描述的学科病状和阐述的病理机制，与我国和东亚比较文学研究的现实，相距甚远。

人文学科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许多学科都已经发展出了两个层面，即一个层面是从事作为本门学科基本研究对象的本体性的研究，构成这个学科得以产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系统；一个层面是基于本体性研究的成果而抽象出来的学科理论，构成这一学科原理的阐述系统。这两个层面本来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当它们共存在于一个学者或一个学派之中的时候，其相辅相成可以逐步臻于至美的程度。但在有些学科中，两个层面逐渐分离以至对立的状态日益明显，终于变成了一个躯体两张皮，造成眼下有些学科正在这样的病态中运行。比较文学的发展不幸未能免其俗，其学科的阵容目前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两张皮的病状之中。

在我个人阅读到的关于对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诊断分析以及由朋友转告的信息中可以体会到，欧美有些原理阐述者不断发出学科危机论，21世纪以来提升了危机警示的级别。尽管表述的视角不尽相同，甚至彼此还有争论并达于对立，但若把他们的表述与从事比较文学本体性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则它们之间的差别就无足轻重而与本体性研究的对立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我个人认为在学科的两个基本层面上—这就是关于对比较文学学科中“比较”范畴的界定与对于比较文学学科中本体性研究对象范畴的界定，学科本体性研究者与危机论者似乎存在着根本性的不一致。

危机论者几乎都是致力于学理的阐述，一般未见其有文本研究问世。统观他们的论说，其立论大都缺失一个作为立论基础的具有稳定性的“比较”范畴。他们纵横捭阖、旁征博引的说辞中给人的感觉则是论说者几乎都没有能够从作为认识论的一般形式认知的意义上摆脱“比较”的概念而赋予它作为比较文学特定学科中所应该具有的学理意识。

说起来是老话了，当年比较文学在创建的过程中确立的“比较”范畴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跨文学研究的价值。其后在这个学科长期的学术实践中，例如近30年以来，中国研究者以文学发生学等为核心对跨文学研究的认知与把握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他们从文明史积累的丰厚的知识和自己的研究体验中认识到任何一个作为现实存在的文本本身，一定是人类总体文明进程中由特定时空造就的多元文化复合体，对任何一种群体文学或民族文学的传统来说，它们几乎全部都是文学变异体，从而创生了绚丽多彩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长卷。研究者对文学本相的开掘与所提升的理性思考，使作为这一特定学科中的“比较”范畴具有远远超越在其创立时代所表述的学理意识而在多元文化的层面中拓展和深化了它的价值意义。确立这样的“比较”范畴意识，就是在文明史总体中即在世界文化的范围中扩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学术视野，它实际上已经在对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已经被阐述过的文学文本进行重新审视，并在世界丰厚的文学资源中依据学科范畴意识进行新的发掘与表述，从而成为人类认知自身文明史的一翼，并成为昭示未来发展的智慧。我相信这是在本学科的实践中提升的关于“比较”范畴的基础的也是核心的学理意识。理解这一基本学理并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升华，可以有效防止比较文学学科失却核心的解释意识和研究对象，防止在非比较文学的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本学科不断地转向，例如，像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1993年提出的所谓比较文学发展的两个转向—全球主义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伯恩海姆报告），这种转向把一般文化学、文学、哲学，乃至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一时间兴起的主义作为比较文学的学理而不断使学科研究改换其主体方向的典型，造成理性表述的飘游不定。而当这些主义在它们本领域退潮后，在亢奋中转向的这些所谓的比较文学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力，造成学科衰竭虚像，在缺失文本研究实感而浮游在本学科外缘的学者中造成重重错觉，或许他们本人就是这些错觉的倡导者，学科危机感和失落感便由此而生。

比较文学危机论的本质，则在于论说者虽曾多方寻找或预测这一学科研究的核心而又不可得，在不断地转向中思虑迷茫终究失却了信心。其实，比较文学从它形成的缘由开始就已经表明，它是一个在多层面上解析文学的逻辑系统，并不是一门纯思辨学科，这一学科的本体性研究对象存在于对文本的研究中。中国与东亚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表明，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是它细读与阐述的对象。这就是说，只要我们具备作为学科“比较”范畴的学理意识，这一学科的研究事实上存在着广泛而又丰厚的文学资源库，无须以飘忽的眼光到处寻找活命的处所。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它的文本阐述的层面必然是多样性的，诚如“21世纪比较文学教材系列”所设定的发生学、形象学、阐述学、译介学、符号学、诗学等研究，由此构成这个学科得以生存的基础，展示了这个学科相对恒定的基本价值，并且在人文学术中愈益显示它的生命力。

比较文学的学理当然应该是在这样丰厚的文本阐述的基础上得以凝聚、形成、提升和发展。这并不是说比较文学的学理拒绝接受相关学科的思维，恰恰相反，学科的本质特性使它有可能比其他学科更能把多个学科的理性思维成果融合在自己的学理中，但这并不是由此而可以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理就是欧美多种学科思潮的批发部和中间商。30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更深切地体验到，本学科学理的本质性概念的形成与相对确切的表述，一定来源于具体文本研究的经验与思考，学科理性表述的本体由此而逐步形成。如果不做文本解析而空言学科道理，就像一个没有做过实际病况诊断和没有处理病情经验的人对芸芸众生随意开出救治处方，甚而发表病理学报告，其远离主题则是必然的。这样的诊断不仅必定没有意义，而且其隐伏的后果极其危险。我在上文中提到学科危机论主要是由缺失文本研究实感而浮游在本学科外缘的学者所主张，这一判断或许不恭，但不是情感性提法。我追踪本学科主要理论者的学术踪迹已经很久，我们几乎很难读到危机论者所提供的关于在比较文学意义中进行文本解析研究的报告。这一事实提示我们，不做文本研究而空言学理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学科的认知，与我们这些正在从事学科本体性学术研讨的比较文学学者对学科的认知，是非常的不同的。学科实践告诉我们，只要人类文明总体中有文学存在着，比较文学学科就不可能有灭顶的危机，它当然需要在学术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提升，但这一学科乐观的前景则是确定无疑的。

“严绍璗文集”各卷目录

国际中国学研究

养天地之正气 法古今之完人

会通学科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我和国际中国学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学者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问题

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

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情况

日本学者关于《诗经》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一些见解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二）

《赵氏孤儿》与18世纪欧洲戏剧文学

关于汉学的问答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日本中国学中从经学研究向中国哲学研究演进的轨迹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

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 研究应有的反思

日本中国学中“道学的史学”的没落与“东洋史学”兴起的考察

日本中国学中中国文学近代性研究的形成

中国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三十年

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

比较文学研究

我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历程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

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空间

确立关于表述“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

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的体验

文化的本体论性质与马克思的文化论序说

日本短歌歌型形成序说

日本《竹取物语》的发生成研究

日本平安文坛上的中国文化

论五山汉文学

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的发现

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

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

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

日本现代化肇始期的文化冲突

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

日本中国学中一个特殊课题—满学

战后60 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我对日本学研究的思考

汉字在东亚文明共同体中的价值

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框架与本质特征的研讨

东亚文明与琉球文明研究的若干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资材的劫夺

日本近代前期天皇的儒学修养

日本“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

严绍璗教授荣获日本第23 届“山片蟠桃奖”文化研究国际奖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汉籍的外传与文明的对话

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在国会图书馆访“国宝”

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访“国宝”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访“国宝”

在东洋文库访“国宝”

在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国宝”

在金泽文库访“国宝”

在静嘉堂文库访“国宝”

在杏雨书屋访“国宝”

在天理图书馆访“国宝”

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

在御茶之水图书馆访“国宝”

在真福寺访“国宝”

在石山寺访“国宝”

在东福寺访“国宝”

在日光轮王寺天海藏访“国宝”

读书序录

他序文

序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

序王勇著《中日关系史考》

序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跋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多边文化研究》第一卷“卷头语”

序《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序张哲俊著《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

序李岩著《中韩文学关系史论》

序刘元满著《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序张玉安、陈岗龙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多边文化研究》第二卷“卷头语”

序钱婉约著《内藤湖南研究》

序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序王琢著《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

序张哲俊著《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序张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序张哲俊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序《东方研究2004—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专辑》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序王益鸣著《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

《多边文化研究》第三卷“卷头语”

序李强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序王顺洪著《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序隽雪艳著《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序牟学苑著《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序郭勇著《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序潘钧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序涂晓华著《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

序张冰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

序聂友军著《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

序王广生著《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

序张西艳著《〈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

自序文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前言

《中国文学在日本》前言

《日本中国学史》代序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序论

“21 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出版总序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自序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自序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

《日本中国学史稿》前言

《魏建功文选》前言

人物纪、访谈录

好人阴法鲁先生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乐黛云先生纪事

贾植芳先生的比较文学观

中西进教授的学问

我的老师们

我的生命的驿站

为人民读好书、写好书—严绍璗先生访谈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国际中国学研究

978-7-301-32465-3

108元

比较文学研究

978-7-301-32221-5

108元

日本文化研究

978-7-301-32531-5

108元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978-7-301-32487-5

138元

读书序录

978-7-301-32215-4

108元

微信号 : pupwa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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