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可不贫之贫，非必死之死——明代士大夫的施虐与自虐

《出警入跸图》局部

文 | 赵园，历史学者

我到现在为止，还只谈到了明代士人对暴政反应之一种：对抗姿态，还未及于这种反应之于他们本身的作用，以致他们与暴政的更深刻的联系，我将逐步涉笔这一层面。

不妨认为，明代的政治暴虐，非但培养了士人的坚忍，而且培养了他们对残酷的欣赏态度，助成了他们极端的道德主义，鼓励了他们以“酷”（包括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畸形政治下的病态激情。即如明代士人对于“薄俸”的反应，“薄俸”较之廷杖诏狱，是动机更为隐蔽的虐待，《明史》中所描述的士人（且是其“仕”者）之贫多出乎常情，“贫不能葬”、“殁不能具棺验”、“贫不能归”、“贫不能给朝夕”、“贫不能举火”、“炊烟屡绝”、“所居不戴风雨”，等等。曾秉正“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是洪武朝的事。宣德皇帝也不禁叹曰：“朝臣贫如此”。

薄俸鼓励“贪墨”，也鼓励极端化的“砥砺节操”。士以“苦节”作为对虐待的回应，“士论”、“民誉”则有效地参与了这一塑造“士”的工程。轩輗，“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均号称廉吏。陈有年“两世膴仕，无宅居妻孥，至以油幙障漏。其归自江西，故庐火，乃僦一楼居妻孥，而身栖僧舍”，时人许为“风节高天下”。陈道亨“穷冬无帏，妻御葛裳，与子拾遗薪爇以御寒”，与邓以赞、衷贞吉，号“江右三清”，然而终明之世，对薄俸的扯评，较之对延杖诏狱的批评，声音要微弱得多，因而王夫之对薄俸的人性后果的分析就尤为难得，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谈到。

平居贫，临难死，且是可不贫之贫，非必死之死——似与生命有仇，非自戕其生即不足以成贤成圣。这里有传统儒家的“造人”神话；但在如明代这样严酷的历史时代，儒家道德仍不可避免地被极端化了。一种显然的政治虐待，被作为了士人被造就的必要条件；被强加的政治处境，倒像是成全了苦修者。这种准宗教精神，开脱了暴政，将施虐转化为受虐者的自虐（且以“甘之若饴”为高境界）。明儒相信“紧随身不可须臾离者，贫贱也”；相信“苟不能甘至贫至贱，不可以为圣人”。至于王艮的说尊生，以为“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亦失其本而非学也”，在道学中人，真乃空谷足音。

“砥砺”至于极端，即是自虐；有关的清议、士论，欣赏、赞美苦行，则属帮同肆虐。明人的自虐并非只在宗教修行的场合。你读徐渭、李贽的传记材料，会震惊于其人的自戕所用方式的残酷——施之于自身的暴力。宋、明儒者好说“气象”，如说“王道如春风和气，披拂万物，墨者之憔劳瘠觳，纯是一团阴气”。而明代士人的提倡坚忍颂扬苦行，其气象正有近墨处。从朝堂上的争持，到明亡之际的“赴义”，凡知其不可而为的，有不少即出于自虐以至自杀（死是最甚的虐待）的冲动，其“从容”与“慷慨”（王夫之对这二者，又有精细的辨析），常常正源于绝望的惨烈激情。

《小腆纪传》卷五六记姜埰事：“……与熊开元同下诏狱，逮至午门，杖一百，几死，复系刑部狱。甲申，正月，谪戍宣州卫。”明亡，姜氏自称“宣州老兵”，“病革，语其子曰：‘敬亭，吾戍所也，未闻后命，吾犹罪人也，敢以异代背吾死君哉！’卒葬宣城”。吴伟业“脾肉犹为旧君痛”句（《东莱行》）即记此事。姜埰事，黄宗羲也曾记及，作为明臣不记旧怨尽忠于明的例子。归庄《敬亭山房记》记姜、熊之狱，说崇祯“始不知辅臣之奸，故罪言者，然刑已滥矣”；到“劾者之言既验”，“而犹久锢之狱，烈皇帝毋乃成见未化而吝于改过欤！”同案的熊开元“每言及先朝，不能无恨”，姜氏的“绝无怨怼君父之心”，“可谓厚矣”。在有关姜埰的记述中，确也是将其作为对待政治不公正的范例表彰的。

明儒好谈处患难，也因“患难”是他们的经常处境。《明儒学案》中屡见明代士人以廷杖诏狱为修炼的记述。“周子被罪下狱，手有梏，足有镣，坐卧有㭱，日有数人监之，喟然曰：‘余今而始知检也……’”聂豹系诏狱，慨然曰：“嗟乎！不履斯境，疑安得尽释乎！杨爵久处狱中，以为“今日患难，安知非皇天玉我进修之地乎？”而狱中讲学论道，更被传为佳话。吴伟业撰谢泰宗志铭，其中所记黄道周事，有令人不忍卒读者。“......予杖下诏狱，万死南还，余与冯司马遇之唐栖舟中，出所注《易》读之，十指困拷掠，血渗漉楮墨间，余两人𥈭眙叹服，不敢复出一语相劳苦，以彼其所学，死生患难岂足以动其中哉！”

但你毕竟不是吴伟业。你由此类记述中，读出的就不只是明儒的坚忍，还有他们心性的“残”与“畸”，他们的以受虐（亦自虐）为政治摧残下痛苦的宣泄；你甚至疑心这种嗜酷，掩蔽着弱者式的复仇：以血肉淋漓、以死为对施虐的报复。当然黄道周、刘宗周之类的大儒或应除外。明代学术或无足夸炫、令明人骄傲的，或许即此一种“刀锯鼎镬学问”的吧。

患难之大，莫过于死，关于处生死的读论自是士人的常课——并非到明亡之际才如此。王守仁居龙场时，“历试诸艰，惟死生心未了，遂置石棺，卧以自炼”。可知士人于明亡之际的处生死，亦渐也，非一朝一夕使然。明代士论不仅鼓励难进易退，且鼓励难生易死。“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谈心性固可议，而不惜一死，确可认为是一种“士风”。

自虐式的苦行以及自我戕害，更是明遗民的生存方式。受虐与自虐，在许多时候难以再行区分。至于遗民的“苦节”，甚至在形式上都与节妇烈女如出一辙，其自虐且竞为“不情”极其相像：有关“节操”表达式的匮乏。顾炎武的“饵沙苑蒺藜”，尚可言“恢复”的准备，而其他著名遗民（如徐枋，如李确）的苦节，则更像蓄意的自惩。全祖望记周元初明亡后与友唱和，其诗“务期僻思涩句，不类世间人所作”，其行之奇僻亦类此：“黄虀脱粟，麻衣草履，极人间未有之困，方陶然自得也”。方以智以贵公子、朝臣（崇祯朝）一旦披缁，即如苦行头陀，“披坏色衣，作除馑男”，亦像刻意为之。厉风节而趋极端，一向为明代士风所鼓励。辞受取与不荷，必至绝粒如沈兰先（沈昀），“风节”才堪称“殊绝”——时人及后人，乐道的即此“殊绝”；在这一点上，“雅”“俗”文化正有同好。

遗民中更有自戕以祈死者。周元懋狂饮成疾，全祖望说：“其四年中巧戕酷贼以自蛊，其宋皇甫东生之流与？”这里尚未说到遗民群体的自我监督，其较之平世尤为苛酷的道德标准（竟少有人能“确然免于疑论”），遗民在此士风时论之下用心之苦、守节之难。在我看来，明遗民的自我惩创也正因于创伤感；这也是明清之交时代病之一种。不妨认为，明遗民行为的极端性，是有明二百余年间士风的延展；但因有此极致，其不合理，其为对生命的戕害，也更清楚地呈露出来，启发了士之有识者的批判意识。

自虐而为人所激赏的自然还有节妇烈女，亦乱世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来，苦节而不死的贞妇也是一种“遗民”，其夫所“遗”，倒不为乱世、末世所特有，也证明了女性生存的特殊艰难。失节者则另有其自虐。读吴伟业文集，你不难感知那自审的严酷，与自我救赎的艰难。这一种罪与罚，也令人想到宗教情景。

处“酷”固属不得不然，但将处酷的经验普遍化（也即合理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主义；更大的危险，还在于模糊了“仁”、“暴”之辨，使“酷虐”这一种政治文化内化，造成对士人精神品质的损伤。这种更隐蔽也更深远的后果，是要待如王夫之这样大儒才能发现的。

*本文选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士风与士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