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明末思想家唐甄
唐甄这句话，“贼”其实还是好听的说法，用口语说就是，从秦朝以来凡是当皇帝的都是流氓。确实，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刘邦成事之前便是个“不事生产，好酒及色”的地痞流氓，他曾对着始皇帝的出巡仪仗无比垂涎；成事之后，他的流氓劲儿就更为十足了，曾把小便撒在儒生帽子里而洋洋得意，逃命时把自己妻女推下车而不以为然，项羽要将他父亲下油锅，他却说“我爹就是你爹，杀了别忘了给我一碗肉汤喝”。最后称帝，他还骄傲地反问父亲：你从小总说我无赖，现在我比别人如何？结果，讲究礼义廉耻的贵族项羽，终于败给了“不讲武德”的流氓刘邦。从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也好不到哪去。他年少贫苦，但一旦得了江山，便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政治大流氓。什么开国功勋、同乡旧友，杀起来毫不含糊。这和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相比，简直就是最低端的黑社会手段。此外，他为保江山任人唯亲，最后落个自家儿子打自家孙子的局面。开国皇帝尚且如此，帝王手下一众将相，就更是如此。刘邦手下与韩信齐名的大将彭越曾是水匪，朱元璋手下号称常十万的常遇春也是强盗。然而，这些人都是史书上公认的“雄主良将”，我们不禁疑惑：“为什么自古成大事者，流氓这么多？”▲作为明朝“第一猛将”，常遇春所到之处“寸早不生”，攻下城池就屠城
人们常说，审视问题的视角不同，看到的结果自然不同。当我们用传统“立不世之功，成不朽之业”的儒家视角审视，他们自然是明君名臣；然而，这一视角并不足以解释他们身上的流氓气质，更无法解释这一长久普遍的历史现象。对此，著名学者王学泰在其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提出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新视角——游民视角。他指出，无论是不事生产的刘邦，织席卖履的刘备，还是游手好闲的朱温，出身乞丐的朱元璋，很多成功的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出身——流氓，或者更准确的说——游民。游民群体的庞大与长久存在，塑造了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群体文化——游民文化。他们有自己的江湖规则，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他们也是最能冲垮现有秩序、颠覆王朝统治的狂热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与地区，能有中国历史这般频繁塑造游民的土壤。独特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民独特的群体特征：· 他们“不事生产”，没有固定职业，要么迫于生计出卖劳动力，如放牛的朱重八；要么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如刘邦及其一众小弟；也因为身处底层，他们对成功与改变命运最为渴望；· 他们也没有稳定居所，往往为生计远离家乡、四处奔波，甚至落草为寇。除自己一百多斤肉外，并无多少私产，所谓“无私也就无畏”，他们均“胆大妄为”，做事不讲规则，也最主张天下“公有”。
▲被忽视的“士农工商”外的第五层：游民阶层
可以说，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是由上层“讲道德的礼乐伦理”与下层“忽视道德的游民文化”共同构成。要理解中国，二者缺一不可。21世纪的今天，游民一词虽不再使用，但大量流动、失业人口、最底层的劳动人民，甚至一些中产乃至“成功人士”，仍具有明显的“游民”特征，因此这一视角对于理解当下，同样不可或缺。然而，在传统历史叙述中，游民往往被当作一个边缘群体不被重视，游民文化的概念更是无人提起。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游民文化研究开山之人王学泰第一次系统提出游民文化，才为我们带来这一审视中国社会的全新视角。学者李慎之曾说：通过这一视角，无疑是发现了另一个中国。当今学界更是将“游民文化”与吴思“潜规则”、余英时“士文化”并称为“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为此，诚挚推荐王学泰生前集大成之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本书自上世纪末出版以来，几度绝版断货，此次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复活此书，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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