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27日，《写真地理》期刊因为发表《熟蛋返生孵小鸡》论文被停刊整顿了。本来当时想发文谈谈此事，但随后因为忙于发表笔者的其它文章，所以一直耽搁到今天才有空提笔。笔者在《写真地理》上也发了四篇文章，因此这件事情不能说跟笔者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四篇文章是“程碧波，从埃及旧地图看尼罗河三角洲地理演化（2019）”“薛定谔方程的问题及波函数正确计算方法（2020）”“从中国版《几何原本》的测度研究自然数等数系的定义（2020）”“中国出土的古罗马金币应是古波斯货币（2020）”。但是现在看来耽搁几天也不迟，因为就在这短短的时间中，中国学术界连续发生了果壳网松鼠会等科普公众号的倒塌，以及河北李子丰教授的相对论申奖事件。这三件事表面互不相关，实则有内在联系。

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学术的未来。

首先是学术的发表与评价。

中央提出不要“五唯”，其中之一是不要“唯论文”。然后有人解释说，不“唯论文”，不代表不要论文。这种解释当然有道理。论文是学术内容的载体，不可能不要。

“唯论文”真正的问题是：要不要“唯期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国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第二章第十条：“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一）发表权，即决定作品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因此，论文可以在任何不违反宪法和法律，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地方发表，并依法受版权保护。

一 期刊的封杀与反封杀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论文不是在指定的期刊上发表，它可否参与学术评价？

我们先假定“如果论文不是在指定的期刊上发表，就没有资格参与学术评价，因为它不符合科学共同体的要求”。按此假定，如果有人在非学术期刊，甚至例如微信号或BBS上发表了论文，然后被证明有重大学术价值，怎么办？依照科学共同体的规则，此人这篇论文没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甚至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不能参与学术评价，不能被科学共同体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章第二十四条：“......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科学共同体不能承认这篇文章，因此也就不能引用这篇文章。而科学共同体如果继续研究这篇文章的内容而不予引用，又将违反著作权法而被视为抄袭。因此科学共同体将不得不放弃这个领域的研究。

换言之，科学共同体将会被非核心期刊或非学术期刊的发表渠道反杀。

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按照科学共同体关于学术独立与自由的价值导向来说，完全存在，因为科学共同体自己就总在鼓吹学术不是功利之学，要把功利的人从柏拉图学院中赶出去。所以为什么不会有人爱发哪儿就发哪儿？甚至，存在的数量还可能很多。

学界有一个说法，就是，学术是贵族玩的事，因为只有贵族才能付出巨大时间精力的成本，来从事学术研究，而并不太多地在乎回报。但是，对于这样的贵族，在他深信自己的研究正确、深信自己的研究有重大价值、一旦发表就可以获得拥有自己成果的成就感，和一次次被核心期刊拒稿——假如他遵守学术道德而不同时投多家期刊的话，每次拒稿都意味着他又等待了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并且对于重大科研成果来说，他还要担忧在评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意外譬如剽窃（这种状况在国外审稿中亦经常出现）之间，他通常会选择立即发表来获得版权的法律承认，而不会选择等待漫长的时间和不确定性来获得所谓的科学共同体的承认。

笔者不喜欢“贵族”这个名字。应该说，对世俗利益相对淡漠的人，他通常会选择版权。他选择版权，是不是终究没有脱离世俗利益呢？对成果的著作权，似乎也是名和利的一部分。其实不是，著作权的核心是对自己成果的话语权。任何痴迷于学术的人，他可以放弃一切，但没有话语权是最大的痛苦。他不必霸占话语权，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话语权被别人霸占，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嘴巴被别人缝上。

学术成果的重要性与世俗利益之间亦是在不断权衡。当一个成果的重要性已经足以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时，对于研究者来说，尽快地、确保绝对安全不被剽窃地发表，获得此成果的著作权，比其它任何世俗利益都重要（商业秘密除外，但商业秘密不会发表）。

相反，假如成果并不能在学术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但在同行中算比较有新意，则作者可能会耐心地等待权威或核心期刊的审核，这家不中，再等待下一家，实在不行，找找关系，请请人，类似文章再多搞几篇，广种薄收，总有几篇中的。迟一点发，或者发表的过程中被别人剽窃了，也并不那么心疼。

对于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人，也即我们称呼的广大人民，他们的研究成果基本没有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机会——只要看看他们的履历，核心期刊就足以拒稿了。所以广大人民的作品更是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在非核心期刊、非学术期刊乃至微信公众号上。但是，科学共同体真的那么有自信，认为数亿广大人民群众中，就绝无可能涌现优秀的重大科研成果吗？如果涌现了，怎么办？现有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规范，一方面拒绝了人民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把自己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之路堵死了。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发布信息越来越方便，获取版权证明也越来越容易。传统期刊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才能发表的成果，在信息社会可以几秒钟就发布出来。一旦发布，就拥有相应的著作权。即使科学共同体不承认，但却也能依法有效阻止科学共同体的觊觎。快速、大量、即发即得、有效遏止，将成为非核心期刊学术“农村包围城市”来封锁核心期刊学术的四大法宝。科学共同体将可能走上传统纸媒的命运。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 学术评审的道路选择

前已述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障了每个公民以任何合法形式和合法渠道发布科研成果的权利。那么，如何对学术进行评价呢？很多人认为学术评价非常复杂，亦容易流于形式，不如直接数论文所在的期刊，以及论文发表数量来得直接。

（一）走军工道路还是走期刊道路

但是我们始终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的军工科技是如何发展的？

中国军工因为保密的原因，一无法公开发表重要论文；二被国际封锁而难以有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交流，甚至在引入国际人才方面也大受限制，凭借一个海外博士头衔就比本土博士更容易拿到offer，对于军工产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第三，也不会有大规模实行的非升即走制度。中国科研院校的“期刊论文”“国际交流”和“非升即走”三大法宝，中国军工均无法使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那么这几十年来，中国军工和普通科研院校相比，谁的科技成果更显著呢？结果不言而喻。缺乏“期刊论文”“国际交流”和“非升即走”三大法宝的中国军工，其科技成就远在拥有这三大法宝的普通科研院校之上。我们在军事科技方面的突破的喜讯不断传来，并且相关突破都位居世界前列。相反，普通科研院校的科研成就则乏善可陈，基于量子超距联系的量子通信、量子计算等项目成为普通科研院校的尖端科技。关于此，后文还将继续述及。

可以想象，假如中国军工也拥有“期刊论文”“国际交流”和“非升即走”三大法宝，那么中国军工能够交给人民的，就不是现在这些能捍卫国家的一流尖端武器，而是一堆发表在国内外一流期刊上的论文，一堆国际大奖，一流的世界排名，和一堆毫无用处的PPT。

走军工道路，还是走期刊道路，这是摆在中国科研面前的两条路线。

军工道路，就是内容道路。什么技术方案行，什么技术方案不行，大家要一起来讨论，辩驳，然后决定怎么做。要立军令状。何谓军令状？干出来，有奖，干不出来，提头来见。分配任务的、承担任务的，一个也跑不掉。对实质内容的公开辩驳，对后果的连坐责任，这才是科研的两大法宝。

期刊道路，就是形式道路。什么技术方案行，什么技术方案不行，大家一起来数申请人已经发表的论文所在期刊影响因子及数量，然后决定选谁。项目申请到手即是修得正果，很少有谁会在意项目结果是什么。项目的发包方不必为自己发包的项目承担连带责任。科研评审方不具备内容评价能力。

但是我们又要思考，期刊通常具有匿名评审制度，匿名专家能把控论文质量，为什么会出这样的后果呢？

匿名评审制度的本质是缺乏监控的中世纪封建宗教裁判制度。

（二）评审者与被评审者的位置：持续学习与沟通

本来，如果一篇论文倘若不是全部抄袭，那它总有创新之处。而任何创新，或者大、或者小，均为世界第一，否则就不是创新而是抄袭。换言之，小的创新是小的世界第一，大的创新是大的世界第一。当评审看到被评审论文的时候，被评审论文的作者才是世界第一的专家，而评审是学习者。这是评审者与被评审者首先应该摆正的位置。

既然被评审者才是世界第一的专家，所以评审者在看不明白被评审文章时，第一反应不应该是否定被评审文章，而是应该向作者请教，请教自己的理解是否符合原意，应该如何理解，各种疑惑的答案是什么。理解透彻了，然后向作者表达对文章的评价，看作者是否认可，再最终作出评审结论。

但是匿名评审制度下，作者完全没有答辩的机会。即使作者有申诉复审，复审也通常只作程序审查而不作内容审查。评审内容和答辩内容亦不会公开。匿名评审者具有至高无上的生杀之权。有的期刊表示，匿名评审意见也不是绝对的，期刊编辑也会斟酌匿名评审意见。问题在于，期刊编辑的这个权利，难道不是更大的漏洞吗？期刊编辑是否有能力评价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谁来监督期刊编辑的公正性？

匿名评审专家进行投票，少数服从多数，能否保证公正？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全班同学投票，按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原则来做题，与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一个人做题，谁能得的分更高呢？一个班上的第一名，比例不过是四五十分之一，尚且出现严重的逆向淘汰。真正的、有价值的科研创新，从来都是万里挑一，甚至十万里挑一的比例。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原则，能选上万里挑一、十万里挑一的成果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那么怎么办？怎么辨识出谁是万里挑一或十万里挑一？

唯一的办法，就是沟通，不断地沟通。一次不行，沟通两次，两次不行，沟通三次，三次不行，沟通四次。所谓不行，就是评审者把自己的理解告诉作者，看作者是否认同。如果作者认同，沟通就是基本完成了。如果不认同，说明沟通尚不彻底。但也不可否认，有些作者很执拗，或者水平的确不够，因此是作者自己不懂而非评审者不懂。此时怎么办？那就把沟通内容公开，看看对此问题关注者的反应。笔者说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很难选出真正优秀的成果，那是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原则剥夺了少数人的权利，但是少数人毕竟不是一个人，所以当沟通内容公开后，一定会有少数人中的其他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沟通，并反馈给作者和评审者，极大限度地降低作者与评审者的隔阂。

沟通，再沟通，继续沟通。这就是科研评审的不二法门。指挥百万大军的开国将帅们，能够指挥科学家们搞出两弹一星，从专业上来说这是外行领导内行，但是从指挥艺术上来说，这是人类科技组织能力的巅峰。难怪有人感叹：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说，曾经以为那个时候就是最差的时候，但后来才发现，那就是最好的时代。

文化程度不高的开国将帅们能够达到人类科技组织的巅峰，不是因为其它，就是因为将帅们在打仗时，必须要耐心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认真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哪怕这些信息是来自田间老农。然后对各种信息进行反复探讨和综合分析。每一条信息都可能关系成千上万将士的生命。这是一种善于倾听和思考的习惯。所以现在我们看毛主席指挥将领的电报上，常会说“望酌情处理之”，这就是一种倾听和协商的态度。更直接地说，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

所以，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同样的一批科学家，在国民党的领导下，笔者不认为他们能做出什么成就。他们可能被评为世界一流，可能获得这样那样的诺贝尔奖，或者各种国际荣誉，他们能够拿出一大堆PPT，但是他们建不成与世界最先进国家抗衡、保卫祖国的科技体系，建不成完整的工业体系，他们的成果上不了美国的制裁榜。很多人认为科技应该让政治走开，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若一个科技工作者或企业家是一个爱国者、热爱中华民族者，他的科研、他的企业，往往就会注重于自主创新；反之，就会更注重于拿来主义，或者倾向于做外国产品的代理商。这条标准不是100%准确，但是大概率成立。所以笔者只要和相关科研人员聊聊政治，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科研风格和科研成果特点。

因此，不是西南联大不可复制，而是中国的开国领袖难以复制。

本文后面会讲真正的钱学森之问，以及钱老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真正的答案。钱老对于钱学森之问，是给出答案了的。

不允许评审者高高在上手操生杀大权，这样的评审成本当然就很高了。所以对评审成本，亦要有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经济中，甲方发包给乙方，甲方对乙方成果的检验，是不会吝惜检验成本的。通常甲方会组建一支队伍，重复乙方的工作。换言之，甲方检验的成本可能达到甚至超过乙方做项目的成本。因此在科研评审中，仅仅给评审者几个小时的时间，远远不够。评审成本高，但评审一个就是一个；评审成本低，可能比随机选择更差。为什么呢？评审成本低，则评审者就会偏向文章的形式，偏向于自己熟悉的方案，从而形成具有偏向的选择，使得具有理解难度但真正优秀的方案永远没有得到青睐的机会。而在随机选择下，具有理解难度而真正优秀的方案仍具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有的科研项目发包者，可能会对同一个项目发包给两个以上的团队，这样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比较不同团队的成果，但事实上它并不能替代评审本身。因为评审本身，就是要决定哪个团队的方案更好，这跟期刊评审在众多文章中选择适合发表文章的道理是一样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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