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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点】问人之所不问,问人之不敢问 ——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2016-04-27 上海语言学通讯 上海语言学通讯

问人之所不问,问人之不敢问 :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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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小编提示: 本文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年新著《聆听:外语界前辈的声音》部分章节。请大家尊重版权,购买原版图书。

该书作者黄新炎对中国外语教育界十六位学者的访谈,与读者分享了学者们的人生经验和治学心得,形式新颖轻松,可读性强。读者可从中一窥名家风采,不仅了解他们的精彩人生经历,也能学到治学和做人的道理。欢迎大家关注!


谢天振教授 

谢天振,1944年生,浙江人,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兼任《中国比较文学》季刊主编、《东方翻译》执行主编、《中国翻译》编委、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学术顾问暨翻译研究会名誉会长。 

精彩内容

黄新炎: 由于目前绝大多数教师来自非师范院校,所以教育部2012年引导高校使教师培训制度化。想请谢老师讲讲青年教师如何成才的问题。 

谢天振: 有一句话很重要,“目标始终如一”。从低的层面来说,年轻老师想从讲师变成副教授,教授。有的青年教师开始时很潇洒,不在乎评职称,但是逐渐心态会发生变化。当同时入职的老师评上了高一级职称,而自己迟迟评不上去,面对亲戚朋友年复一年的询问,会感到压力。我认识一个50多岁的老师,没有评上正教授,连续几年没敢回家探亲在当今社会的大环境下,外语老师应该大有作为,许多老师有聪明才智,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就,我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 

 

黄新炎: 现实生活中,跨界成为一种时髦,华丽转身成为能力的表征,“一条道走到黑”成为对不识时务者的讽刺,谢老师是如何面对生活中诸多诱惑的呢? 

谢天振: 我80年代初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人们一见面打招呼的话都是:“你怎么还没出国?”80年代中后期,又有人开始问:“你怎么不去下海?”我属于那种被批判的“小富即安型”。如果我去做生意,是无法从财富累积里得到快乐和满足的。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要找到你的人生目标。

凭着青年教师的聪明才智,再加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几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目标始终如一”,那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而如果学术面目一直不清,为了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那成不了真正的人才 

 

黄新炎: 有些老师抱怨,说写了许多文章,老是发表不了,他们将此归结为没有关系,不认识主编。作为《中国比较文学》、《东方翻译》两本杂志的主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谢天振: 文章发不了,恐怕不是“人情没有到位”的原因。关键在于功夫不在刀刃上,没有找到学术研究的突破口。办刊人都期待好的稿件,而且是求之不得。我们在编发每一期稿件的时候,最为头疼的就是没有好稿件。如果有编辑说手头有一篇好稿件,我们都会眼睛一亮。可以说绝大多数杂志都是这样的态度。 

 

黄新炎: 我们如何才能使自己的论文得到发表的机会?我们青年教师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呢? 

谢天振: 我把学术研究归纳为六个字。前三个字是“接着说”,后三字“对着说”。 

先谈“接着说”。 

学术研究是把没有说到位的问题接过来,往前推,说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能够提供新的事实。譬如一篇文章谈第一篇汉译长篇小说,但讲不清原作到底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原作者是谁,译者又是。美国一位汉学家把这些问题一一搞清了。这样的文章就有价值,也一定能够发表。 


其次是对问题要能做出新的解释。大家都在谈莫言的作品,而我讲的是莫言获奖背后翻译的作用。由谁翻译?是外国优秀的翻译家翻译还是我们本国的翻译家翻译?翻译好的译作由谁出版?是国外一流的出版社还是我们国家自己的出版社?作家对翻译家何种态度?等等。我的文章还批评了国内的“大中华文库”项目,该项目工程浩大,但翻译出版后没有几本能真正走出国门。


第三是验证或完善已经有的假设、理论或方法论。有些论点本身并没完全展开,那你就去进一步予以完善。比如许钧教授在90年代曾经说过,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在认识上比西方要迟20年。《中华读书报》对许钧的观点进行批评。

我针对这篇文章也写了篇文章,用历史事实证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在认识上其实真的差了20年。80年代改革开放,许多学者走出了国门,引进尤金·奈达的等值论。奈达理论在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但我们五六十年代知道苏联的《翻译理论概要》,差了20年。80年代,翻译理论界言必称奈达时,西方译学界又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们到90年代才介绍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他们这些理论实际上是70年代提出来的,时间相差又是20年。

 

第四是学术研究要提出新的思想,提出新的假设、理论和方法论譬如,我和学生一起编写了中西翻译简史。如果贪图方便,可以中国写一章,西方的写一章。但我不满足于这种编写方法。我对中西翻译史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找到了中西翻译史的共性所在,以“翻译与民族语”、“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递”等为切入点,从而把中西翻译史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黄新炎: 那么“对着说”又怎么理解呢? 

谢天振: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和你商榷,这也是一种学术研究。如果青年教师不知道写什么文章,我建议从写书评开始。把最新的原版哪怕是中文学术论著读透了,基本观点抓住了,评价一下,书里哪些东西有借鉴,哪些东西还不到位。这样的文章,学报及其他学术期刊都会感兴趣,因为你介绍了一本新书。

 

黄新炎: 发表不了论文有多种原因,缺少创新是根本问题所在。那么创新能力如何体现? 

谢天振: 创新怎么来,无法描述清楚,但它一定是来源于对资料的详尽占有和深入研读,与同行的交流和思想 的碰撞,来源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感悟。学术会议是经常交流,把困惑讲出来,然后形成完整、严谨、深刻的思考,就有可能实现创新。有的老师外语课上得好,口语相当棒,但不善书面表达,学术成果也难以获得机会发表。要成为专家,一定要在母语写作方面下功夫。

 

黄新炎: 创新的确很重要,谢老师也给出了创新的方法和路径,那么具体怎么落实到行动上去呢? 

谢天振: 不要闭门造车。有的老师从来不看我们的杂志,也不关心杂志讨论的热点问题,到了年底统计学术成果,或是到了评职称,就匆匆凑成一篇文章,希望学校刊物能网开一面,这怎么可能呢? 

 

我建议每个青年教师订几本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杂志,经常翻翻,既能找到感兴趣的文章,还能及时把握学界的最新动向。数年之后,必有成效青年教师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能因为几篇文章退稿就丧失信心。 

 

黄新炎: 青年老师基础课时繁多,怎么才能在上好课的同时又做好科研? 

谢天振: “大外”老师一周承担十几甚至二十几节课。但评职称时不会因为课时多就对文章发表量放低要求。我们对“大外”老师表示理解和同情,但无法改变严酷现实。能做的是找到自己的学术兴趣、学术方向,有了兴趣,愿意投入进去,就不会觉得辛苦。有些教师课时也很多,照样发表了不少东西。


回过头来说,我为什么要引用马克思的话“目标始终如一”作为今天学术交流的主题呢?我就是希望大家能找准目标,始终如一走下去。

 

(本文选自黄新炎编著的《聆听:外语界前辈的声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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