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从南京大学移师浙江大学的翻译家许钧教授

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 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如果让许钧在诸多闪亮头衔中只能选择一项，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在“翻译家”这一项上重重打钩。与美好的语言投契的思想相遇，然后把它转为另一种语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浪漫艳遇”。
    
    而关于身份，还有一个重要选项是许钧自己念兹在兹的：浙江龙游人的乡民身份。
    
    出生在龙游塔石镇钱村普通农家的许钧，自16岁离开家乡，46年后终于心愿得偿，回归了故乡的浙江大学，任文科资深教授，成了院士级的文科学者。
    
    未见许钧之前，见过他照片——气宇轩昂中有沉静笃实，给人感觉他是一个中西文化铸就的性情中人，及至见面，果真如此。
    
    62岁的许钧不惧从南京大学转至浙大重起炉灶，说起手头计划中的翻译大业，滔滔不能绝口，根本不屑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的老派说辞。但说到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语气转柔表情温和。“父亲85岁，母亲82岁，身体倒还不错。今年已经回家10次了，每次回去总是待不够。”
    
    

关于“不可译”与“无需译”

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发现

    
    问：对于当代翻译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都很有市场。
    
    一种说翻译不可为，即“不可译”说，因为两种语言虽然在基础层面上可以完成交流，但在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上却完全没有互通性，不可说，一说即是错；另一种说法是“无需译”，因为英语会成为通行语言，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多少都会一些。请问您的看法？
    
    许钧：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存在三个层面的矛盾：可译不可译是哲学层面的；语言的异与同是文化层面的；形与神则是美学层面的。
    
    比如法国作家纪德，翻译家李玉民说：“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确实是有限度的，但正是种种的不可能召唤着翻译家的努力，在不可能中去追求翻译的可能性，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红楼梦》有可能产生别样的味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别样的味道，让《红楼梦》获得新的生命，味道更美了。我觉得，这是就文学翻译而言，哲学意义上的可译不可译与日常普通翻译关系不大，不同的语言当然不可能有完全对等的翻译，但还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沟通交流方式，比如人家说吃饭，翻译过来要看对象，西方人是吃面包，我们中国的南方人是吃米饭，陕西人吃馍，这就是对应的关系，不能机械地去翻译，要作对应的理解。
    
    反过来，假如设身处地让一个中国人去理解一个法国人，尤其一个有复杂思想与性格的法国人，那确实是有些难，有些“不可捉摸”。但关键是你有没有去了解他的愿望，有没有去理解他的愿望，如果有心，有尊重，你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去看，会有不同的发现。
    
    至于英语的流行，那是由许多因素许多合力造成的。英语的大流行也造成了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前法国总理就曾对我说过，法语是文化性语言，英语是工具性语言。工具很实用，人人都可用，但它也因此会失去自身的文化根基。所以现在那些“chinglish”“singlish”已完全被大家接受，无所谓正宗不正宗了。
    
    所以在全球化文化交流相融的过程中，语言也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身走向他者。翻译也是如此。
    
    
    问：说到文化沟通与交流，刚才提到了《红楼梦》的翻译，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以及英国人大卫•霍克斯的译本。通常公认杨戴译本更忠于原著，而霍克斯采用“归化”手法更顺应英语读者的接受。其中一些文化层面的分歧很有意思。比如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遇见警幻仙子，原著对其描述的句子有“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杨戴译本直接把“龙凤”翻译出来，而霍译本则译成西方人普遍认同的神鸟，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的意象并非如中国人所指的吉祥神物，而是邪恶丑陋的象征。所以有人提议用拼音译作“long”。您的看法如何？
    
    许钧：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继续把“dragon”作为吉祥神物的象征，不必改动。中国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假以时日，别人也会慢慢接受我们对“dragon”的意象，两种意象可以并存，这才是文化多元化丰富性的意义所在，而且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结果。
    
    现在在中国，就翻译总量而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是外译中，而现在，据有关统计，中文译成外语的比例是64%，而外译中则降到36%。翻译的样式也在变化。现在拼音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英文中，而不是归化成英文的解释。比如美国CNN对于中国小吃的推介节目中，所有小吃几乎都以拼音标注。
    
    
    问：那就不会再出“童子鸡”译成“没有性生活的鸡”笑话了？
    
    许钧：不会了。中医的译出也按照拼音标注。比如“脉”、“刮痧”，这些名词在西医中本没有对应，所以就按拼音来翻。我认为，随着国际间交往的增多，会为翻译提供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相互了解多了，接受的可能性就多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原汁原味的东西。
    
    

关于翻译的对与错

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句误译说起

    
    问： 今年是傅雷逝世50周年，他最近正被广泛地追忆。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句是这样的：“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一打开书，看到“江声浩荡”这四个字，就感到一种震撼。但许渊冲说，“江声浩荡”其实是误译，英译本的“murmuring”（潺潺声、低语声）是正确的译法。而法语的grondement意思是“沉闷的声音”，考虑到小说中后一句是“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在雨季闷热、潮湿的黄昏，多瑙河的声音更应该是“潺潺的”，而不是“浩荡的”。
    
    但是，错得太精彩了，有人说这句“错译”忠实反映了克里斯朵夫澎湃的一生，都胜过原文了。这样的翻译在您看来是否成立？
    
    许钧：咱们先撇开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和语言都不过关就胡乱翻译的不说。在翻译的忠实与“叛逆”上我确实有话可说。
    
    傅雷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翻译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这11个不同，早已超出许多翻译家一再强调的“语言”层面的差距。
    
    傅雷所指出的这些不同或差异，恰是构成翻译能有所创造的空间。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会遭遇一个悖论：绝对地忠实于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近乎盲目地跟着原文走，非但不能将原文的意义与神韵客观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反而会使译作与原文貌合神离了，造成对原文本质的不忠。但翻译绝对是有底线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原文自己创造，承认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根据这些局限提供给译者的活动空间，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得以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正是翻译的魅力也是困惑所在。
    
    所以我至今认为“信达雅”仍可作为评判一个翻译的标准，虽然现在像傅雷那样把翻译当作一门精致艺术的翻译家已很少见了。
    
    （2016-9-18）
    

    许 钧
    
    生于1954年，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上世纪80年代初，他涉足译坛，数十年来他先后发表了文学和翻译研究论文250余篇，著作8部，翻译出版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中国之欧洲》、《现代性的五个悖论》等人们耳熟能详的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余部，主编了《杜拉斯文集》、《法兰西书库》、《知识分子译丛》、《巴别塔文丛》等译丛、文丛10多种，至今译作已逾10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