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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行为批评

姊妹篇

周领顺教授的这两部作品以译者并具体以译者行为为切入口、以社会视域为评价视域，旨在评价译者行为和译文质量双边关系的描写性、批评性和框架性翻译理论论著。译者行为批评，属于译者批评，是翻译批评学科的进一步细化；译者行为批评定位于翻译批评性研究范式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翻译内外相结合的翻译社会学研究，是对译者语言性和社会性角色行为之于译文关系的评价，是对于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化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视域是“以人为本”的研究视域。译者行为批评和文本批评互不可分，译者身份和角色决定译者行为，译者行为决定译文品质，而译文品质高低是与译者的身份和角色相一致的。从译者身份和角色入手进行译文质量评价，有望实现全面和客观。本书偏重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建构。

聚焦译者行为批评性研究

我们在翻译研究上，对翻译理论有过细致的分类，但对于翻译批评，却缺乏应有的学科划分，无论如何都是不够正常的现象。

翻译批评有很多路径，与传统“文本批评”相对的“译者批评”就是重要的研究视角。而在译者批评中，以译者行为作为批评焦点的“译者行为批评”（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显然是对传统译者批评内容的丰富和补充，也是对传统译者批评途径的突破。“译者行为批评”是“翻译批评”，特别是“译者批评”的必要细化。随着“文化转向”对翻译外译者行为的关注和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译者行为批评正在成为翻译批评新的聚焦点。译者行为批评是以译者为切入点而对其行为所做的批评性研究，是在社会视域下对广义的译者行为所作的批评性研究，是对于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即翻译活动中的角色化过程及其作用于文本的一般性行为规律特征的研究。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意志体，译文中必然会融入译者意志性的东西；传统上的译者研究主要是个体研究、个性研究，有趋势表明，群体研究、共性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行为是有规律的，一个个体的译者如此，一个群体的译者也如此。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历史归根结底是译者“怎么译”和译评者“怎么评”的历史。但不管是怎么译，还是怎么评，都跟译者有关。因此，“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批评就不能不关注该活动的具体实施者——译者”（温秀颖，2007：97）。

从静物（如孤立的翻译文本）研究转向以人（如以译者为中心）为本的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一大特色、一大进步。静物只有受动性，以能动的人为本，关注的是人作为活动的主体积极参与社会和改变社会的努力。社会是复杂的，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也是复杂的。那么，对于复杂的人（译者）行为下的静物（译文），就不宜单纯用对待静物的眼光来审视，必须将译者的意志性考虑在内。比如，借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周领顺，2010）作为批评性模式，既能兼顾翻译的基本层（语言性求真），也能兼顾翻译的高级层（社会性务实），将静物的译文及其造物主（译者）和行为的因素一并考虑在内，是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描写态度和做法。可见，译者行为研究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米歇尔·巴拉德（见周发祥等主编，2007：103-104）论述译者行为研究重要性时写道：

翻译研究应该注重实际，并讲究操作性，将翻译的产生条件以及文本和媒介、公众的关系等参数纳入理论体系。不过，将出发文本与目的文本的比较研究完全掏空，又会使理论化偏离轨道，走向仅仅描述翻译中周边问题（如接受性、文本的重新写作）的窄路。再折回语言或其他因素的作用下，无论等价关系如何延伸，翻译研究声称自己不追寻译者的行为轨迹，不追溯译者行文选择的活动，都是不合时宜的。……最重要的是，在诸多栅门待启、文字互相影响的游戏之中，最不该忘记的是译者的行为，它无异于一系列带有信标的程序，有待我们依据行为对象（文本，语言，社会文化因素等等）一一挖掘；此外，要将人的因素与阐释性实践和写作中的所有潜在行为结合起来，并充分考虑到人的非理性、人的立场、人的疯狂和人的创造性。

译者行为批评性研究是研究内容和范围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近几年学界用得比较泛滥的西方理论是译者主体性理论、操纵理论等少数几个热点的理论，中国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屈指可数，跟我们传统上的流派意识不强有关。我们做的很多工作是阐释：要么阐释西方，要么阐释既往。尽管阐释是学问，犹如训诂一样，终究不属于自己，在理论上算不得原创。所以，要创新，就要努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理论上一个概念的创生，甚至可以使研究方法得到很大的改观。比如，笔者的“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周领顺，2011）两个术语，在对于翻译上的效果分析时，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绝非泛泛而用的“读者反应”或“接受美学”所能及。

我们的批评视野不限于译者行为研究，也关注翻译文本研究，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解决译者行为特别是理性的译者行为下译文质量的评价问题。理性译者行为下的译文与原文偏离度可能较大，有的甚至超出了翻译的范畴，归因于译者务实社会的社会性目的的强弱。所以，译文的质量取决于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译文的语言语境和社会语境以及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等因素的综合考察。

译者行为批评在翻译理论体系中的位置

译者行为批评在整个翻译理论体系特别是翻译批评和译者批评中的位置怎样？我们不妨以树形图的方式予以展示：

在把“翻译批评”作为一个学科细化之前，所进行的翻译批评几乎都是针对文本的“文本批评”，因为没有相对应的称谓和分支，所以“文本批评”一语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前提。传统上在进行翻译文本批评时，对译者的批评只是连带的，而非事实上的以译者为中心所开展的批评研究，译者批评“只是在最近才得到重视。过去虽然也有对译者的批评，但它主要是对译作批评的附属批评，如通过分析译作的错误指出译者的翻译能力、翻译态度、翻译道德等问题”（温秀颖，2007：97）。译者行为意义上的批评，是对于译者作用于文本的“行为规律”和译者为使翻译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进行“角色化”的适应过程，此过程与翻译的社会化并行不悖。提取个体译者或群体译者的行为特征，对于“文本批评”将是有效的补充。

“文本”是翻译活动的客体，“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主体与客体平行、对立，合乎情理。翻译本质意义上的主体、客体不包括读者等外围因素。所以，像肖维青（2010：99-100/66-67）所说的作为翻译批评主体的“译者批评”和作为翻译批评客体的“译者批评”主要是泛称意义上的，或者说是把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而针对其涉及的因素所说的。

传统上的文本批评追求译文对原文的求真度，反映译文和原文的关系；追求译文对社会的务实度，反映译文和社会的关系，并最终在翻译内尽可能保持求真度和务实度之间的平衡，即“文本平衡度”，或“求真-务实”平衡度。这种平衡度的保持，终究源于“译者行为合理度”。理性的译者行为对于求真度和务实度之间平衡得好，就说明译者行为的合理度高。失去对原文求真而极度务实社会的行为有可能摆脱翻译本质属性的约束，使译者成为“非译者”，从而变成实实在在的社会人。“文本平衡度”在翻译活动目的性的驱使下，总体上受制于“译者行为合理度”。译者行为合理度是决定译文平衡指针偏向原文或偏向社会的调控器。“译文”是不是受到社会的欢迎，跟“译文”是不是“译文”不完全成正比，完全受欢迎的“译文”，有可能是再创作的产物。所以，“文本批评”和“译者批评”最终交汇于“文本平衡度+译者行为合理度”上，也即落在译文质量或翻译质量的评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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