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中医古籍珍本丛刊》（全五十九册）

《和刻本中医古籍珍本丛刊》（全五十九册）

徐林平  主编

成品尺寸：210*285mm  精装大16开（四拼叶）

内文80克双胶纸

五十九册  2212.5印张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

ISBN 978-7-5013-6457-2

定价：48000元

中图分类号：R2-55

据统计，仅1840年至1855年的16年时间里，通过“书籍之路”运往日本的书籍就达3407种。从中国各地收集而来的中国书籍通过东南沿海的港口启航运往日本长崎、大阪等地。这些文献为中华文明在东瀛列岛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不少文献后来在日本翻刻印行，流传广泛，并且经由日本学人的整理校订、研究习读，让中国古代的思想文明深入日本文化之中。历史上，传入日本的中医文献达到800种以上，而翻刻的和刻中医文献也将近400种。《和刻本中医珍本丛刊》对这些文献的系统整理，选取存世较为稀少、珍贵、具有代表性的和刻医籍，涉及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近二十家公立图书馆及大学图书馆所藏珍品，让这批珍贵文献以新的面目重现在世人面前。采用上下双栏，简约版面，原版舛误，影印存真。所收录之文献以子类编排，各子类下以作者生卒年排序，并且每篇撰写有提要，可为学界研究和刻中医古籍的产生和发展对中日两国中医学、汉方医学的重要影响提供线索。

徐林平，男，1981年生，浙江瑞安人，硕士学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供职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域外汉籍编辑部。长期从事海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参编《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国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工程）、《今注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出版项目。

以今人的角度来看，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中，中日关系堪称辅车相依而又龃龉不断。中日两国产生文化接触可谓由来已久，有可靠历史文献记载的年代就有两千年。在这个过程中，两者既有和平年代的友好往来，又有战争时期的兵戎相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既有前期中国向日本单向性的文化输出行为，也有近代以来日本向中国输入现代文明的文化反哺事例。

那么，如何了解这一紧密的国与国的交流史？或可从书籍交流史中找到端倪。历史上，两国书籍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人们提供诸多可供研究和深思的角度。中日之间，大海相隔，对于古人来说，穿越天险歧路，往往九死一生，交通十分不便，史书中也频频记载关于这片海域的船难和漂流民的事迹，加之双方政府的贸易和通关限制，因此虽然不断有中国书籍通过商船、使节、僧侣等渠道流入日本，但数量仍然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日本知识群体广泛的阅读需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抄写、翻刻中国书籍的行为应运而生。

日本人对中国古籍的抄写、翻刻，可统称为中国古籍的“和刻本”，是近来域外汉籍学界以及版本学界中较为瞩目的话题。它与朝鲜刻本、越南刻本、琉球刻本一道成为中国古籍域外刊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刻本本身又是一个较具规模的版本系统，从年代顺序来看，依次包含了古抄本、五山版、古活字本、江户刊本以及近代刊本等部分；从类别来看，则涉及了几乎全部四部范畴内的中国典籍，包括儒学、文学、历史、中医、佛教、农学等门类。根据金程宇、长泽规矩也等中日学者的统计，和刻本汉籍的数量当在一万种以上。随着人们研究的不断深入，描述和刻本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论文及相关文献整理成果也层出不穷，比如《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和刻本四部丛刊》，不仅让和刻本中的珍籍化身千百，而且非常直观地让人们认识到和刻本在保存佚书、异本、古本原貌等方面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此外，沈津、卞东波编纂的《日藏汉籍图录》的重要功绩之一是汇集了日本各个时代翻刻的中国典籍的书影，比较全面地揭示了现存和刻本汉籍的面貌特征。总之，以上概观性的作品对我们了解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轨迹有很大帮助，诚为域外汉籍学术研究入门之津梁。

倘若进一步了解和刻本的内涵以及中国古籍在日本翻刻的版本流传史，分门别类的整理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选中了四部分类中的子部中医类为突破口，探究历史上中医文献在日本的流传与翻刻状况。

众所周知，中医源于中国，但对其他的东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由此产生了类似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等以中医为基础的本国特色医学。对此，日本学者小曾户洋、真柳诚等曾有过深入研究。汉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在形成本国特色医学的过程中，引进了中医书籍，加以研读并反复翻刻，藉此吸收中国中医文化的内涵。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尤其突出。据统计，仅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中医文献就多达八百零四种，日本翻刻中国古典医书（有明确年代者）达三百二十余种，据此推算，翻刻比例高达百分之四十。相比之下，韩国、越南翻刻中国古医籍的数量则要少得多。另外，日本研究中医书籍的著作也有七百六十多种保存至今。究其原因，囿于孤悬海外的地缘劣势，中日人员往来的难度较大，亦不如韩国、越南频繁，因而书籍成为中日文化交流、思想交流的一个主要渠道。所以，日本人视书籍为师，愿意花费大量精力研读、整理中医古籍。

与韩国、越南不同的是，历史上日本并未曾被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管辖之下，因此在文化上与中国的交往相对平等。他们在汲取中国文化的时候是主动的，也是有选择性的。因而和刻本中医文献在文献传播和版本流传上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大量中医文献被翻刻，同时一些重要的文献则被多次翻刻。如《医方大成论》（一卷）多达二十六次，《万病回春》（八卷）多达十八次，《十四经发挥》（三卷）多达十七次，《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多达十三次，《难经本义》（二卷）达到十二次，《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达十次……这些文献均在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具备了卷次较少、方便携带的特点，显示了日本人对小部头中医书的偏爱。一些部头很大，但十分经典的典籍也被多次刊刻。如《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在日本翻刻达到十次，对日本的中草药学影响深远。《仲景全书》也翻刻了五次以上，对日本汉方医学中“古方派”的崛起帮助很大。

其二，和刻本往往对中国刻本有所改动，可以视为日本整理中医古籍的成果。如《仲景全书》，和刻本与中国本已经有所不同。或者重新加以汇编，如多纪元简的《卫生汇编》；又如《医学正传或问》，此书仅仅节选《医学正传》（八卷）中的卷一“医学或问”单行出版；《精选幼科良方》（一卷）节选自《景岳全书》（六十四卷）。此外，还有从注释本中删除注释，只精选经文，如《伤寒论》，由日人香川修庵节选于《注解伤寒论》，最初于一五一七年刊行，此后多次刊行。这些书同样都是部头较小，以便于携带和习读为目的。

其三，在翻刻中国古医籍的过程中由日人加以校勘审订，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江户医学馆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又称“聚珍版圣济总录”。《圣济总录》全书共二百卷，原是宋徽宗仿宋太宗诏编《太平圣惠方》之意的产物，但在编排上已较《太平圣惠方》有明显进步，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北宋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倾向和成就。惜宋版早已湮没无存，所存元版亦无足本。十八世纪江户医学馆聚集当时日本著名医家杉本良、山本瑞、千田恭、曲直赖正隆、丹波元胤等三十九人，以吉田氏所藏元刊本为依据，参照诸书，校雠雕版，刊印两百部，此版本遂成为该书现存唯一足本以及重要的可读版本，而不至于残损湮没。

此外，和刻中医古籍中的佚存书是中国学者尤为关注的对象。所谓佚存书，是指在流传过程中，原刻本散失而仅存于域外或仅存有域外翻刻本的中国古籍。在海外诸国中，日本所存藏的中国佚籍无疑是最多的，中医古籍也是如此。晚清藏书家陆心源就曾在《仪顾堂题跋》中提及：“杨尚善，隋初人也。所著《黄帝内经太素》《黄帝内经明堂类成》，中土久佚。今由日本传来，其书采录《灵枢》经文，与《素问》不分轩轾，与《甲乙经》同。”这说明了佚籍在保存内容和版本校勘中的重要价值。又，一九〇一年，晚清学者罗振玉曾在赴日本考察期间，购得《新修本草》卷子本一部，该书方在中国重新流传。一八四六年（日本嘉永二年），江户医学馆曾影刊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光绪年间为清人所得，返传至国内。这些文献在中国的重新出现，均引起学界和文化界的巨大轰动。

随着学界的不断发掘，《儒医精要》《痘疹慈幼津筏》《痘疹经验要方》《王宇泰医辨》等一批仅流传有和刻本的中国佚存医书重见天日，其中不少和刻本现今在中国已被重新影印刊行，这对中国传世文献的补充和完善至关重要，是我们整理中华文化遗产所不能忽视的一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献能够流传至今，要归功于江户医学馆、红叶山文库的保存和整理重刊。江户医学馆和红叶山文库的存藏文献，今大部分进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

但迄今为止，整理域外汉籍中的中医文献仍以日本、美国、欧洲等处所藏的中国刻本为主，相比之下，对和刻中医古籍的整理仍较为分散和滞后。过去对和刻中医古籍，仅日本学者较为关注，比较著名的出版整理影印成果有小曾户洋等编纂的《和刻汉籍医书丛书》，其中收录了七十余种和刻珍稀医籍。另有《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真柳诚）、《中国医籍渡来年代总目录》（真柳诚、友部和弘）、《和刻本汉籍医书出版总合年表》（小曾户洋）等多篇涉及和刻医籍的论文和研究成果。中国方面，则有《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考察与研究》（白华，硕士论文）、《和刻本汉籍医书的源流和价值考辨》（魏平）等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医学珍本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明清中医珍善孤本精选十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医珍本丛书》（中医古籍出版社）等影印丛书零星涉及了和刻中医古籍，近年来出版的《海外中医珍善本古籍丛刊》也收录了部分和刻本。这说明和刻中医文献早已进入学者的视野，其重要性亦为学界所广泛认识。

和刻本中医古籍属于域外汉籍的范畴。当前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关于域外汉籍的概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平秋先生曾给出定义：第一类就是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古籍，如宋刻本、元刻本等，即“国外所藏汉籍”；第二类就是中国古籍的外国翻刻本，如和刻本、朝鲜刻本、越南刻本等；第三类就是外国人用汉字撰写的书籍，如《韩国历代文集丛刊》中所收录的历代韩国汉文文集、越南使节往来于中越两国所记录的燕行录文献等。这个定义已基本获得学界的认同。由此，学界开始把海外的汉籍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当然，时至今日这项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的学人参与整理和深入研究。我们此次所整理的和刻本中医古籍正属于第二类域外汉籍，是对该理念的一种践行。

本丛书旨在将和刻本中医古籍作为整体予以审视，对其中的珍稀以及重要版本加以甄别搜集，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本丛书收录和刻医籍文献多达一百三十五种，远超前辈日本学者的整理成果。我们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深入揭示中日中医文化交流的历史内涵提供了原始资料，能够完善现今中医文献的整理格局，有助于认识古代中日两国医学交流的整体特征，深刻了解中医文化在日本传播的历史脉络。

为全面地揭示和刻本中医古籍的版本特色、流传轨迹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本丛书的编纂做了如下工作：第一，选取了存世较为稀少、珍贵的和刻医籍。如宽永三年（一六二六）京都梅寿轩刊本《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明马莳撰），为最早刊印的古活字和刻本；又如享保四年（一七一九）京都水原屋孙兵卫、蓍屋勘兵卫等刊本《痘疹慈幼津筏》（明王仲威撰），遍查中日韩三国馆藏，仅两处有藏；第二，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和刻医籍，比如江户医学馆本《大德重校圣济总录》（宋徽宗赵佶敕编）、宽文四年(一六六四）京都村上平乐寺刊本《玉机微义》（明徐彦纯撰，明刘纯续增）等等；第三，每种文献皆有提要，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版本线索。此外，本次所选绝大部分为刻本，抄本类医籍因为较为分散和复杂，留待日后继续整理。

《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言医者，“是乃仁术也”。中医之道，仁者之心，智者之术。千百年来，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要贡献，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珍贵文献资源也堪称浩瀚。对中医文化遗产的整理理应成为当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刻本中医古籍珍本丛刊》的出版，仅仅是我们为中医文献整理所尽的绵薄之力，以期抛砖引玉，与同好诸君共襄其事。是为序。

编 者

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