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芸：各自的「杜尚」
王瑞芸，江苏无锡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同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学习，师事吴甲丰先生，专攻西方艺术史，1985获硕士学位；然后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工作。1988年进入美国俄亥俄州凯斯西方储备大学，获艺术史硕士学位。此后，在美国生活20年，潜心研究西方艺术，尤其注重现当代艺术，为国内写了不少西方艺术的研究专著。2006-2008年为四川美术学院客座教授，2008年重新调回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工作。对杜尚颇有研究，著有《杜尚传》，翻译《杜尚访谈录》。
我刚看到河清先生的文章“杜尚—一位被神化的法国混混”。实在说，看了之后，我心里还是挺感激他的。首先，对于眼下这年头还肯耐烦去读一遍《杜尚传》的人我都心怀谢意；其次，他并且愿意写出感想发表出来；再有，他还用他的法文功底给我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细节（杜尚的化名“罗丝瑟拉薇”，在法文的拼读中另有一层意思—这个说法，我在西方人的书里从没看到过）。
我跟河清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几年前在重庆川美组织的一个学术活动中。他秀骨清相，一派江南书生的模样。不过，作为书生，他挺有战斗力的，走批判性思维的那一路，这挺好。
那么，必然，他对于杜尚也走批判的一路。对此，我也觉得挺好，因为，这正应了那句话：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写的《杜尚传》肯定只是“王瑞芸眼中的杜尚”，我甚至一点也不坚持，《杜尚传》中的杜尚就必定是百分之百真实的杜尚。不是有个流行的词，叫“以己度人”嘛，我以我的“己”去“度”（解读）杜尚，河清先生以他的“己”去“度”杜尚，仅此而已。这里我倒是愿意向读者解释一下，我是以怎样的“己”“度”出这么一个杜尚来的，这样可以吧？
我1988年到美国去读书，学习西方艺术史。去前，我已经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西方艺术史助理研究员，这个意思是，我已经动手研究西方艺术史了，对杜尚当然是知道的。当时就觉得，他不过就是一个给蒙娜丽莎画了胡子，往小便池上签个名字，善于胡闹的“混混”而已—这里需说明一下：这可不是抄袭河清先生的用词，我当时一毫不爽就是那么看的。
到了美国学习，满眼的艺术界大明星，杜尚又能算个什么呢？当时系里的美国老师，也没有一个是杜尚的粉丝，所以，还是这句话：杜尚又能算个什么呢？我在学校读书的几年中，杜尚且排不进来呢，谁爱搭理谁搭理去。后来我毕业了，开始动手写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交给我的项目：《20世纪美国美术》。我得对美国整个20世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爬梳，一个人一个人地去熟悉，实话说，蛮辛苦。辛苦倒也就罢了，关键是，往往是辛苦一场之后，觉得没有看到亮。
杜尚
这里请读者来替我想想看，比如，了不起的美国大艺术家波洛克（抽象表现主义大师），他努力奋斗，好，如愿以偿，终于成名了。可是，他怎么就越过越不好了呢？他怎么跟艺术相处得越来越紧张了呢？而且，他到了干脆就说，“我痛恨艺术”。还有罗斯科，也是大师，也是艰苦之后功成名就，可他也被艺术压迫得要命，活在紧张和恐惧中。尤其不应该的是，他竟对自己的作品一丁点儿都不自信，每次开个展，紧张到要呕吐，甚至去问旁边画室的画家：“你说，他们会接受我吗？你说，会吗？”他已经是别人眼中的大师哦！这样的表现，叫人看了只为他们难受，这样的人，我们能拿来做榜样吗？我就照这样一个一个看下来，觉得气闷得很，觉得我们崇拜着的西方艺术大师，蛮不是那么回事，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连带着，包括艺术，都有一种让自己受骗的感觉（我是因为爱艺术而研究艺术的）……我固然不是个聪明的人，但终究不是个没脑子的人，基本感觉还算健全，当然忍不住要想：嗯，这恐怕是哪里错了。可是究竟哪里错了呢？大师怎么会错呢，艺术怎么会错呢，那是想也不敢想的。
这个时候，杜尚浮出水面了。对此，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的。我还是没有拿他当个事，他只是那一列排着队等着我要检视的艺术家中的一个。通常，我对于每个要研究的艺术家，都到图书馆去把关于他/她的所有的书、画册都借出来，通通过一遍。对于杜尚也是如此。我很不经意地拿起作者为Pierre
我像是被人在脑袋上打了一棍子。
“咦，什么情况？这个家伙！”
我的好奇心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各位要体谅我才是，因为我研究的所有那些艺术家，就像一堆土豆，一个跟另一个彼此相像（我指思路），所不同的只是大些，小些，圆些，长些。这么多艺术家，没有一个人是这么说话的，没有一个人是用这么个态度生活的。现在，冷不丁地出了个异类，任是谁能不好奇呢？
于是我开始着手了解他，知道了这个人年轻时画得很少，不好好去上素描课，溜出去打弹子球，（我在南师大学美术系学习时，画素描石膏像通宵达旦！）后来弄上了现代派，才有了些要发迹的苗头。只因一画被拒绝，恼了，就开始拿艺术开玩笑，胡子，尿壶什么的全上。后来干脆兴出个什么“现成品”，就是把现成的东西拿来充艺术品，好了，就此大功告成。哇塞！
“这个挺妙”，我对自己笑道，“这个挺妙的。”我恨不能一下子站到旷野里，张开双臂，迎风大声大气地唱上一首歌才好——真叫人高兴啊。嘿，就是要照那样潇洒地活一回。我做事，做得多累啊。我开始寻思，自己也别对事事在意才好，研究嚒，可做可不做，文章嚒，可写可不写。但凡下死劲做事的，那都不足道……现在我在这里描述的，还是在上个世纪我的内心活动。那时，那本绿封皮的英文《杜尚访谈录》已经被我翻译出来，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
《杜尚访谈录》
1998年夏天，我到纽约去，顺便看看陈丹青，他那时还未回国生活，画室在时代广场附近，他也喜欢着杜尚，我们聊了一阵杜尚的潇洒。接着，我还顺便去看看徐冰。徐冰当时还在东村的地下室住着，正在日夜炮制他那套“新英文文法”，他也喜欢着杜尚，对纽约画廊里流行着的那些假模假式的后现代艺术看不惯（他那时在国内发表了“西方当代艺术病入膏肓”的文字，仿佛往国内美术界扔了颗小炸弹。）我问他，“既然那些艺术都透着庸俗，那么你还要做作品吗？你能不做吗？”问这句话时，他和我已经走出了东村街头的小咖啡馆，我们站在街头，正打算分手回家，他慢慢地说：“做—还是要做的，”然后，他抬头看了看天，仿佛跟一个看不见的对象对视了几秒钟，又对我说了一遍：“做还是要做的，嗯，不能不做啊。”一笑，走了。我没有马上走开，独自在街头站了一突儿，瞧着他走远的背影想：啧啧，还是到不了杜尚那个境界啊。
他不好好儿学杜尚，我来。我坐在家里，百事不做，连儿子看着都奇怪：“妈，你怎么不看书了，看电视，浪费时间！”——那是我平日里常说给他的话，他在读小学，好电视。他可逮着机会把这话还给我了。我还找这里的台湾太太们，喝茶，聊天，结伴去买漂亮衣服……想干嘛干嘛，一心要把日子过得像游戏。可是，问题来了：不对啊，周围没有谁把我当个人物儿啊，没有谁知道我在体验一种高境界啊。
“坏了！”我发了慌，会不会是我理解错了，杜尚身上大概不止这么些东西—借河清先生的话是：“没有事业心，好逸恶劳，没有正业，玩世不恭，过一天算一天……不想国家兴亡，只顾自己玩乐”，不然，凭什么，他懒着，好逸恶劳的，倒成了，我懒着，却什么也成不了，凭什么嘛！？
我只能打起精神，再把杜尚重新琢磨琢磨。我再次琢磨的结果是：他看着好像懒懒散散，“没有正业，玩世不恭”，可这个人一直是有他用力处的—请翻开《杜尚访谈录》，卡巴内的采访回顾了他的一生，我们看到，在每个阶段，他手上都在做某件东西，只不过他做得很慢，不慌不忙，不累不沉，而且做得不叫人注意—杜尚一生都不爱声张。比如《访谈录》的第二部分，卡巴内就和杜尚一直在讨论在现成品之外他做的其他事。卡巴内朝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在八年中——1915到1923年——您有那么多要做的事，思想上的，形式上的。它们的结果有的是全然相对立的。如：有严格的，步步推进的，花很长时间考虑的《大玻璃》，有集各种手段方法做成的《绿盒子》，还有不必动手做的现成品。”瞧，他忙得很呐！
只说杜尚那件异想天开，拿玻璃当画布的作品《大玻璃》吧，从形式到材料全是新的，在艺术史上没有可资借鉴的东西，他得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去解决技术难题，他竟然不嫌麻烦，投入了整整8年时间。杜尚告诉卡巴内，自己肯在这么件作品上花这么大功夫，是“在《大玻璃》中，我想发现一些东西，它们和过去是全然不相干的。我一直都被一种心思困扰着：不要用同样的东西。一个人要留心，因为除去他自己，他会被过去的事情控制占领。哪怕主观上并不愿意，也会不由自主地在一些细节上体现出来。因而，为了做到一个完全彻底的决裂，这是一场不停止的战斗。”
杜尚 《大玻璃》
嚯，他居然用了“战斗”这词，还说了“不停止”。他真的是没有停止呢，哪怕他到阿根廷躲避战争，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短短九个月中，他也没叫自己光是吃吃喝喝，找找女人就拉倒，他居然会在当地买了块小玻璃，然后一边下着棋，一边在继续实验在玻璃上作画的技术，并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先把水银镀在玻璃上，然后在水银表面刮出他所需要的图形。现在那件作品被叫成《用一只眼睛看，闭上，约一个小时左右》，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馆……
我的天，这人压根儿没闲着啊。无论是在行为上，在思想上。就如他说的：“如果有人向我展示一些完全新的东西，我将会是第一个想去理解它的人……我总是想着要放下自己已经有的包袱。至少在我看到所谓新东西的时候。”这人很不懒嘛。
而且，这个“混混”似乎有点儿“心”……这里请读者帮我把把关，看看这算不算“责任心”：他费老大的劲做《大玻璃》，是想用这件作品表达一种“反视网膜的态度”。他对于一直以来把艺术只维系在视网膜上的做法挺有意见，他说，“从库尔贝以来，人们就一直认为绘画是作用于视网膜的。这是一个人人都犯的错误。视网膜是瞬间的！在这之前，绘画有其他的功能：它可以是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而我们这个世纪完全都是有涉视网膜的，……这是相当荒谬的，这必须被改变，事情不能总是老像这个样子。”
哎呀，这就是说，这个人对于整个艺术发展是有一个自己看法的，而且，让这个看法“指导一生”，我想，这应该是撑起这个叫杜尚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骨架吧。照基本常识看，事情只能是像这个样子，才算有些儿靠谱，不然，一个混混，吊儿郎当的，稀里哗啦的，浑身连根骨头都没有，就能独自一人把西方艺术推一个大跟头？
看出了这些，想想我该有多狼狈吧。人们许是见过粗心的，可有谁见过像我这号粗心的！连书都翻译出来了，却楞是没把杜尚琢磨透，还真以为他在蒙娜丽莎脸上画两撇胡子，在小便池上签个名，就天天闲着，懒着，过一天算一天呢。我吓得赶紧回到书桌跟前去，该读书读书，该写字写字了。……妈呀，好险哪！……嗯，徐冰这小子，眼光比我厉害。
不过，我心里还是有委屈，以为杜尚轻松得手的人，何止是我一个，诸位不能就此把我排进“最最……什么的”里面去吧。我的好奇心不免又冒出芽来：杜尚这个人，怎么就那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觉得他天天儿的玩——狂下象棋，然后他却跟变魔术似的，让西方艺术改朝换代了……这事肯定不能算完，还得再琢磨琢磨才好。
这一琢磨，又大有斩获。让我看出杜尚做事的几个特点：
首先，他做事尽量不声张，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干啥。卡巴内问到他的种种探讨、试验—“您的朋友是怎么看待这些的？”杜尚说：“我几乎不和朋友谈到这一点。”他不声张不算，甚至还喜欢藏着。我们都知道，他最后一件作品做了二十多年，干脆是藏在密室里做的，除了他妻子，没一个人知道。所以，大家看见的杜尚，是闲着两只手，晃来晃去的，住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床，床前一个小台子，上面放着棋盘。这就太容易惹人觉得，他的生活里只容纳了三件事：吃饭，睡觉，下棋。
其次，他做事喜欢用“无心”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做事归做事，他不爱把事“挂”在心上—原因简单得要命，心上挂东西，累。比如，卡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是如何放弃绘画，如何反对艺术的。说他那样做是对“出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对“通常的艺术教育”的“反叛和报复”。杜尚答：“是的，不过我并不是有意识的……只是单纯地顺着有兴趣的路走。”又问“那时你决定停止作画了？”他答“我从没有作过这样的决定，它是自动形成的。”“这里没有那种预先的计划。”“当我把一个自行车轮装在凳子上的时候（1913）还没有‘现成品’这个想法。那只是个消遣。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做它，或者任何意图要展出它，或用来说明什么，”……杜尚的这类回答，在访谈录中很多。
杜尚《泉》
他这里那里的无目的，无意识，就是“无心”，杜尚顶喜欢采取这种态度来做事了。就说《大玻璃》，开始，他兴兴头头，甚至要为了准备做这件作品找了份图书馆工作，离开巴黎的画家圈子，让自己集中精力，独自面对。可是在认认真真做了8年之后，他突然对它感到厌烦了，说:“一个人如何能在八年后还继续做同一件事，那已经是枯燥无味了……”于是，“《大玻璃》我不想再做了，就停了，但并不是突然决定的，我甚至想都没想，我就这么着了。”嘿，管它大作品不大作品的，不玩了，拉倒罢。这倒真有些儿合上我们东晋名士王徽之的派头了：“雪夜访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上千年来我们中国的读书人一直激赏东晋“混混”王徽之做什么？我们自己死活做不到么！
就是这样，杜尚虽然一直都在做，可是他让自己“无心”地去做，这就会让人看着跟没做事也差不多。他虽然也有想法，比如“反艺术的视网膜化”啊，“绘画不能再是起居室内的装饰”啊，可是，他做完就放下这些想头，让做下的东西去自生自灭—是种子，自会到了季节发芽，是焦芽败种，自行消失。这样，他心里就不必“惦记着”。因为不惦记，纠结啦，郁闷啦这些劳什子就一概找不上他：“我做的东西从来都没有被马上接受，不过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从根本上说，我没有画家们一向有的那种心态：想展出自己的东西，希望被接受，然后受到批评家的夸奖。……我既不希望也不渴望这些事情。”“我不是那种渴求什么的所谓有野心的人，我不喜欢渴求。首先这很累，其次，这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由于他“不惦记”—无心，熟悉杜尚的朋友才会这么告诉我们：杜尚像飞鸟掠过水面一样，掠过一切烦恼痛苦。
这可叫我看出来了，杜尚是让自己活成精的人，他左挪右闪，绝不让自己的心受一丁点儿苦，遭一丁点儿罪。想想波洛克，罗斯科吧，他们一直在渴望、担心、害怕，成名前先受“求不得”苦，成名后再受“怕失去”苦，他们的心遭多大罪啊，人心可不是铁打的，是肉长的，哪受得了这么折磨啊……最后只能自杀了事。
对了，杜尚还有让人感到轻松无事的另一绝招：他做任何事，讲究有趣。在《访谈录》中，“好玩”，“有趣”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词，如：“……这个主意让我觉得好玩，我总是由‘好玩’的想法导致自己做事的。”又说，“我做了件可以转的小东西，在视觉上产生螺旋状的效果，这个很吸引我，很好玩。……那时我的试验引起了几个专家的注意，而对我来说，只为好玩。”弄一点电影实验，他说好玩；帮朋友做拍卖，他说好玩；他做一种叫做“达达”的徽章，他也说好玩。他把参与普吕东组织的超现实主义展览活动叫做：“我们一起聚聚，做一点超现实主义小游戏。”
就这么个人，做事既无心又好玩，实在是太容易让人觉得，他成天轻轻松松，什么负担都没有，好逸恶劳，过一天算一天的……也是呵，我们只尝过不做事轻松的滋味，哪里尝到过做着事，却照样轻松的滋味，乃至做着挺大的事，还一些儿都不“挂相”，跟玩儿似的滋味……嗯，这有些儿意思，恐怕还是有些儿大意思呢。在中国民间的谚语中，叫做“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在中国的哲学中，叫做，“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老子语）；在佛教中叫“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自然、天地、宇宙，好像挺乐意跟我们玩这样的诡计：你越是紧张，渴求，我越不给，你是无欲无染的不在意，得勒，拿去吧。自然大道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其中有多深的道理在啊（我们中国的老子用了一本《道德经》全在说这个道理，所有的佛经全在说这个道理）。这里我得承认，自己实在生性愚钝，直要经过这么些年的摸索，才算渐渐明白了：人的活法有三种，1，好逸恶劳，过一天算一天（混混）；2，努力做事，上心在意（波洛克之流）；3，做事却无心—了无挂碍（杜尚之流）。而从1成为2，是个坎，能跨过去就完成一个转变，从2变为3，也是个坎，甚至是个更大的坎。相当难跨越。因为，我们社会所提供的教育全在让人从1变为2。而从2变为3，社会教育中就没有了，只能靠自己去悟。活成第一种的人，是对自己对社会都不负责；活成第二种的人，是对社会负责；活成第三种的人，是对自己对社会全负责了。（杜尚不是吗，他“好玩”着，“有趣”着，把艺术界的大事给办了，自己却又“我过得很幸福”—《杜尚访谈录》第一页！超现实主义领袖普吕东，倒是给艺术界也办了大事—领导了一个流派，可是他临终前说的是：“我这一生充满了痛苦”，他没对自己负责！）我从自身的经验中还看出来了，除非真的肯眼光转向内部，检视自己的这颗心，以及内心的所有念头，而不是只管在外面风风火火地做事，才会大概摸着个边：知道我们中国的老子究竟在说什么，佛家叫人修行究竟在修什么，杜尚这个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否则很容易误会：老子—玩玄；佛教—迷信；杜尚—混混。
杜尚《带胡须的蒙娜丽莎》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我这里可是全部“老实交代”了。读者该看到，跟所有人一样，我开始一点儿也没打算喜欢杜尚来着，是他身上跟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做法，引得我一步一步跟过去的。不过，倒是亏了这份好奇心的推动，让我没有在半道上停下来，才没有被杜尚害到（以为好逸恶劳，过一天算一天也可以暴得大名的。）结果，到后来，杜尚嚼在嘴里，竟渐渐尝出些甜味来，跟吃橄榄似的……这时，我不打算佩服杜尚已经是没有可能了。除非我真比他高明，真比他活得好：周围的人都很愿意来亲近我，背着我还来夸奖我，甚至佩服我……当然不是，因为我显然还活在事事“在意”中，活在纠结中，活在名与利的诱惑中，活在贪心与嗔心中，活在有事没事都往心里搁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的坏习气中。一句话，我还远没有从第二种活法上升到第三种活法呢。在一个具备第三种活法的生命面前，我只剩下“汗颜”的份了。
最后还是要感谢河清先生，在三年前出版了《杜尚传》之后，我已经基本把杜尚放下了。河清先生不同的视角，倒促使我拿出几天时间来，又去翻翻《杜尚访谈录》，并回顾一下这些年来我和杜尚打交道的尘封往事。这里写下的只是自己的“心路历程”而已，对河清先生采取的立场，我是绝对尊重的。只是，真要命，这一回顾，杜尚又把我感动了一回。不过我知道，这个还能继续感动着我的杜尚，跟河清先生的杜尚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罢了，河清先生，我们各自有自己的杜尚，想来谁都不会有意见的。下次去杭州，我们一起到西湖边喝茶去—杭州真是个美丽的地方。我务必要记得找出两件杜尚的糗事来，那时细细说与你听，让你着实高兴一下。
艺术，让人成为人
编辑：张心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