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全球共享的生活方式，现代性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14世纪的文艺复兴。自文艺复兴以降，人们对现代性的历史功绩评价就众说纷纭，而如何科学评判现代性，业已成为人文学者研究的热点。李进书教授的《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以下简称《二重奏》），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即从艺术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中把握现代性的辩证法。

　　借助分析艺术与文化的多变关系，从中透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评判其道德内蕴。艺术与文化的多样关系是评判现代性症候的一个准绳，两者紧张时，意味着现代性的消极性居多；两者亲密时，现代性则为人信赖。《二重奏》最大特点就是借助分析艺术与文化的多变关系，通过解剖现代性的时代特征，揭示其道德内蕴。其中，审美现代性指艺术在现代性中的角色与担当的责任，文化现代性则指文化在现代性中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作者主要辨析了法兰克福学派三代人的二重奏思想，梳理了紧张与亲密两种关系，其中，作者深入分析了第一代学者的文化观与艺术观，探索了艺术与文化的对立现象，而在第二代与第三代学者眼中，艺术与文化主要是合作性的。其在论述中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艺术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道德监督者，是洞察和批判一切损害和威胁民众幸福的事物，并分析了启蒙运动之后到20世纪中叶现代性道德的极端化。

　　李进书认为第二代学者肯定艺术与文化富有合作关系，在分析哈贝马斯、韦尔默基本思想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思想贡献，认为现代性激发着艺术和文化的积极性，或为民众的平等权而谋，或为全世界的交往和对话而计，所以当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合力颠覆现代性之际，许多人奋力为现代性辩护，强调它只有局部缺陷，而整体上值得人们相信和坚持。

　　李进书透过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看到现代性的内在复杂性，既有历时维度的变化，也有共时维度的多面性。作者从历时的维度出发，分析了现代性引发艺术和文化相异的态度，在第一代学者眼中，现代性怂恿着压抑性因素，认同着野蛮性和欺骗性的事物。而在第二代学者看来，现代性激励着积极性因素，支持着交往性和民主性的事物，如作为共识资源的文化，蕴含着民主基质的艺术与后现代文化，培养了富有民主意识和团结思想的民众。作者通过比较分析，认为现代性的历时变化比较明显，所带来的历史效果反差比较显著。作者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共时上的差异虽不甚突出，但它更能表明现代性的复杂性。从表面上看，这依旧表明了艺术与文化富有多重关系，其实，这里透视着现代性在共时上的多面性，如本雅明认为大众文化虽然无法摆脱其商品特性，但是它为很多民众带来就业机会以及成功的契机，这是技术的进步性的一种表现。第二代学者则对于后现代文化存有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它在否定同一性的理性的同时，却提倡了另一种压制性的理性，而韦尔默则看到后现代文化是民众狂欢之所，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民主性的体现。作者对此的结论表明：这种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共时立场上的差异，有助于人们看到现代性的全貌，即消极性与积极性共存，进步性与滞后性并置。很显然，作者二重奏共时立场上差异分析，客观上深刻反映了现代性的复杂全貌，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现代性的内在意蕴。

　　李进书把人类的幸福视为是现代性的道德的试金石，认为道德规范有助于人们整体评判现代性。他深刻认识到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及其科学评判的复杂性，将“幸福”确立为一种终极标准，评价现代性的功绩，而幸福是一切人类永恒追求的价值目标，用于评判现代性，客观上体现了评价尺度的科学性与进步性。作者还从共时的立场分析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坚持批判的姿态，对文化与艺术的辩证关系及其异同，进行了辩证分析，揭示了文明所蕴含的野蛮性，揭示了大众文化的严重局限性。作者把现代性大致分为初期、盛期以及衰落期或反思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经历了现代性的后两个阶段，并以幸福这个试金石衡量现代性的历史价值。李进书这种界定与阐释，客观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性。此外，他评价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启蒙运动应该为理性至上担负主要责任，而马尔库塞指出：早期的文化富有解放精神，带给人们以信心和希望，这种“肯定文化”与艺术不谋而合，发挥着积极功能。哈贝马斯则赞扬启蒙阶段完整地规划了现代性，涉及科技、道德和艺术，并期望它们协同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幸福契机。

　　总之，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具备多样性的概念，作者通过对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分析，把握了二者的本质内涵，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二重奏进行了深入的探幽，力求给予比较正确的科学评判，认为“人类的幸福”是一个重要标准，现代性造福于人类，则人们赞赏有加；反之，它给人类造成极大伤害，则会招致异口同声的批判。同时，由于现代性发展的多样性，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同一阶段往往呈现着多面性，因此研究者见仁见智，评价各异，亦在情理之中。而在评判现代性方面，作者高度评价了艺术始终保持的冷静眼光，肯定了艺术对现实的批判性和超越性，所以艺术或批判现代性对幸福的损害，或肯定它对幸福的扶佑，并以幸福标准确立它与文化的关系。作者对文化的善变特性分析，对艺术和文化呈现出多变的二重奏关系的把握，客观上显示了作者广阔的学术视野，对法兰克福学派内在的思想流变，分析独到深刻，能够给读者以深刻的启发。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附：

李进书：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