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沈弘：纪念约翰•伯罗，一位博学儒雅的慈祥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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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约翰•伯罗，
一位博学儒雅的慈祥长者
沈弘（浙江大学教授）
2017年11月13日，我在“中世纪研究”朋友圈上偶然看到英国著名中世纪研究学者约翰•伯罗（John Anthony Burrow）教授不久前去世的消息，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虽说早已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伯罗教授可算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外国学者。1985年2月，我成为北京大学英语系李赋宁先生的博士生，专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英国文学。在广泛涉猎专业书籍的过程中，伯罗教授的一部新书《中世纪作家和作品》（Medieval Writers and Their Work: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1100-1500）吸引住了我的眼球。这本薄薄的经典论著文笔生动，深入浅出，把原本深奥枯燥的中世纪英国文学背景写得清晰易懂，具有很高的可读性。所以我在读完此书之后，就有一种想要把它译成汉语的强烈冲动，虽然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出版，只是想要通过翻译来更加深入地了解伯罗教授在这本书中所阐述的一些理论观点。
通过细读此书，我弄清了关于中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中古英语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英国早期的一些历史事件给英国的语言、政治、经济和文化带来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具体反映在英国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例如，公元五世纪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入侵使得古英语头韵诗成为了11世纪前英国文学作品的主流，而1066年的诺曼征服则把法语和法国文学的体裁带入了英国，从而使得古英语逐步进化为中古英语，头韵诗也随之演变为分诗节的尾韵诗。作者特别强调指出，中世纪思想家关于文学的概念与现代人有很大区别，因此我们对于中古英语文学作品是不能完全按照现代文学的观念来进行研究的。
在最早的古英语时代，只有极少数的僧侣能够阅读和书写，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口头创作的，所以保存下来的作品很少。从大约12世纪初起，随着牛津、剑桥等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从事学问研究的僧侣和教会神职人员人数大大超过了古英语时期。同时，世俗社会中的官吏、普通职员、律师和商人越来越依赖于文字工具，制作文本的方式变化也引起了文学创作上的一些根本变革。作者从匿名的开始变为具名的，诗人也开始通过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的个性。中古英语文学中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学体裁。例如中古英语的神秘剧和道德剧起源于教会的礼拜仪式，跟古典的悲剧和喜剧概念有根本的不同。该时期的世俗和宗教抒情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普罗旺斯和法国宫廷优雅爱情诗的影响。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中也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即作者的视野由广变窄，叙事结构也由松散变得紧凑，并且越来越注意对细节的描写，因此出现了一些像《奥费欧爵士》、《珍珠》、《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和《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德》这样一些精雕细作、形式完美的作品，以及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这样集大成的综合叙事体裁。
此书还着重讨论了理解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的正确方法，即如何了解现代人所不熟悉的中世纪寓意程式。伯罗把中古英语作品的寓意程式归纳为“讽喻”和“例证”这两种基本形式。例证法把事实或事件当作阐述某一普遍真理的范例，而讽喻法则把事实或事件看作代表某一真理或某个其他事件的隐喻。作品中的讽喻需要读者来进行释意，而例证却需要作者来进行归纳。伯罗从文学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上述理论，其论证的翔实和精当曾令许多挑剔的评论家拍案叫绝。
然而正是由于伯罗的旁征博引，大大增加了翻译此书的难度。由于伯罗所引用的大都是中古英语的诗歌作品，所以译者往往会因为遇到了一段难译的引文而使得全书的翻译陷于停顿。这件事也促使我后来下了决心，要在苦学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以及细读中世纪英语文学作品的同时，先把中古英语的一些主要诗歌作品译成汉语，然后再回过头来翻译像《中世纪作家和作品》这样的一些学术论著。回顾30多年前这一段曲折的经历，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相对扎实的前期准备，才有了后来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我不仅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还连续获得了“古英语研究”、“中古英语文学研究”和“弥尔顿研究”等国家和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
由于有了国家项目的支持，我的《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译本文稿于2000年前后被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了出版计划，但是出版社要求我自己跟作者本人联系，以解决版权问题。于是我便开始了跟约翰•伯罗教授的通信联系。我在去信中介绍了自己的求学过程，包括1988年5月至1989年5月期间作为北大-牛津联合培养博士生在牛津大学埃德蒙厅学院跟布鲁斯•米切尔（Bruce Mitchell）博士学习古英语的经历，以及我为什么想要翻译和出版《中世纪作家和作品》中译本的理由。伯罗教授似乎完全没有大学者的架子，他很快就给我回信，欣然同意由我作为他这本书的译者，并且告诉我，他会就此事跟牛津大学出版社打招呼。他要求北京大学出版社尽快跟对方直接取得联系，同时还告诉我，1997年他出版了该书的一个修订本，并将样书也寄给了我。于是，我根据这个修订本对我原来的译文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和补译。与此同时，北大出版社也顺利获得了该书中译本的版权。
2002年，我得到了一个申请王宽诚英国学术院奖学金（British Academy K.C. Wong Fellowship）的机会。按照要求，申请人必须首先要获得一位英国学者作为赞助者的邀请。我便给伯罗教授写信，申请到他所在的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英语系和中世纪研究中心作为期五个月的短期研究。伯罗当时刚从布里斯托尔大学英语系讲座教授和中世纪研究中心主任的职位上退休，但他仍然是英国学术院院士和“早期英语文本学会”的名誉主席。于是他和他年轻的继任者、中世纪研究中心主任艾德•帕特（Ad Putter）博士便同时成为了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赞助者和导师。
我和妻子是在2003年2月1日，即春节那一天，离开北京，飞往英国的。当时的北京正笼罩在非典疫情的阴霾之下，而布里斯托尔则阳光灿烂，草坪无垠，绿树成荫，呈现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情景。已经年满70岁的伯罗教授热情地带我参观英语系的大楼和学校图书馆。因为他的功劳，布里斯托尔大学图书馆以有关中古英语文学的书籍收藏特别齐全而著称。在我的印象里，那儿跟中古英语文学相关的书籍收藏甚至比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还要更加详备。
约翰•伯罗教授有一份堪称辉煌的履历：他出生于1932年，20岁时上了牛津大学。跟布鲁斯•米切尔博士一样，他也曾经是著名牛津学者托尔金（J.R.R. Tolkien）教授和C.S.刘易斯（C.S. Lewis）教授的高足。三年本科毕业后他便当上了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助教；短短两年后又成为了牛津大学英语系的助教。1961-1975年间，他还在牛津大学耶稣学院当了整整14年的研究员。1976年，他被布里斯托尔大学高调聘请为英国文学的讲座教授，从此便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牛津大学。从那时起，他便长期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英语系主任，1990-1993年间他还兼任了文学院院长。据不完全统计，伯罗教授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至少出版了20部专业书籍（见附录），而且其中有许多都成为了中古英语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在伯罗教授的亲自指导下，我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英语系和中世纪研究中心做了为期五个多月的研究工作，同时旁听了几门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生课程。伯罗教授虽然已经退休，但仍坚持每个学期跟他的后任艾德•帕特博士一起给研究生开设中古英语文学方面的课程。上课的场面非常温馨：那儿的研究生课程基本上都是在老师的办公室里上的，四周全是满满的书架。选课的往往只有三至五名研究生，而上课的却有一老一少两个大牌的教授，后者在课间休息时还要尽地主之谊，给每位学生倒上一杯咖啡或泡上一杯热茶，还要送上一小碟点心。当老师提及某部作品时，马上就可以转身从书架上取下书来让大家传阅。伯罗教授熟谙中古英语文学作品的文本，讲解起这些作品来如数家珍，不用看书就能说出哪个字出现在书中的哪一页第几行。帕特博士的办公室也就是伯罗教授以前的办公室，书架上的部分参考书也是他留下来的。
给三名硕士生上课
除了上课之外，伯罗教授还非常喜欢跟我们聊天，向我们介绍布里斯托尔当地的风景名胜和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名人轶事。虽然年事已高，但是伯罗教授待人还是非常地热情，除了亲自带我去熟悉图书馆和帮我联系各种具体事务外，还多次给我写介绍信，以便我去伦敦英国学术院面见其他学者和去大英图书馆办理阅览证等。他还专门邀请我和妻子周末去他家做客。他的家位于风景秀丽的埃文河边的克利夫顿小镇上，离当地埃文河上建于19世纪末，跨越陡峭山峡的那座巨大悬索桥相距不是太远。伯罗教授的妻子狄安娜•琼斯（Diana Wynne Jones）是一位在英国享有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她告诉我们，她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当时已经被译成了汉语，并且在中国出版。伯罗夫妇有三个儿子，但都已成家立业，住在外地，只有逢年过节才会回来看望父母。其中小儿子科林•伯罗（Colin Burrow）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也成为了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名后起之秀。当时他还在剑桥大学英语系任教，但自从2006年起，他已被聘为牛津大学英语系万灵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和图书馆员。目前他正负责撰写牛津新版英国文学史中有关伊莉莎白时代文学的那一卷断代史。几年前，我原来在北大的一位学生廖运刚去牛津访学时正好去听了科林•伯罗的一门课，我还曾特地请廖运刚代我向他转达对伯罗教授的问候。
有一次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伯罗教授甚至还兴致勃勃地亲自驱车几十英里，带我们去见识19世纪初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客居英国西部时最喜欢散步的一条山间小径。明媚的阳光照耀在翠绿的林间草地上，环顾周围，随处可见色彩缤纷的无名野花。幽静的山谷里回荡着小鸟悦耳的歌声和伯罗教授爽朗的笑声。这一切都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一种浪漫主义诗歌的神秘意境，令我们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久久难以忘怀。
带我们去郊游
附录：伯罗教授出版的专业书籍
中心简介
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简称CMRS）于2016年12月30日在杭州成立。作为国内第一家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CMRS的使命是整合研究力量，推进浙江大学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搭建中国大陆、海峡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服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学术共同体。著名学者沈弘教授担任中心名誉主任。CMRS目前出版三套丛书：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丛刊和文艺复兴论丛，均由中心主任郝田虎教授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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