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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华莹丨胡乔木评《干校六记》的出处问题

文艺争鸣 文艺争鸣 2021-09-19
《干校六记》是杨绛记述1969年到1972年春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生活经历,所写的内容,多是个人亲历亲闻的琐碎之事,也是那段历史的纪实。钱钟书也参与其中,写了一篇小引。书是薄薄的一本,只有三万两千多字,英译本两万多字。在同时书写“十年动乱”个人遭遇的作家作品中,“无论是文笔的含蓄,还是内容的深刻性,以及感人的程度,杨绛的《干校六记》都独占鳌头”。但书在大陆的出版却颇费周折,胡乔木的考语起到了关键作用。考察该书的成书、出版过程,也可发现新时期初“革命”“文艺”“人性”的纠葛,以及文人知识分子经过长久的历史震荡之后的私谊与心路历程。

一、考语

《干校六记》是杨绛从干校回京八年之后,读了《浮生六记》后下决心写的。分为:下放别记,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其总题、各章名称,笔法和叙事‘立场’,都可见对清代沈复(三白)《浮生六记》的某种承传。”动笔前杨绛将此事告诉钱钟书,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钱钟书说没用,杨绛还是把自己想写的写了出来。
1969年11月11日,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文学所是‘连锅端’,全部下去了,准备在那里安家落户。”刚下去时,钱钟书、吴晓铃烧开水。这两位是有名的大学问家。钱老著有《围城》《谈艺录》等书,吴老是解放后出版《西厢记》最早注本的注者,戏剧专家。让钱老和吴老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真是糟蹋斯文,“斯文扫地”!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膛里灌,水老烧不开。为此,钱钟书还得一外号“钱不开”。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省息县东岳。1970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交出实际并不存在的“五·一六分子”名单,含冤自杀。7月12日,杨绛动身来干校,在菜园劳动。钱钟书在干校当通讯员,每天到镇上邮电所取回函电时要路过干校菜园。两人相距不远,但只能在菜园相遇时说几句话。直到1972年3月,钱钟书和杨绛作为第二批“老弱病残”人员,一同回到北京。
作为共同的亲历者,钱钟书在读完《干校六记》后,做了一篇小引:“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目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在他看来,“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中走漏得一干二净。客观地说,钱钟书在“文革”中并没有遭受过何其芳、俞平伯那样残酷的批斗折磨。在“干校”的劳役中曾受到一定的照顾,开始烧开水,后来看管工具,这都是轻活。相较杨绛文字的平和冲淡,小引更添了几分激愤之情。
书写出后,在大陆却很难出版。据《广角镜》主编李国强回忆第一次和钱、杨见面的情形,是1980年7月到北京三里河拜访钱钟书,受到钱氏夫妇热情接待。“钱先生问我在香港出书的情况,我表示最快七天就可以出版并发行到各地。他和杨绛感到很惊奇,因为那时内地出书慢,各种手续多,一本书的出版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1981年2月中旬,李国强收到了杨绛的信,说自己有一本小书,定名《干校六记》,约有三万字,有钱钟书所写的“小引”,很想在《广角镜》发表,并希望成为一本册子出版,听说他们的出书很快,又有自己书局和发行渠道,不知要不要先看看?自己当即回信,你们是大名家,不用再看了,请尽快寄给我。1981年3月5日,杨绛又写一封信,再一次建议有关著作安排,书内不要刊登她的照片,也不要插图,封面设计要素净些,不必给她过目。李国强收到稿件后立即编校,七天后《干校六记》即在1981年《广角镜》四月号刊出,几日后,就印制成书籍,发行到世界各地。这书在香港出版后,各地读者迅即给予热烈评价。《干校六记》在香港先后三次再版,被香港电台评为当年“十大好书”。《信报》的戴天专栏连续多日写文评论,做出高度评价。《干校六记》出版后一个月,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主任宋泣很想把中英文对照成书出版,英译本请美国人葛浩文教授翻译。征求杨绛意见,她也表示赞同。在《书痴范用》中,也刊出杨绛1981年3月1日致范用的亲笔信,谈及2月24日,董秀玉去杨绛处取走稿子,敦促尽快寄到香港李国强处。
《听杨绛谈往事》中记载:“这部《六记》当时在大陆不好出,就托三联的范用帮助将稿寄香港,范用看了喜爱得不肯寄出,他自己又不敢用。后来香港《广角镜》的李国强给他来电报说,‘你再不寄,我就专程飞到北京来取稿’。”范用只好寄出稿子,李国强亲自下印厂,一星期内就出版了。《干校六记》若不是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不会出版的。他不知怎么看到了,就叫邓绍基传话给文学研究所许觉民,说这本书大陆上也该出。同时,在领导人宴请赵元任的会上,又对赴宴的钟书如此说,并说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胡乔木读到《干校六记》后,先是委托邓绍基传话。邓绍基回忆当时的情景,“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
1981年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再次回国访问,是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先后受到邓小平、胡乔木等人的会见。5月19日晚,社科院胡乔木院长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元任。因胡乔木住院没能出席欢迎宴会,梅益副院长代表院长宴请。之前,钱钟书在1979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去赵府拜见赵元任夫妇。
1981年5月20日,杨绛给董秀玉写信,提到胡乔木的考语以及是否能在三联出书,“昨晚乔木同志遇见锺书,嘱他向我传话,说他看到《广角镜》上的《干校六记》,他有十六字考语:‘悱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他认为国内也当出。我记起范用同志也曾说过国内可出,李国强先生完全赞同此意。请转问范用同志,三联书店是否愿出,如愿出,什么时候能出?请拨冗惠示”。5月23日,范用写了关于《干校六记》的选题报告。谈及自己拿到“六记”原稿,读后觉得写得很好,曾在电话中向杨绛建议在国内也应出版。杨绛来信,谈到乔木同志从《广角镜》上看到这篇文章,嘱钱钟书传话十六字考语,并认为国内也当出。杨绛问三联是否愿出?自己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作“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曾彦修当天即在上面签了意见:“杨绛同志当然不会假借别人名义讲话。我看了前五段,觉得比较平淡,评价不如乔木同志之高。但政治上作者自己的保险系数是很高的,我觉得三联可以出版……”
7月,三联书店版《干校六记》问世。《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对《干校六记》很是赞赏,交代吴泰昌等尽快组织评论文章,并亲自用于晴的笔名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评论文章,谈及“去过干校的人虽多,记述者却极少。散文中,《干校六记》似乎是仅有的一篇”,“《干校六记》是美好散文,贵在情真意切,朴素有致”,还建议吴泰昌是否可以请杨绛谈谈。
在《干校六记》的推动下,三联书店出了一批关于历史纪实的书籍,包括:1981年8月出版的《傅雷家书》,同样要在推荐意见上写林默涵曾表示傅聪肯定不是叛国。“出版一本傅雷的家书集,在政治上应不成问题,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也是落实政策。”后来又陆续出版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巴金《随想录》全本、梅志《往事如烟:记胡风》等等。

二、私谊

胡乔木与钱钟书为清华校友,在学校时并不相识,后来私谊传为佳话。“文革”期间,比起其他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来,钱钟书所受的批判算是轻的。他能轻易逃过关,据他自己的分析,主要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但在夏志清看来,“情形并不这样简单。很可能上面有人包庇他,不让当代第一博学鸿儒卷入无谓的斗争之中。”
邓绍基也有文章回忆胡乔木对于钱钟书的关心:
“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在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
1972年初,钱、杨从干校回到北京后,钱钟书开始争分夺秒写作《管锥编》。1975年,《管锥编》前4卷写作完成,但当时出版社并不愿意出。1977年,胡乔木在钱钟书家看到《管锥编》的部分稿子,非常欣赏,他马上意识到这部著作的重大学术价值,当即建议早日出版。在胡乔木的关照下,1979年8月,4卷百万字的《管锥编》交中华书局用繁体字正式出版。《管锥编》的出版,犹如一朵报春花,预告了中国文化学术界的寒尽春来。
胡乔木、钱钟书之间的佳话还有关心钱钟书的住房问题、请钱钟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以及改诗风波。自干校回京后,因与邻居纠纷,钱、杨移居一间办公室中住了3年,此后一直辗转流离。1977年,钱、杨忽然分到新寓所,共有四间房,和办公室相比,自然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了。当时,诗人何其芳是钱钟书的领导,他在参观钱、杨新居之后,不禁发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这样一套房子。”杨绛在《我们仨》中认为是胡乔木的关照,在听到对方询问房间是否够住时,发出“始愿不及”的感慨。那时,“乔木同志常来找锺书谈谈说说,很开心。他开始还带个警卫,后来把警卫留在楼下,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来了。他谈学术问题,谈书,谈掌故,什么都谈。锺书是个有趣的人,乔木同志也有他的趣。他时常带了夫人谷羽同志同来。到我们家来的乔木同志,不是什么领导,不带任何官职,他只是清华的老同学。”
新时期以后,胡乔木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李慎之看来,他最珍视的职位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曾亲口讲:“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大约是5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晚上,他忽然告诉我‘明天要去找钱锺书’。我问为什么?他一字一顿地说:‘我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科院当个副院长。’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当时笑眯眯的表情。”在胡乔木的盛邀之下,历来淡泊名利的“隐士”钱锺书出任副院长,引起一片哗然。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蒙命承乏,不待人笑,弟复自笑。
改诗则是在1982年6月初的一天,李慎之看到胡乔木在走廊徘徊,又在自己房间门口停留,似有垂询之意。邀请进屋后,胡乔木拿出两张纸,说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锺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所做的四首《有所思》是胡乔木七十岁时的人生总结,平生自序。带着这个理解,李慎之找到钱钟书,谈及对方作为革命家的信条,两人一起重新改了几个字。后发表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胡乔木同样关心杨绛的写作,在译作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出版时,因单位内部的复杂,一度没有序言,胡乔木提醒她二次印刷可以用自己的旧文作序。在《干校六记》问世后,又作出考语,关怀不必介意外人言。胡乔木一直和钱、杨保持良好的私谊,并被传为文坛佳话。钱、杨也很珍视和感动这份情谊。1993年10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钱钟书送来一联,因病中不能执笔,由杨绛手录:立德立言,推君称不朽;酬知酬怨,愧我一无成。

三、最后的一面

邓力群在回忆胡乔木时说:“乔木同志确实是忧国忧民,忧得很深。”“几十年来,我没有看到他放声大笑过。”而在钱、杨与胡现存的照片中,多次看到胡乔木的开怀大笑。有胡乔木和钱钟书聊天时的笑,有钱、杨、胡、谷手携手的笑。而胡乔木的身边工作人员对杨绛说,他把“最好的一面”给了你们。
与胡乔木保持良好私谊的著名知识分子还有许多,季羡林曾追忆二人的清风高谊。在清华读书时,尽管一个在外文系一个在历史系,但二人有过交集。“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反复劝说仍被拒绝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后来,“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什么人送给他了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最后一次到我家来,屋里只剩下我同乔木两人。我一下回忆起几年前在中南海的会面。同一会面,环境迥异。那一次是在极为高大宽敞、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这一次却是在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我感谢他签名送给我的诗集和文集。他赞扬我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我顿时感到惶恐,觳觫不安。我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对此,他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儿。’”
此外,还有很多文章书写胡乔木的温情和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维护。包括将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又按部长级解决沈的工资、住房和其他待遇,使沈从文在晚年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为聂绀弩诗集作序,主动写信或拜访王蒙、舒婷等等。当然,也有很多负面的评价。在萧乾看来,每个人都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也未必是一致的。但他不属于“右派打得越多越过瘾”的那种斗士,而是常常希望让每个中国人,不论其政治地位或一时行情如何,都能发挥些作用。
回到《干校六记》,细细掂量三联最初不敢出版,以及在批示话语中那句“政治上保险”,反观1981年间的文学环境。新时期初的文学,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中。关于书写“伤痕”,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态度非常严厉,在他看来,“揭露和批判阴暗面,目的是为了纠正,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观点,使人们增强信心和力量,防止消极影响。关于反右派、‘反右倾’和十年动乱的揭露性作品,几年来已经发表不少。……应该向文艺界的同志指出,这些题材,今后当然还可以写,但是希望少写一些。因为这类题材的作品如果出得太多,就会产生消极作用。”
1981年最大的文学事件,是对于《苦恋》的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发表在1979年《十月》3期。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与人》,1980年底完成。电影剧本发表后,文艺界就出现了争论,一方面是肯定,认为真实地概括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另一方面是以《解放军报》为代表的严厉批判。为此,中宣部明确规定:以后凡是揭露和批判性的文学作品,文学报刊必须送审。胡乔木曾几次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批判《苦恋》的文章。与周扬等人保护性的宽容态度不同,胡乔木显得更为敏感和强硬,甚至提出“不对《苦恋》和《太阳的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做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作为意识形态领导者,胡乔木始终警惕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中与外、革命性与自由性的斗争问题。在他看来,“现在对我们怀着友谊和善意的人们越来越多了,因此,就显得我们的门开得更大,进出比过去更自由了。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跟在世界上任何的力量没有界限。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绝不会向那些对我们怀着敌意的人、想对我们施展阴谋手段、破坏我们的人开放。《上甘岭》这部卓越影片里的插曲《我的祖国》有两句歌唱得很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两句格言,难道现在需要做什么修改吗?也许有很少数的人以为我们‘开放’得连财狼和朋友的分别也可以不管了,这样想的人实在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于是,在许多人的叙述中,会出现两个不同的胡乔木。在王蒙《不成样子的怀念中》,一方面是追忆胡乔木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爱护,另一方面是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警惕。他在病中看到王蒙的近作,就写了一首五律赠予,并写信表达阅读后的兴奋之情;读了宗璞的《哭小弟》,就给作者写了信;还曾为电影《芙蓉镇》辩护,使之成功公演……他很喜欢表达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乐于为知识分子做一些好事,包括与钱钟书的交往,对赵元任的尊重,对季羡林、任继愈的好感,等等。但他又始终警惕对革命文艺的否定,曾因《当代文学思潮》上徐敬亚的一篇文章大发雷霆,劝诫王蒙不要在现代派的“邪路”上越走越远。
相比较《苦恋》的愤怒与控诉基调,《干校六记》的“怨而不怒”更合胡乔木心意。在“文革”中,胡乔木也沦为“人生的低谷”“没有经受过运动的磨炼”的他“精神完全垮了”。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连走路都走不动了”。面对同样经历的杨绛,在追忆那段不堪的记忆时,“以轻写重”“哀而不伤”的乐观主义将酸楚轻轻化解。关于“干校”的不同记忆,有臧克家的赞歌,在《忆向阳》诗集中,把干校生活描绘成美好的田园生活。自诩颇高,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胡乔木一定有着自己的辨识力。杨绛《干校六记》写到很多往事和细节,读来至今让人落泪。其中两度写送别。一次是杨绛和女儿女婿送别钱钟书,“默存走到车门口,叫我们回去吧,别等了。彼此遥遥相望,也无话可说。我想,让他看我们回去还有三人,可以放心释念,免得火车驰走时,他看到我们眼里,都在不放心他一人离去”。一次是女儿钱瑗送别母亲,女婿得一刚刚蒙冤自杀,“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了眼睛”,“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在具体的干校记述中,作品则尽可能地回避当时的政治,去描叙生活琐事,“夫妻的情愫,以及人与人(知识分子与农民)、人与兽(狗)之间的爱意,其间充满无限的温馨”。时隔八年再作《干校六记》,又多了时过境迁后的从容与达观,雅致与高洁。
俞平伯曾提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含怒气的文字容易一览而尽,积哀思的可以渐渐引人入胜。这种观点也被批评,认为符合统治阶级允许人民的不满情绪所能达到的极限,即允许他们“怨”,但不可以达到“怒”的程度。“怨以怒”,则是“乱世之音”。从“文可以怨”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既允许“说真话”,又要有所节制,更符合胡乔木“往事如烟更如火”的心境,也是他所强调的“携起手来,放声歌唱”的时代新号角。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胡乔木的考语,才能更好地发现其作为政治家与文人知识分子的双面性,以及个人趣味、私谊及革命性的多重纠葛,所造成新时期初既蓬勃又紧张的文学环境。
 

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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