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曉光：重探日本“中世貴族社會論”的領域

所蔵の義経像

（か作）

重探日本“中世貴族社會論”的領域

林曉光

內藤湖南所開創的京都學派東洋史學，在理論上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唐宋變革論為標誌的中國歷史分期法，而具體到中世階段，又以“貴族制論”（我更願意稱之為“貴族社會論”）聞名。這一學說強調東漢至中唐的中世時期為門閥貴族佔據社會中堅、壟斷政治權力，在各方面都表現出貴族文化色彩的時代。除此之外，日本學界又有兩種學說與之針鋒相對：一種是歷研派所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演進法則為理論框架的漢唐時期上古說；另一種則是矢野主稅力倡的“門閥寄生官僚論”。從中國學界方面看，馬克思主義自然是建國以後的主流意識形態，與歷研派本是同根生；而近二三十年來，中古史學界可以說以朝代政治史、官僚制度史為當仁不讓的主流，而這又與“門閥寄生官僚論”在理路上遙相呼應，均認可帝制國家在權力上的主宰性、根源性地位。因此中世貴族制論在進入中國學界時，往往也是被置於政治史的領域中，“貴族政治”成為對其的第一印象。我們似乎天然傾向於將所謂“中世貴族”理解為長期把持中央政治權力的一部分世家大族。於是政治地位及實權之有無便成為判定貴族的一項基本指標，而針對這一理解的意見分歧，則又成為我們接受或拒否這一學說的主要理由。

不能說這樣的思路是沒有道理的。在日本學界自身，也不無相似表現。一方面，宮崎市定發表《九品官人法研究》以來，徹底改變了之前那種印象式的、從若干具體事例中抽象出來的中世觀，從選官制度層面奠定了一個體系宏大嚴密的研究基礎。在其影響下，日本學界本身就在政治制度史的方向上多有發展。另一方面，如貴族制論第三代中堅川勝義雄所界定的，“貴族”是豪族中“由政治權力保證了身份上的高貴性”的人物，“原本就是政治性的概念”（《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徐谷芃、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頁）。將貴族視為與中央政權緊密捆綁在一起的少數高門大族，這種立場是普遍見於戰後日本學界乃至歐美學界的。

但是，有必要注意到，宮崎市定本人對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根本著目點並不在於官制本身，而是通過官制層面的研究來闡明中世貴族社會的重層構造。在九品官人法的設定下，“鄉品”以一定的等級差異對應、預設著“官品”，從而使社會形成從上到下分為無數層級的金字塔式構造。這種構造是縱向重疊的，傾向於相互間封閉嚴密，拒絕流動，家族與個人則分別居於不同的等級中。只要構造持續存在，貴族制社會便存在，個別人物、家族的浮沉盛衰並不重要，因為某一權力空白的出現會迅速被其他人物、家族填補取代。因此宮崎對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莫如說是以政治制度史面貌出現的社會史研究。他所闡述的政治制度，其實更像是一張覆蓋在社會構造表面的網路，反映出社會形態的凹凸起伏。而川勝義雄的“貴族”定義，實際上也並不如字面那樣，可以簡單理解為將貴族論限定為一種政治史論。在宇都宮清吉、谷川道雄、川勝義雄等提倡的戰後“豪族共同體論”中，關注的重點已不在於所謂上層貴族，而在於作為其基盤的廣大在地豪族，宇都宮甚至直言這個時代也可稱為“門閥豪族體制”（《中國古代中世史研究》，創文社，1977年，第19頁）。因此在這樣的視域下，“貴族”其實一定程度上已被替換為“豪族”範疇：地方豪族與處於其支配下的小農的相互依存關係，豪族之間的合流、分裂如何構成社會基底、牽引歷史流動，才是關心的焦點，貴族只是作為其代表進入到國家權力中心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川勝雖然將“貴族”界定為一個政治性概念，但卻依然強調“面對貴族制的成立課題時，不能只限定在政治史、制度史的視角裡，有必要更深入地從社會構造的變化中來發掘問題”（《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中譯本第57頁）。因此無論宮崎抑或川勝，歸根到底都並不是從狹義的政治史立場來理解、闡發這一理論的。

回到學說的源頭，作為創始者的內藤湖南本人更是以“文化史觀”知名於世。在內藤“唐宋變革論”的代表性論文《概括性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東洋文化史研究》，林曉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中，就強調這一變革是“從歷史學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來考察”的。文中雖然指稱中世為“貴族政治繁盛的時代”，似乎是從政治史視角理解貴族制，但全文實際上包括了政治、經濟、學術文藝三個角度的考察，而除了經濟角度側重於論述實物經濟到貨幣經濟時代的變遷，未明確指示其與“貴族”的關係外，學術文藝角度同樣強調從“貴族性文學”、“貴族儀式”向“庶民性文學”、“平民趣味”的轉變，顯示出內藤對此的思考是廣及於這一時代各個方面的。而在其晚年講義《中國中古的文化》中，更是以一種鮮明的文明史觀對中世社會的成立進行了闡述，著重考察兩漢魏晉世風、教育、學術、文學、思想導致的時代變遷，最終歸結至“以貴族為中心的時代”，認為“這是中國中世紀一切事物的根本……在這一貴族時代發生的各種文化現象，如經學、文學、藝術等等，都具備了這一時代的特徵”（《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夏應元選編監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11頁）。

因此，如果回到這一學說的本旨，不難發現其適用的分野並不僅限於政治史，甚且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單純解決政治史或制度史上的問題而提出的。這一學說的領域，實際上應該說是整體的時代史，是希望從一個較長時段中抽取出最具時代特殊性和核心性的元素，去理解該時代由於受到該元素的輻射後所呈現的文化色彩及階段特性。無論政治、經濟、社會還是思想宗教、學術文藝，都應包涵在其中作相關聯的思考，而非像當代學術一樣相互切割，各自為政。這種宏大深遠的史學理解及追求，隨著時代的變遷，可能已不合時宜乃至被認為缺乏理據，但至少當我們試圖理解、談及這一學說時，恐怕仍是不應忽略的一個基本認知前提。

如果綜合歷代貴族論者的取向而論，可以說是以社會構造研究為基底性的主幹，而以政治史為最活躍的集中表現，內藤最初所重視的文化史進路並未得到充分發揮，這可能與戰後馬克思主義史學盛行，從而引起的東京學派vs京都學派大論戰有關。歷研派從土地制度、生產形態、人身支配等經濟史觀視角出發的挑戰，促使宮崎市定等後繼者正面轉入這些陣地，作出回應反擊。一般認為宮崎在這方面的卓著成績使內藤學說真正成為了一種整體性的歷史研究；但反過來思考，這一階段的發展也中斷了內藤原有的學說取徑。從內藤開始的戰前貴族制論，如其早期繼承者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所見，其文明史的闡述色彩與老師仍是一脈相承的。但自二戰以後，論述理路便轉而以政治制度和社會構造為主流方向了。

不過，從思想、文化乃至文學角度繼續推進這一學說空間的著述，仍然不絕如縷，森三樹三郎《六朝士大夫的精神》和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兩種。森著闡述了士大夫社會的文化教養及其“私”性，對政治熱衷的只是其官位利益，而對實際的政治世界漠不關心；吉川著則從其隱逸思想討論了六朝士大夫作為官僚富豪卻醉心隱逸的“既清高又獨善的思考”。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與官僚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學的基本問題》，中華書局，2010年）特筆討論了這兩部看似與官制研究無關的著作，指出應當從上述角度尋求“理解存在這種貴族與官人的六朝官僚制統治體制在歷史上的性質”。他從而轉進“官僚自身對官僚制度的看法與理想”的新陣地，論述了六朝任官時的“屈就”心態、“親老家貧”的任官邏輯、將帝位視為與士大夫無關的私家之物等等問題。這實際上是提出了六朝官僚制研究包含的一種轉向可能，即從制度性的官品官職和較外在的人物地位、行動層面，轉向尋求當時任官者主體內部視角的認知。就此意義上說，政治史、官制史又並非與文化思想史截然分途，而是具有內在關聯，甚至可能由後者出發求得更深層次解讀的。而由此勾連建立起的六朝理解，也顯然更有可能通往立體動態的整體觀照方向。

《精神史》一書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種研究路數，是以個人為研究課題，細論其生活及思想世界。如對沈約，從其家族境況、個人遭遇、政治表現到所撰詩文著述、宗教信仰各方面都做了全方位的研究。在這一點上，毋寧說又打開了史學與文學藝術研究的內在相通理路。現代學術轉型以來，文史二學分途，史學對“帝王將相相斫史”的正史傳統舉起反旗，走向更寬廣的天地，同時也漸漸弱化了對個別的“人”關心；古典文學研究則依然以“作家”研究為基本出發點之一，保留了個人研究的關懷焦點。如果將吉川的沈約研究從文學角度定位為“作家研究”，那麼這便成為一種引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典範性的文學史個案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從貴族社會論出發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又正為溝通二者提供了新的潛在可能。當我們將目光再度下沉到“人”的層面，便會發現貴族社會論能為我們觀察漢唐社會提供的獨特幫助。作為中世社會主體的貴族，一方面是密切參與到政治中的官僚，一方面又是創造文學藝術的文化擔當者，時代中的各種元素在其生命體內部相互反應刺激而推動著歷史的表現與演進。日本漢學名宿石川忠久及其弟子矢島美都子、佐藤正光對陶淵明、庾信及謝氏家族的研究，便都是自覺地運用了六朝貴族社會論的成果，落實到特定作家及家族群體的探討中。如果將這些研究再往前推進一步，那麼這些課題中的個人便不再僅僅作為“文學人”，也不僅僅是被政治史社會史的研究結論所限定，而是作為大時代中的小棱鏡，各自反射乃至以光束彙聚出時代洪流的形貌。正如石川忠久所言，五世紀的人，是按照五世紀的常識，而不是按照二十世紀的常識在行動的。已在二十世紀史學中獲得革命性進展的各領域研究，歸根到底都是通過“人”來發動，作用於“人”而發生影響變遷的，也應當通過“人”的表現來加以檢驗融合。時代中特定的“人”之生存原理，或許正是重新通往整體時代觀的一條有效路徑。而在我看來，這正是“中世貴族社會論”作為一種解釋維度發揮最大效能的領域所在。

（感謝林曉光先生授權！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7年第1期，引用請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