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工作坊

“中國古代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工作坊紀要

胡斌、張弛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2017年5月22日，“中國古代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工作坊在靜園二院二樓會議室舉行。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與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7至16世紀的信息溝通與國家秩序”項目組聯合承辦。臺灣長庚大學講座教授暨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黃寬重，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王鴻泰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張邦煒，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李伯重教授，中國社科院歷史所黃正建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劉後濱教授，中山大學歷史系曹家齊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鄧小南教授，以及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蘇州大學、四川師範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哈佛大學、臺灣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國家圖書館、中華書局等單位的四十余位學者參與討論。

鄧小南教授和黃寬重教授首先代表工作坊召集人發言。鄧小南教授回顧了大陸和臺灣學者在推進信息溝通議題方面的努力，強調信息溝通在中國古代政治史、制度史、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義；該議題溝通著不同時代、地域甚至東、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學人，希望工作坊能令參會者有所收穫。黃寬重教授強調信息溝通可以擴大為有影響性的議題，是很理想的跨領域研究方向。推動相關討論有助於跨出歷史研究範疇與其他領域結合，擴大歷史學的影響面向。

工作坊根據議題分為四場進行討論。第一場“文書政令與信息溝通”議題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葉煒教授主持，張邦煒教授擔任評議人。

首先，劉後濱教授以《唐宋間中書政務裁決文書雙軌制的形成》為題作報告。劉後濱教授關注到唐代中書門下批復一件政務同時發出敕旨與敕牒的情況，認為這一現象與開元、天寶以後國家政務運行方式的轉變有關。劉後濱教授還討論了文書行政研究的斷代差異，呼籲重新審視唐代文集的意義。隨後，北京大學歷史系葉煒教授從唐代皇帝的信息搜集、篩選等難題出發，提出安史之亂前後唐代君臣交流方式的轉變。安史之亂之前的制度設置強調奏事的層次、程式，注重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分工；之後則有意抑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溝通形式，強調皇帝與大臣以個別或小範圍的方式直接溝通，皇帝藉此加強對重要政務信息的控制。黃寬重教授繼而以宋代“邸報”為例探討了信息傳遞的議題和史料問題。黃寬重教授認為宋人對信息相當敏感，信息溝通可以由軍事信息、公文書形成與傳遞路徑、信息傳遞與士人關係等諸多議題展開討論。黃寬重教授還鼓勵開掘文集、書信、筆記等史料，注重制度和事件對個人生活的具體影響。蘇州大學丁義玨博士對北宋禦藥院的職能形成過程進行細緻考索，認為應當關注皇權在制度層面的擴展或縮減，反思皇權的絕對性。四川師範大學王化雨副教授由元祐時高太后發佈“慰反側之詔”為切入點，揭示元祐初年朝廷安撫新法派的努力。王化雨還提出從制度實際運行中把握信息溝通，特別是關注詔書形成背後的政治運作。中國人民大學唐宋史研究中心古麗巍博士將北宋後期的睿思殿放到空間、信息和制度三個維度下進行思考，強調處於宮禁最深峻處睿思殿政治功能的強化與北宋後期決策機制變化的關係，並認為宋神宗在指揮對夏戰爭中尋求新的信息來源，最終刺激了以睿思殿為中心的政治空間的產生。

張邦煒教授對各位學者的發言給予高度肯定，進而圍繞新史料開掘、宋代宦官影響朝政能力、宰相信息來源、宋代皇權問題進行點評。張邦煒教授進一步希望工作坊的開展可以兼顧連續性、廣泛性、貫通性和系統性，切實推進信息溝通議題研究。

第二場“官民之間的信息溝通”議題由國家圖書館高柯立副研究員主持，李伯重教授擔任評議人。

曹家齊教授首先以《宋朝地方政府對信息傳遞系統之維護——以地方行政中的驛傳事務為中心之考察》為題作報告。曹家齊教授的報告著力從驛傳設置、鋪兵來源等角度，探討了宋代信息傳遞系統如何維持的問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方誠峰副教授認為宋代的“事目”作為文書分揀的依據，在宋代行政各層級信息的總攬與分流中起著基礎性作用，“事目”的使用便於君主（以及長官）周知事務，具有防壅蔽的作用。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梁建國副教授將北宋京畿區內澇治理視為一種政治過程，從決策過程和決策效率的角度考察了治水政令傳達和政策落實的方式，指出治水的信息主要通過人員、機構、文書三種途徑傳遞。高柯立副研究員對南宋平江府給復學田碑所涉案情細節進行細緻考辨，發現此案藉由府學教授不斷申狀方才得到宰相的關注，並認為當地將公文刻石既可與官員進行人情溝通，也可不斷強化豪強的豪橫形象。臺灣中研院史語所李仁淵助研究員對明清官方信息管理的研究進行梳理。李仁淵助研究員將官方信息依性質分為常規化信息、非常規化信息和制定規則的信息，將信息流通與管理的機制分為發送端的收集與編纂、傳遞端的送達、收受端的處置與儲存等環節，進而具體探討不同時代的信息處理機制對當時國家社會整體的影響。王鴻泰研究員討論了明清民間社會如何抓取、奪取信息，以及經過編輯的信息流入市場被閱讀、消費的過程。明代民間的“報坊”將獲取的消息重新編輯成故事，所生成的“邸報”具有廣泛的閱讀群體。“邸報”的流行增加了民眾對國家事務的參與，也造成了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複雜化。

李伯重教授認為傳統中國的信息溝通在宋代發生了重大變化，研究這一問題不應忽視“民”的重要性和主動性。早期近代商人的信息系統比國家的信息系統更有效率：從明代開始，民間的信息變得越來越豐富；到了清代，晉商、徽商的內部信息傳播迅速而準確。信息溝通領域的“官民互動”也是值得關注的面向：民間信息溝通的發達導致了官方信息的商業化，官方也有意藉由商人搜集商業信息，這一切的變化都是從宋代開始的。

第三場“政治訊息表達與政權交往”議題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趙冬梅教授主持，劉後濱教授擔任評議人。

首先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的烏雲高娃研究員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党寶海副教授以13世紀元朝與高麗、安南的外交文書為主題做報告。烏雲高娃認為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所涉及到的通用語言有蒙古語和漢語，雙方政府培養了不少翻譯人員，這些譯官為撰寫或翻譯元朝與高麗的外交文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黨寶海則對元朝和安南之間的外交文書做了大致的分類，並結合歷史背景，分析了元朝對安南外交政策的變化。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的劉欣甯博士報告主題為《簡牘所見漢代政務溝通形式：公文書、書信、口頭》，她提出了對於“文書行政”研究的反省，認為過分強調文書會忽略其他信息傳遞形式。劉欣寧博士指出，公文書與書信的交互利用，顯示官吏同時也是個人，既可能以官吏身份向同僚請托私事，也可能靠私人關係推進公務運作。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呂博博士以《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冊書》為中心，對唐代冊書的運作機制和禮制意義做了一些推論，認為“冊”體現了最高等級的王言形式，不需要受到任何機構的審查、節制。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仇鹿鳴副教授以田氏魏博時期的立碑活動為中心，分析中古時期政治訊號的傳播與接受。他嘗試將政治行動歸入實踐層面，而將構築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政治話語定義為“表達”，政治表達與政治實踐表裡相依、互有張力。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方震華教授做了題為《宋代君主與將領的訊息溝通：以元豐伐夏戰役為例》的報告，從個案出發分析北宋將從中禦的理想與現實，同時指出快速通訊工具的缺乏從客觀上限制了君主直接指揮作戰的效率。

評議人劉後濱認為，本次工作坊頻繁涉及信息傳播的制度化管道和非制度化管道的問題。如果把信息傳遞制度化的部分比作海面上的冰山一角，海面下非制度化的部分縱然體量很大，但不通過暴露出的一角，茫茫中難以找尋到海面下的部分，所以制度化的呈現方式依舊是不可繞過的研究依託。

第四場“信息披露與民間信息溝通”議題由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徐力恒主持，黃正建教授擔任評議人。

首先南京大學文學院的童嶺副教授發表了《唐帝國的東亞情報與佚籍〈高麗記〉再考》一文，分析了日本舊鈔本《翰苑》的學術意義，就《翰苑》所引《高麗記》的作者和成書年代做了細緻的考證，在此基礎上，他認為《高麗記》的實際性質已經超越了地理書，是一部唐帝國的東亞情報書。徐力恒博士做了題為《書信傳遞制度的理想與現實》的報告，梳理了“家書允許入遞”的制度設置，並通過一些事例，分析制度運行中私書入遞影響官方文書傳遞效率等問題。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的李如鈞博士和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的李全德副教授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蘇軾貶謫時期的書信。李如鈞主要探討蘇軾貶謫時的信息傳獲情況，認為蘇軾透過書信等多重管道，能獲得許多外界信息，反之卻嚴格控制自身信息的發出，反映出該時期新舊黨爭更形激烈。李全德則分析了書信作者與讀者間的溝通，突出書信作為信息媒介的特點。他通過考察蘇軾與文彥博、章惇、滕達道等人的書信，認為蘇軾信中雖多言往事之悔，但內心對於政事並無悔過之意。中華書局的胡珂編輯報告主題為《另類的人際交往模式：黃庭堅與王獻可的書信往來》，探討了宋代士大夫通過書信而主動構建的、沒有原生社會關係基礎的人際關係是否能持續深入發展。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毛亦可博士分析了清代禁生祠書院與撲毀去思碑、德政碑等行為，討論了清廷如何處理民眾稱頌地方官的信息，並指出禁令的深層原因，在於清朝統治者懼怕官員“為民挾制”，更懼怕官員借民眾之勢來挾制朝廷。

評議人黃正建認為，研究信息溝通，根本問題在於定義什麼是信息。若將信息定義為外界的一切知識，那麼可以探討的範圍就遠不止書信、情報，可能會過於寬泛。所以先要明確信息是什麼，才能有的放矢地展開進一步的研究。信息傳遞是一個非常有拓展性的議題，可以跨斷代跨學科，未來有廣闊的研究前景。

在圓桌討論環節，鄧小南、李伯重、黃寬重、路育松等學者，圍繞信息溝通的制度化演進、新舊材料的搜討和議題的系統化建設等問題展開自由發言。在最後的總結中，鄧小南教授表示，就議題的建設而言，聚攏是一種方式，輻射也是一種方式，本次工作坊是一個良好的開始，日後要在不斷的討論對話中理出若干脈絡和線索，促進議題的彙聚和系統化發展。

附註：本信息轉載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pkuwyy）公眾號，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