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亞洲史概說》（謝辰/譯）出版（附：解說/礪波護）
作者: [日] 宮崎市定
出版社: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出品方: 后浪
原作名: アジア史概説
譯者: 謝辰
出版年:2017-11-1
頁數: 376
定價: 80.00元
裝幀: 精裝
叢書: 汗青堂
ISBN:9787513916783
※編輯推薦※
☆日本漢學泰斗宮崎市定經典力作，中文版首次面世
☆提出“西亞文明東流論”，開闢“亞洲史”的全新研究領域
☆考察各文明之間的交通聯繫，揭示文明興衰與時代演進的歷史大勢
※內容簡介※
在遼闊的亞洲大陸上，分佈著東亞的中華文明、西亞文明、印度的梵文文明以及日本文明等，各種異質文明通過交通紐帶而建立聯繫，相互競爭並相互彌補，從而展開了亞洲史發展演進的宏大畫卷，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全人類的真正歷史。作者在書中提出“西亞文明東流論”，並開闢了“亞洲史”這一全新的領域，著重考察各文明之間的交通聯繫，通過交通線的轉移和變化，揭示文明興衰與時代演進的歷史大勢。
※學者推薦※
宮崎市定博士涉獵廣博，而不局限于東洋史的專業範疇。正因如此，博士獨具慧眼，指出歐洲、中國、西亞這三個世界分別存在著共通的文藝復興現象。其高論激起的波浪，開啟了後來者的思路。
——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吉川幸次郎
本書最值得重視的特點在於，作者認為，不僅是在有史之後，人類從史前時代開始就已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在聯繫中發展至今。因此，不僅亞洲是一體的，世界也是一體的，地球上的人類都是一體的。這是支撐這部作品的重要理念及歷史觀，或可稱之為“交通史觀”。
——京都教育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部教授荒木敏一
本書在方法層面無疑達到了前無古人的水準，這一點頗值得我們敬佩……這是一部從政治、民族、文化等角度加以綜合的、具有獨特體系的、獨一無二的概論作品，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名著。
——金澤大學法學文學部教授佐口透
作者簡介：宮崎市定（1901 - 1995），日本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畢業于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曾師從內藤湖南、桑原隲蔵等著名學者，1944年起任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曾榮獲有“漢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法國儒蓮獎，並獲日本學士院獎和文化功勞者獎章。在中國史的諸多領域都有獨到的研究，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國史》《科舉》等。
目錄
新版序
緒 論
第 1 章 亞洲諸文化的形成及其發展
第 2 章 亞洲諸民族的相互交往
第 3 章 亞洲諸文化的交流及其展開
第 4 章 近世的民族主義潮流
第 5 章 近世文化的展開
第 6 章 最近世文化的東漸
第 7 章 亞洲歷史上的日本
第 8 章 現代亞洲史
結 語
宮崎市定著作目錄
解 說
出版後記
解說（礪波護）
宮崎市定的《亞洲史概說》於1973年8月由學生社出版發行的經過，作者在為本書所作的《新版序》中已有所提及。此次學生社的版本，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由人文書林發行的舊版《亞洲史概說》正編（1947年12月）和續編（1948年9月出版，同年11月與正編結為合集本）的基礎上，加入了第八章“現代亞洲史”的部分，以與學生社出版的尾鍋輝彥的《西洋史概說》相呼應。關於舊版《亞洲史概說》的來歷，據說是為了與太平洋戰爭時期出版發行的《國史概說》相對應，文部省曾動員第一線的東洋史學者編纂《大東亞史概說》，而舊版《亞洲史概說》正是來源於這部由於戰敗而未能出版的神秘的《大東亞史概說》的稿本。
關於舊版《亞洲史概說》的出版，其緣起和經過在去年秋季編入中公文庫的《向中國學習》中所收的《安部健夫君遺書之序·其一》中有所說明。不過，更詳細的情況在《亞洲史研究·第二》的《序言》（東洋史研究會，1959 年）和《亞洲史研究入門》的序《從支那史到亞洲史》（同朋舍，1983年）中有所涉及。在此，我將綜合這兩篇文章進行介紹。
《大東亞史概說》的編纂計畫始于文部省的教學局，時間是在1942年7月前後。“大東亞史”指的就是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文部省的遠大目標是在該書完成後，立即將其翻譯成東亞各國的語言，使各國國民都閱讀此書。東京大學的池內宏教授、京都大學的羽田亨教授等人擔任責任編纂者，接受編纂委託的有東京的鈴木俊、山本達郎以及京都的宮崎市定、安部健夫四位學者。在文部省的構想中，“大東亞史”涉及的地理範圍就是緬甸以東，其內容就是試圖把日本描述為擁有世界上最悠久歷史的國家，將日本置於東亞關係的核心位置，東亞歷史的發展進程就是日本的皇國文化播撒至朝鮮、中國乃至亞洲各地的過程，這就是這本書所要求寫作的歷史。
在那場“大東亞戰爭”正在進行的當時，作者們面對如此非學術性的史書執筆要求，其內心的煩惱與不安，不是我們這些成長於戰後、對任何事情都可以自由表達意見的人所能夠想像的。然而，即便是面對文部省的命令，上述四位撰稿人仍不願成為後人的笑柄，他們基於池內宏和羽田亨的請求，在反復考慮後提出：如果要由他們來執筆，那麼歷史敘述的範圍就不應局限於緬甸以東，而應擴展至整個亞洲。同時，他們反對以日本為文明輻射圈的中心點，而主張以西亞為文明發源的核心，認為亞洲史的發展過程是古老的文明首先發祥于西亞，然後逐漸向東延伸和發展，最後在日本這個終點結晶出最高水準的文化。值得慶倖的是，對於他們的這個提案，文部省表示，“大東亞”的範圍擴大多少都沒關係；至於用“西亞文明東流論”取代與之完全相反的“日本文化輻射論”，文部省倒也痛快地答應了。於是，四位作者就將整個亞洲史劃分為四個時代，並據此分為四篇，每人各分擔一篇。接著，他們找了大量的專家，請他們完成了初稿。以這些收集來的文稿為基礎，四位作者又完成了第二稿。宮崎市定負責編寫的是第一篇，即從上古到中國唐代的歷史，而他剛剛完成第二稿的時候，已經是1944年了。次年，東亞戰爭迎來了結局。於是，隨著“大東亞共榮圈”的瓦解，《大東亞史概說》的寫作也自然不了了之了。
日本戰敗後，社會上出現了對戰爭責任進行追究的風潮，文部省暗示要對有關“大東亞”的資料進行銷毀。但即便如此，宮崎市定仍堅持將已經寫好的第二稿藏了起來。1947年，戰敗的塵埃剛剛落定，宮崎的至交安部健夫將宮崎的作品介紹給了人文書林的朋友，宮崎遂將第二稿的草稿交給了人文書林，於是就有了《亞洲史概說正編》的出版。在此次出版的中公文庫本中，從緒論到第三章的部分與此《正編》對應。後來，安部健夫鼓勵宮崎市定繼續寫作，並促使宮崎下決心出版《續編》。然而，由於安部身體狀況不佳，宮崎只好自己一氣呵成地寫出了《亞洲史概說續編》，中公文庫本的第四章到第七章便與此對應。也就是說，《續編》與《大東亞史概說》已全無關係，作者在這一部分基於自己的構思，吐露了自己的本意。也正因此，這一部分與《正編》在欄目的長度和文筆風格上都有所不同。儘管作者執筆《大東亞史概說》時正值言論統制極為嚴厲的戰時，其寫作受到政府和文部省的直接監督，但其作品仍沒有採用那種迷信皇國史觀的敘述方式。因此，學生社在發行該書新版的時候，只是修改了一下假名的寫法就照原樣出版了。而且，四十年後的今天，這本書仍能被收入中公文庫，足以說明宮崎市定的《亞洲史概說》確實稱得上是一部有良心的概論作品，相信絕非只有我一人有此感想。
在19世紀下半葉，把世界分為東洋和西洋的歷史學考察方法在日本確立。此後，這種方法在中學歷史教育中得到了應用和推廣。1894年，文部省發佈了關於《東洋史》這一新設科目的教學綱要，次年，市面上就出現了根據這一綱要編寫的教科書。此後，日本又陸續出版了大量東洋史教科書，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就是筆者的恩師桑原騭藏先生的《中等東洋史》一書。一個世紀過去了，直到今天，在日本的大學裡，與“西洋史”相對的課程仍然是“東洋史”。既然是與西洋史相對，那麼東洋史的研究物件理應包括整個亞洲。但實際上，在東洋史的課上，大多講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史，中亞史由於與絲綢之路有關，多少也會受到關注，但西亞史和南亞史則容易受到輕視。
面對這些情況，包括宮崎市定在內的幾位作者都對西亞予以高度評價，他們在《大東亞史概說》中展開了“西亞文明東流論”，並試圖寫出基於此稿本的歷史著作，以奉獻給世人。他們不使用傳統的“東洋史概說”一名，而是改用“亞洲史概說”為標題，正是為了表達他們不欲與俗的態度。在寫作《大東亞史概說》期間，宮崎市定於1937年秋前往西亞，並記錄了在西亞旅行的見聞，其後出版了《西亞史的展望》這部充滿創見的歷史讀物（參見中公文庫版《西亞遊記》）。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了確立並將“亞洲史”加以體系化，宮崎確實頗為用心。另外，作為宮崎市定學術論文的集成之作，五卷本的《亞洲史研究》和三卷本的《亞洲史論考》都是以“亞洲史”冠名，其目的也是為了建設“亞洲史”這一領域。
在關於古代史和中世史的《亞洲史概說正編》出版之際，荒木敏一曾發表書評，稱書中體現出一種可以稱之為“交通史觀”的東西（《人文科學》二卷二號）。《續編》發行之際，佐口透在高等專業學校上課時就將這本書當作教材來使用。他注意到，該書對伊斯蘭文化和印度史有豐富的記述，並從東西方交通線的角度分析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涉過程，將西南亞、印度、中國這三個世界加以綜合，塑造了一種具有統一性的亞洲史。佐口透認為這種方法和視角十分巧妙，並將其稱為“交涉史觀”（《東洋史研究》一一卷一號）。正如這兩位學者所指出的，宮崎市定是立足於這種可以被稱為“交通史觀”或“交涉史觀”的歷史考察方法之上來構想亞洲史的，而且他始終堅持這一歷史觀，直到四十年後的今天。宮崎在去年年底剛剛印發的《出雲政權的興亡》（《日本的古代》月報七，中央公論社，1986 年12 月）中，還自行製作了“古代海上交通概念圖”，指出古代從中國大陸出發的山陰線航路，後來被瀨戶內海交通線取代，從而使得日本航海路線的始發站從出雲轉移到了若狹。宮崎通過分析這一路線轉變的過程，對出雲政權的衰亡進行了說明。
在這次的中公文庫版《亞洲史概說》中，也收錄了宮崎市定迄今為止在日本出版的著作目錄。除此之外，宮崎的作品被翻譯成外文的還有許多。例如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部作品，一部是宮崎市定的處女作《東洋樸素主義的民族和文明主義的社會》（1962年），另一部是其代表性論文的編譯本《宮崎市定論文選集》上、下兩卷（1963年、1965年）。在譯者中還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任所長王仲殊。在《論文選集》的下卷中，除了與本書在內容上有著緊密關係的《世界史序說》《東洋的文藝復興與西洋的文藝復興》等論文，還收錄了略述本書出版經過的《亞洲史研究·第二》的《前言》部分。
仿佛是為了紀念《亞洲史概說》正、續兩編出版三十周年，宮崎市定這次在自己最為擅長的中國史領域寫下了通史著作，這部通史目前已經以岩波全書《中國史》上、下兩卷的形式出版發行（岩波書店，1977年、1978年）。該書由京都大學的邱添生譯成中文，由臺北華世出版社刊行（1980年）。此後，曹秉漢將其譯成韓文，在漢城出版（1983年）。雖說戰時將《大東亞史概說》翻譯成各國語言的事業最終不了了之，但宮崎市定的《中國史》一書不僅作為日本各大學的教材不斷再版，而且在國外也有了許多讀者，這不能不說是歷史開的一個玩笑。
礪波護
1987年1月10日
出版後記
宮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京都學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中國史的諸多領域，宮崎市定都有獨到的研究，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中國史》《科舉》等。
《亞洲史概說》一書原是宮崎市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完成的舊稿，最早由人文書林出版，正編和續編於1947 年和1948 年相繼問世，並引起了日本學界的重視和討論。1973 年，該書由學生社再版，作者在舊版的基礎上增加了“現代亞洲史”一章。作者在書中提出“西亞文明東流論”，並開闢了“亞洲史”這一全新的領域。作者以其宏大的視野，展開了一幅亞洲史發展演進的宏大畫卷，使我們可以由此進一步認識全人類的真正歷史。
需要加以特別說明的是，作者的部分觀點有失偏頗，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出版方並不認同。如作者將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人的行為稱為“學術探險”，而無視其在此過程中對我國大量珍貴文物的掠奪和破壞，沒有指出其身為殖民主義者的本質。又如，作者關於倭寇性質的觀點，沒有指出其侵略性質及其對我國沿海地區造成的嚴重破壞和滋擾，國內學者對此問題有大量研究成果，讀者可以加以參考，對作者的錯誤觀點注意批判。為避免損害其完整性，中文版基本保持了該書的原貌，對於作者的部分個人觀點，讀者宜加以獨立的思考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