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千秋太史公：司馬遷的史學與人類學

作者：王子今

出版社：書海出版社

開　本：32開148*210

頁數：752

印張：23.5

字數：637千字

內文用紙：70克雙膠

裝幀形式：精裝

定　價：98.00元

出版時間：2018.02

ISBN：978-7-5571-0065-0

內容簡介：作者通過對秦漢民間的鬼神迷信、蒼天崇拜、長生追求、禮俗禁忌以及曾經影響政治文化的封禪典儀、巫蠱陰謀進行分析，研究了當時彌蕩社會上下的神秘主義文化和豪邁閎放的時代精神。本書還對司馬遷同時代人的自然觀以及生命意識進行討論，有更多富於新意的見解表達，特別是本書以人類學的方法考察中國早期史學發生和發展的背景條件，並且進行文化學的說明，是作者設計這部書的主要出發點之一。作者對早期史家的歷史責任和文化責任的論述，對歷史的傳說時代和傳說的歷史基因之論述，都有生動新鮮的觀點呈示給讀者。

作者簡介：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成員。

目錄

前言

序章“究天人之際”：早期史家的歷史責任和文化責任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史巫”與“巫史”

祝史陳信於鬼神

瞽史“知天道”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第一章歷史的傳說時代和傳說的歷史基因

軒轅神話的文明史背景

舜的傳說與東夷部族的文化地位

戰神蚩尤

夏史的考實

周武王盟津之渡與白魚赤烏故事

第二章秦史與秦文化

《秦記》的歷史文化價值

秦文化的起源：“東來”說和“西來”說

造父“八駿”與穆天子西行神話

“封”的源流

“金人十二”之謎

第三章日神和海神

禮日成山

秦皇漢武的海戀情結與“並海”巡行的壯舉

“始皇夢與海神戰”

狂熱的求仙運動

方士的表演和方術的普及

第四章天文與人文的映合

咸陽宮規劃的“象天”模式

天齊祠發現的文化意義

直道和子午道

天官：天人秩序法則

“蒼天”崇拜

第五章封禪典禮的文化內涵

司馬談的遺恨

泰山：中華早期神秘主義文化的紀念碑

秦始皇封禪和漢武帝封禪

不死藥和“長生無極”夢想

告太平於天，告成功於天

第六章鬼神的世界

“通乎鬼神”與“質諸鬼神”

明鬼神而敬事之

惡鬼辟，真人至

“鬼”與“物”

死界的幽光

第七章巫風與蠱道

巫者為鬼巫

西漢長安的胡巫

越巫與建章宮規劃

晚年漢武帝與巫蠱之禍

女巫的文化表演

第八章朱雁與白麟

“獲麟”的文化意義

朱雁之歌

天馬追求

龍蛇神話

虎患與虎崇拜

第九章禮俗迷信與社會生活

“社彈”的文化解剖

西王母崇拜

“磔狗”於門的宗教文化意義

寶鼎迷信的源流

《日書》與民間禁忌

第十章歷史與人生

《太史公自序》的深味

天命•神命•上帝命

“天開子”與“天亡我”

生命意識的歷史性覺醒

生死是非

附錄

後記

前  言

《史記》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歷代評價之所謂“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漢書·司馬遷傳》），“其文疏蕩，頗有奇氣”（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深於《詩》者也”，“千古之至文”（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五·史德》），“《五經》之橐龠，群史之領袖”（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要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漢文學史綱要》）等，都反映出在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體內容的“文”“史”兩家中，《史記》久已具有標範性的影響。

其實，如果從更廣闊的視角看《史記》，還會有更為豐富的文化發現。

有學者認為，“當代人類學的模式研究方法，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借鑒意義，從具有相對普遍適應性的原型、象徵等模式出發，能夠使以微觀考釋見長的國學傳統向‘文化破譯’的方向轉化，使長期以來僅限於單一文化範圍內的訓詁-文獻學研究在世界範圍內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借人類學的普遍模式的演繹功能使傳統考據學所不能徹底認知的遠古文化‘密碼’在跨文化的比較分析和透視下得到破解。”“把本國本民族的東西放置在人類文化的總格局中加以探討，這將是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的一種融通中西學術的有效途徑。”

本書就是受到這一觀點的啟示，企望從人類學的角度研究《史記》的內涵，認識《史記》的價值的嘗試之作。

不過，面對司馬遷《史記》這部中國史學公認的偉大的經典，今天進行這樣的嘗試是相當困難的事。

現在，對人類學的理解各有不同。對於人類學和史學的關係，認識也難以一致。筆者基本同意楊希枚先生的見解。他在討論“史學及中國史學今後研究的途徑”時指出：

姑撇開宇宙、地球，或生物之類的自然歷史的研究不論，如果我們狹義的把史學就看成有文字時代的人類史實的研究，一種異時代的、斷面的史實或個人傳記式的帝王政治史之類的研究，且以年代關係為其研究上的特徵的話，那麼史學與人類學便顯然呈現著絕大的差異。

同樣，如果我們就英國馬林諾夫斯基與瑞德克利夫布朗領導的功能論派的社會人類學的觀點，認為人類學是視人類社會為一個自然的體系，以其互為倚恃的組織及其功能為研究的對象，且以簡化一切社會生活為一些定律或通則為其研究的目的；換句話說，在對於某一社會的瞭解是無需求助於它的過去的歷史的話，那麼這種人類學，功能論派的社會人類學，便與上面說的狹義的史學研究就更不相同，而這種社會人類學也就自然不能說是史學的研究了。

楊希枚先生接著寫道：

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史學的研究非僅在於史實次序的敘述，而同樣的在求解文化的特質，並想建立起來史實間的可能聯繫關係，特別是像古朗日（Coulange）、威諾古萊道夫（Vinogradoff）、麥特蘭德（Maitland）與鮑威克（Powicke）之類的史家那樣去求解某一社會或文化的潛在型態，或由不同社會的比較上去求解社會組織，那麼這種史學的研究便可說就是人類學的研究了。

實際上，已故美國人類學大師鮑亞斯固然認為人類學就是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的；其與狹義的歷史研究的區別僅在於人類學不限於有文字記載的時代與民族。同時他的得意門生，當代美國人類學權威威克屢伯也同樣指出人類學是兼從生物科學與有時所謂歷史的也即通常所謂的社會科學兩方面去研究人類的。這就是說，人類的文化與社會的研究，即我們這裡所謂文化人類學的研究，是屬於史學研究的。不僅美國歷史派的人類學家對於人類學持著同樣的看法，就是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家對於人類學應即史學研究的這一事實也更有明確的說明。例如牛津大學的社會人類學家伊溫斯普瑞察德（Evens-Pritchard），就說過無論在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取材上，人類學與史學都是幾無差異而言的，而且自稱他寫的“The Sanusi of Cyrenaica”可說就是社會史的著作。甚至是素來持重於社會發展法則的功能派社會人類學家，如上文提到過的英國瑞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與美國的埃幹（Eggan ），也似乎改變了過去忽視歷史的觀點，而認為人類學的研究上也已不能再離開歷史一方面的研究了。

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按照法國著名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話來說，對於“理解人類”的目標，“他們全都走著同一條道路。他們的這條共同的道路在他們各自看來似乎是各有千秋的——就歷史學家而言，是由明確而轉為含蓄；而就人類學家而言，則是由特殊進入一般；但這一事實絲毫也不會改變他們的基本方法上相同的特徵。”“這是一個真正的兩面神伊阿努斯。正是這兩門學科的結盟才使人們有可能看到一條完整的道路。”列維-斯特勞斯說：

馬克思的名言：“人們創造著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並不懂得他們正在創造它”，便首先是肯定了歷史學，其次也肯定了人類學。與此同時，它也表明了這兩種研究方法是不可分割的。

列維-斯特勞斯的這一分析是應當得到贊同的：“直至今日，一種由古代的傳統及現時的需要證明為合理的分工，一直在助長區分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混淆，並因此而助長人類學和歷史學的不應有的分離。一旦人類學與歷史學開始在對現代社會的研究中實行合作，那就將清楚地看出，在這裡亦如別處一樣，任何一門科學離開其他科學的幫助便將一事無成。”

列維-斯特勞斯宣導的結構主義人類學，是在對以往諸種人類學學派的思想原則和研究方法進行總結和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結構主義人類學表現出值得肯定的學術進步，其特徵之一，就是重視比較研究，並且不排斥適度的歷史學方法。

另一方面，近年中國史學的進步，也提出了在研究方向上和研究方法上借鑒包括人類學在內的其他學科多種成就的任務。

其實，《史記》這部歷史名著本身，也因與一般“狹義的歷史研究”著作不同，而久已受到學人的重視。

揚雄《法言·問神》說到《太史公》書時，寫道：“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法言·君子》又說：“《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多愛不忍，子長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太平御覽》卷六○二引桓譚《新論》也說：“通才著書以百數，惟太史公為廣大，餘皆叢殘小論。”

《論衡·案書》又寫道：“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也說司馬遷“博物洽聞”，其書則“涉獵者廣博”，“馳騁古今”。

後世又有朱熹說“司馬遷才高，識亦高”，風格“粗率”“疏爽”（《朱子語類》卷一三四），歐陽修稱司馬遷“博物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為勝者”（《帝王世次圖序》）呂祖謙則稱其“高氣絕識，包舉廣而興寄深”（《大事記解題》卷一二），黃震也說“遷以邁往不群之氣”，“激為文章，雄視千古”（《史惑》）。又如錢謙益所謂“司馬氏以命世之才，曠代之識，高視千載”（《汲古閣毛氏新刻十七史序》），陳子龍所謂司馬遷“卓識遠見”，“不拘牽於世俗之論”，“立意深長”（《史記測議序》），徐孚遠所謂“太史公志大而好奇”，“包舉廣矣”（《史記測議序》），錢大昕所謂“去聖浸遠，百家雜出，博采兼收”，“雜而不醇”（《潛研堂文集》卷二四序二）等，也都是值得重視的評論。

《史記》之廣大博雜，建構了社會史料的宏大寶庫。

翦伯贊先生曾經這樣說，與一般“以個人為中心的歷史”不同，“（《史記》）是一部以社會為中心的歷史。”“司馬遷不僅替皇帝寫本紀，也替失敗的英雄項羽寫本紀；不僅替貴族寫世家，也替叛亂的首領陳涉寫世家；不僅替官僚寫列傳，也替秦漢時代的哲學家、文學家、商人、地主以及社會的遊浪之群如日者、遊俠、滑稽寫為列傳。他幾乎注意到歷史上的社會之每一個階層，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方面的動態，而皆予以具體而生動的描寫。”他於是評價：

所以我以為《史記》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社會史。

徐浩先生在評論《史記》的特點時，也說，《史記》“縱貫上下數千年，橫及各國各階層，舉凡人類全體之活動，靡不備載”，又“敘述社會中各種現象”，並且“反春秋時代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之狹小眼光，為匈奴等民族作列傳”。李長之先生也曾經肯定《史記》的文化貢獻，他指出，司馬遷“是要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之中而尋出若干範疇來”。朱希祖先生也說，《史記》避免了一般史書“不載民事”，“未睹社會之全體”的痼病，能夠“大抵詳察社會，精言民事”。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司馬遷《史記》雖然也曾經否定所謂“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的內容（《史記·五帝本紀》），但是其中值得人類學者重視的社會文化歷史的記錄，確實是相當豐富的。

顯然，司馬遷的《史記》，既不是所謂局限於“有文字時代的人類史實”的研究成果，也不是局限於所謂“異時代的、斷面的史實”的研究成果，也不是所謂“個人傳記式的帝王政治史之類”的研究成果，同時也並不“以年代關係為其研究上的特徵”，因而與“狹義”的史學是不同的。

司馬遷著作《史記》時，甚至曾經採取了與後世人類學考察存在某些類似之處的歷史調查方式。

司馬遷曾經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回顧這種特殊的考史的歷程：

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事。（《五帝本紀》）

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裡。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封禪書》）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河渠書》）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齊太公世家》）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魏世家》）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孔子世家》）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塚云。（《伯夷列傳》）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裡率多暴桀子弟，與鄒、燕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孟嘗君列傳》）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魏公子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春申君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屈原賈生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蒙恬列傳》）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淮陰侯列傳》）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樊酈滕灌列傳》）

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龜策列傳》）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說到的“二十”之游，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史公此行，據衛宏說，以為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也。然史公此時尚未服官，下文云於是遷始‘仕為郎中’，明此時尚未仕，則此行殆為宦學而非奉使矣。”王國維又說，“是史公足跡殆遍宇內，所未至者，朝鮮、河西、嶺南諸初郡耳。”（《觀堂集林》卷一一）

司馬遷遠遊的意義，文人多以為有益於其精神與文氣的涵養。

蘇轍曾經說：“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上樞密韓太尉書》）

淩稚隆《史記評林》卷首引馬存語，又是這樣評價其出遊的收益的：“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觀之，則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溯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逆，號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疑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煙，態度無定，靡蔓綽約，春妝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斑，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慢罵，龍跳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痕，故其文斬絕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睹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溫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而觀之，豈不信矣！”

其實，司馬遷遠遊，萬里山川，四方民氣當然有益於《史記》這部巨著文采神韻的煥發，然而，我們還應當看到，司馬遷遊蹤萬里的實踐，實際上又是與現代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有某些相似之處的。

筆者研讀《史記》，內心不僅仰慕司馬遷的精神風格，對他的治史道路，也是有意遵循的。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從新的角度、新的層次考察《史記》的文化涵括。同時，發現中國早期史學的文化特質。此外，也亟願通過這一工作，增益對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社會文化的全面認識和全面理解。筆者這種努力的成敗，當然只能期待讀者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