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全德，山东即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著有《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资治通鉴史话》等。 

2022年5月出版/78.8元

ISBN 978-7-5228-0079-0

后记

本书关于宋代文书行政的研究，半为已刊文字，而其研究可追溯至在北大读博的时候。读博期间，适逢邓小南老师推动从文书与信息角度探讨唐宋政务运作机制研究，遂得预其流，至今已逾20年。

博士二年级时，确立了晚唐至北宋前期的中枢体制的题目。对于该课题的熟悉程度，邓老师在2001年10 月初的评价是“相当陌生”。2002年1月提交题为《从堂帖到省札》的读书报告，邓师给了一个“不容易”的评价，并批示“文章可以说已经初具规模，但遗留的问题还很多，例证也尚嫌单薄。我的感觉是，运行中的堂帖—中书札子—省札可能还要复杂得多。规定中的文书性质、适用范围、运转模式及程序等，与现实中的往往不同，现实中所见违规者未必是‘伪’，而且可能是大量而发生实际作用的”，又云 “要继续做。目前先‘冷处理’一下为好”。一冷十年，该文2012年刊于《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2003年入职人大后开始自通进银台司入手作沟通渠道的研究，邓师批示云：“要审慎考虑通进银台司沿革的阶段性问题（制度史关心的，实际上就是这类问题）。北宋（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南宋应当贯通下来，但目前似乎太‘时空交错’。”又鼓励云文章“比我以前设想的要深入得多，涉及面也更广”，建议拆分发表。通进银台司与文书运行的研究2008年刊于《中国史研究》第2期，基于通进银台司封驳职能的研究2014年刊于《唐宋历史评论》第一辑。以上三篇文章的主题可以说奠定了本书关于宋代文书行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2007年起在刘后滨、孟宪实两位教授的推动下，参与《天圣令》的研究，关于唐代过所的研究在2008年、2012年分别刊于《唐研究》第14卷和《西域研究》第3期。因为唐代过所研究而第一次接触了宋代史料中“录白”的问题，2012 年经包伟民老师得见《徐谓礼文书》，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录白”二字，倍感亲切。徐谓礼文书深化了自己关于省札、给舍封驳和申状的认识，其中后两者分别刊于《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唐宋历史评论》（第七辑，2020年）。本书原拟有词臣与王言写作的一章，因篇幅较大且相对独立便未能收入，其中有关苏轼制敕写作的两篇文章分别刊于《美术研究》（2021年第3 期）和《北京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

感谢包伟民老师和刘后滨、孟宪实两位师兄，没有他们的推动，我对于唐宋文书的研究可能早早就结束了。

感谢荣新江老师、张彤老师、曲鸣丽老师、管琴老师、张鹏老师、常伯工老师以及匿名评审的各位专家。

感谢《唐宋历史评论》编辑部和历史学院诸位同人的包容与帮助。

感谢易素梅、许曼、高柯立等同门自2000年以来长期的相互支持与鼓励。本书的出版，尤其要感谢郑庆寰兄的鼎力相助和编辑赵晨、郑彦宁老师的细心编校。

此外提供过各种助益的朋友与同学尚多，未能一一，铭感在心。

本书相关文字从初稿到刊出，动辄数年；关于文书行政考虑已久，却仍然思之未熟。从体例、内容到对学界同行研究的把握上，均有不足，有待提高、完善处尚多，然文稿稽滞已久，未有竟时，不如且已，以取正于读者。

若没有邓师当初的接纳和不厌其烦的耳提面命，我不会以学术为业，更不会有本书的写作。这本书献给邓小南老师。

李全德

2022年5月于海淀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