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傅璇琮（1933-2016.1.23）先生逝世，哀悼！（附傅璇琮先生訪談錄·下）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卓越的出版家，著名學者，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華書局原總編輯傅璇琮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6年1月23日15時1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傅璇琮同志1933年11月出生於浙江寧波，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1952年10月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留校任助教。1958年2月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12月改正），同年3月至商務印書館任編輯，7月調入中華書局工作，先後任編輯、編輯室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1983年被評為編審。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08年受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傅 璇琮同志曾擔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兼秘書長，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韻文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文系 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西南大學重慶國學院名 譽院長，蘇州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樂府學會顧問，中國宋代文學學會顧問，中國出版集團出版工作顧問，《文史》、《文學遺產》、《文獻》、《古 籍整理研究學刊》等顧問。

傅璇琮同志一生致力於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參與制訂《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畫》、《中國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點規劃》，在古代文史研究領域著述精深宏富，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史研究的中青年學者，在海內外學術界、出版界享有崇高的聲譽。

傅 璇琮同志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李德裕年譜》、《唐翰林學士傳論》、《唐詩論學叢稿》、《書林清話》、《濡沫集》、《河岳英 靈集研究》（合著）等，主要古籍整理作品有《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合著）、《李德裕 文集校箋》（合著）、《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等。曾參加點校本“二十四史”的編輯工作，曾參與主編《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全宋詩》、 《全宋筆記》、《全唐五代詩》、《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宋才子傳校箋》、《宋登科記考》、《寧波通史》等 古籍整理圖書和學術著作。

傅璇琮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定於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10時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梅廳舉行。

    傅璇琮同志千古！

中華書局

傅璇琮同志治喪辦公室

2016年1月23日

傅璇琮同志治喪辦公室聯繫方式：

電話/傳真：010-63319942，010-63449391

電子郵箱：zhbc@zhbc.com.cn

“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

——傅璇琮先生訪談錄（下）

傅璇琮/曾廣開

四、亦文亦史，難割難捨“翰林”情

曾廣開：傅先生，您特別關心唐代知識份子的命運，一直都在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據我所知，最早注意到唐代科舉對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陳寅恪先生。後來，程千帆師在《王摩詰〈送綦毋潛落第還鄉〉詩跋》一文中，對唐代科舉制度作了詳細的說明。諸如進士的地位、考試的難易、考期的變化等，都作了考證。1980年 又出版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深化了這一課題的研究。程先生後來說：“傅先生讀書範圍很廣，很博雅”，他說他在研究這一課題時所涉及的資料，您“都注 意到了”，並且“把題目擴大了，寫成《唐代科舉與文學》”（《勞生志略》）。在您的影響下，文史學界開始關注相關課題。請談談您是如何展開這一課題研究 的，這對深入研究這一課題會有很大幫助。

傅璇琮：1982底完成《李德裕年譜》後，我覺得自己前幾年重點是在做史料辨析方面的研究，想把筆放開一些，作一部稍具文采、略帶感情的輕鬆之作，於是又花兩年時間寫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約37萬字。我想通過科舉制度來展示唐代知識份子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以進而探索唐代文學的歷史文化風貌。

此書於1986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得到學界的首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好幾位中青年學者，仿我的寫作格局，撰寫類似的選題。如王勳成（1945-）教授的《唐代銓選與文學》、薛亞軍（1968-）博士的學位論文《唐代進士與文學》、陳飛（1957）教授的《唐代策論考述》。也有學者在研究“宋代科舉與文學”。1992年，臺灣大學的學者徐志平（1956-），為這部書寫一書評，刊於臺灣的《漢學研究》第10卷第1期。文中詳細地介紹了這部書17章的每章內容，以便當地讀者有具體的瞭解。文中指出，當時臺灣學者在這方面有相當成果，他列舉了11種，如羅龍治（1942-）《進士科與唐代的文學社會》（《台大文史叢刊》）、臺靜農（1902-1990）《論唐代士風與文風》（《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三）、羅聯添（1927-2015） 《唐代進士科試賦的開始及相關問題》（收入《唐代文學論集》）等，都與我的這部書內容相切，但當時我都未看到。不過徐志平君仍認為：“但以上所列，對唐代 科舉都只有片面的討論，沒有一本論文能較全面的對整個唐代科舉加以說明，即使將這些論文集合起來，也無法一窺唐代科舉的全貌。而傅先生此書，不但對唐代科 舉有完整的討論，更將其與當時的文學、社會結合起來說明，使讀者讀後不只是對唐代科舉有抽象的瞭解而已，更能非常形象的認識其真實面貌，這一點，實在是本 書極為可貴的價值與特色之一。”

曾廣開： 您的這部著作，是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來研究唐代文學的又一典範之作。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做 綜合的考察，從而展示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努力再現當時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可以說為唐代文學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文化背景。更為重 要的是，程千帆師與您的研究，開拓了文學研究的領域，對後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傅先生，此後您繼續關注並深化這一課題，尤為重視“翰林學士”這一特殊的知識份子群體，先後出版《唐翰林學士傳論·盛中唐卷》、《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進一步從文化的角度切入，來揭示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態。請您談談“翰林學士”這一群體對唐代文學發展的特殊意義。

傅 璇琮：我在《唐代科舉與文學》序言中寫道：”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僚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 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份子的生活。”唐代士人參加地方節鎮幕僚，人數很多，其在幕府的仕歷對文人的生活道路與文學創作也很有影響。不少 翰林學士在其早期，也曾做過方鎮的文職僚佐。但翰林學士的社會地位與政治作用，是大大高於方鎮幕僚的。唐朝翰林學士是文士參預政治的最高層次。在盛唐設置 的這一頗有文采聲譽的職位，一直延續到清朝末世，也就是20世紀初。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一種重要現象，作為封建時代文人的必然就仕之途，科舉制與翰林院，進士與翰林學士，是研究唐至清一千二三百年歷史文化所不可回避的。但自20世紀80年 代以來，唐翰林學士研究卻不如方鎮幕府研究成果多，功夫扎實。已有的論著，則大多屬於史學研究，有些則偏向於宏觀角度，對唐代翰林學士的政治作用作過高失 實的估價。這當然還可另作專題探討。問題是，很長時期還沒有像研究唐代科舉與文學、唐代幕府與文學那樣，把重點放在當時文士即知識份子的生活境遇與心理狀 態，並以此為仲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以便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學進展的文化環境。正因如此，現在我們對唐代翰林學士確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從 我個人的治學思路著眼，我現在研究唐代翰林學士，注意這樣兩點：一是把重點放在當時文人參預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態，從而以較廣的社會角度來探討唐代的文人生 活及文學創作；二是著重於個案研究，避免籠統而又不適當的所謂宏觀概括。就第二點而言，我想按不同的時段，來探索翰林學士群體在不同時期所處的政治環境與 文化世態，並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某種典型性的剖析，然後可以作出總體性的、有學術價值的結論。從以上的考慮出發，我就計畫作“唐翰林學士傳論”的專題專 案，為有唐一代二百幾十個翰林學士一一立傳。這可能更有助於提供全面情況，也可為整個中國古代翰林學士研究提供一個文史結合的實例。我在具體操作中，盡可 能擴大史料的輯集面，除兩《唐書》及《全唐詩》、《全唐文》等基本材料外，還較廣泛地涉及詩文別集、雜史筆記、石刻文獻等。這樣做，既可糾正史書中的某些 誤載，又可從這二百余位翰林學士的經歷中獲取值得思考的歷史文化現象。眾所周知，兩《唐書》除“儒學”專傳外，又各列有“文苑”、“文藝”傳，我希望也為 當前唐史研究補一“翰學”傳，以使唐翰林學士自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建置起，至唐末哀帝天祐四年（907）止，有一個完整的列傳全書。這也算是新世紀所補作的一種唐代史書，堪為自慰。

曾廣開： 由於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兩《唐書》的編纂、傳刻中有許多錯誤，然就體例而言，《史》《漢》以下，尚無“翰學”傳。自盛唐起，至清朝末年，翰林學士群體在 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唐翰林學士傳論》的完成，不僅推進了“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更重要的是通過對兩《唐書》的修訂補充，為唐代文 史研究提供了詳實可信的史料，繼而對廿四史體例的進一步完善都將起到很好的推動作用，本身就是歷史文化建設的重大成果。

從 這兩部書所呈現的學術風格來看，您的考據早已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錢鍾書先生曾稱讚說：“璇琮先生精思劬學，能發千古之覆”，確是至評。您立志要繼承“浙 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的傳統，這部《唐翰林學士傳論》充分體現那種深摯的人文關懷和寬廣的文化視野。

五、從心所欲，盛世修典展長才

曾廣開： 傅先生，我讀過一些研究您的學術思想的文章，有的認為稱您是考據學專家或者只稱許您在文獻學領域的成就與您國學大師的身份不般配，於是紛紛從“大文化”的 角度來評說。我以為大可不必。文獻整理的工作，有哪一項不與“文化”有關？從“文化”角度來研究問題，難道就是呂祖點石成金的手指頭？戴逸（1926-）先生分析晚清浙派時說：晚清，“傳統的考據之學在社會變動以及西方文化的撞擊中衰落蛻變，但尚未完全消歇，浙派學術即其嫡傳。其代表人物有俞樾（1821-1907）、黃以周（1828-1899）、孫詒讓（1848-1908）、章太炎（1869-1936）、王國維。”（《漢學探析》，見《清史研究集》第2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浙派“因受西方學術的影響，力求與西學溝通，其傑出代表能夠中西兼納，推陳出新，故其特點在創新。”（《吳、皖、揚、浙——清代考據學的四大學派》，《人民政協報》，1999年9月29日） 傅先生所服膺的前輩學者陳寅恪、岑仲勉、聞一多，都是繼承這一學術傳統並與時俱進的傑出代表。作為浙派的傳人，您是學術界公認的具備文史哲通識的文獻學大 師。正因為如此，隨著改革開放的日趨深入，盛世修書，眾望所歸，您相繼擔任《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和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主編，為新時期的中華 文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請您介紹一下這幾項浩大的文化工程的實施過程好嗎？

傅璇琮：我先來談談《全宋詩》的編纂經過。《全宋詩》是國家八五重點文化專案，也是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規劃與資助的重點專案，由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承擔。1986年，該所邀請我來參與並擔任主編。我當時認為主編非錢鍾書先生莫屬，就和該所所長孫欽善（1934-）教授一起去拜訪錢先生，力請錢先生出來主持這一重大工程。不料錢先生婉拒，說他只能自己寫書，絕不出門當主編，更不能掛虛名。於是，我只好勉為其難，承擔起主編的責任。

編纂一代詩歌總集，一是求其“全”，要網羅放軼，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二是求其“真”，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與唐代相比，宋代雖然立國僅比唐代長20多年，但存世文獻的數量，則數倍于唐代。《全唐詩》共收2200餘人，約300萬字；《全宋詩》所收詩人達8900余人，近4000萬字。清康熙（1662-1722）年間編纂《全唐詩》，借鑒了明代胡震亨（1569-1645）的《唐音統簽》、清初季振宜（1630-1674-）的《全唐詩》稿本、明代吳琯（1546-？）《唐詩紀》等大型總集，又有宋代以來的許多文獻研究成果可以參考。但《全唐詩》的缺收和重出誤收，仍有數千例，小傳也是錯誤百出，至今為人詬病。《全宋詩》是篳路藍縷的工作，幾乎沒有任何依憑，必須依賴現存的600多 種別集，并廣泛採集各種選集、類書、方志、筆記、詩話，以及家乘、族譜、書錄等各類圖書，去搜集大量單篇零句。於是，書籍的搜羅，底本的選擇，佚詩的輯 錄，異文的校勘，真偽的甄別，以及作家生平事蹟的考訂，千頭萬緒，一一須從頭做起，其難度可以想見，我的確感受到沉重的壓力。

為 了避免重犯《全唐詩》的錯誤，《全宋詩》主編委員會制定了一個科學而又切實可行的編纂體例。首先，在時代斷限上，皆以是否宋詩為准。凡五代人入宋後有詩 者，將其入宋前所作之詩一併收錄；凡宋亡以前有詩者，將其入元以後所作之詩亦一併收錄。其次，皆以作者生年先後為序。生年無考者，則或參以登第、仕履之 年，或參以其親屬、交遊之有關年代，或就其詩作推其大致生活的年代，據以編次。郊廟朝會歌辭與時代無考者之詩，另立專卷，置於卷末；神鬼依託之詩，則暫附 闕如，將來編入《補編》。第三，詩人小傳敘其生卒年代、字型大小、籍貫、科第、主要仕履、封贈、著述等，務求明白無誤，并一一注明出處，以征其信。第四， 在編卷方法上，一以詩章多寡為准。凡據別集、總集收入者，為存原本舊貌，悉仍其舊；雜取諸書者，約略50首 左右編為一卷。第五，在具體詩的編排上，輯得之詩，先整句，後零句，後存目。詩、句一般各以有題者居前，無題者居後；有題、無題兩類中又略以出處成書先後 為序。末皆詳注出處，包括時代、著者、書名、卷次；一時難明出處者，則標明轉引之書。一詩為諸家所錄者，則選擇其中時代較早、記錄完整、文字較勝者為其出 處。另外，考慮到宋代詩歌保存、流傳的實際狀況，成集之作必考察版本源流，選擇善本、足本為底本。確定有價值的本子為參校本，並于詩人小傳之後專段敘述版 本依據。凡輯錄之詩，出校以校是非為主，兼校異同。關於輯佚，暫時劃定範圍，集中在宋元詩話、筆記、類書、總集、方志，《宋詩紀事》和《宋詩紀事補遺》所 引書，敦煌遺書及佛藏中《語錄》、《燈錄》等現存文獻中去搜尋。

我和《全宋詩》的全體編輯人員，經過12年的艱苦努力，《全宋詩》正編共72冊，於1999年全部出齊。這是迄今中國最大的一部斷代詩歌總集，收詩人8900余家，總字數4000萬。它的編成問世，使宋詩這一巨大的冰山浮出海面，世人得窺有宋一代詩歌全貌，也給當代及後世治古代文化、歷史、思想、政治、民俗種種學科的研究者們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曾廣開： 宋代是中國古代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宋詩則是宋代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全宋詩》的編纂，可以說是完成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項浩大的基礎建設工程。由於 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書也難免出現一些錯失。前修末密，後出轉精，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全宋詩》也會進一步完善與提高。從文獻學的角度看，陳尚君先 生在《斷代文學全集的學術評價——〈全宋詩〉成就得失之我見》的評價非常準確，他說：“《全宋詩》的成就，我想特別指出以下幾點。一是首次完成了宋一代詩 歌的全面結纂，為有文集的作者補充了大量集外詩，對9000多位無集作者作 了詩作的首次彙集。二是對所有宋人別集中的詩歌作了認真校理，一般都曾利用了傳世的主要善本，作了全面的校勘。各集整理都有文本交待，且一律保存別集原編 的先後次第，從而最大程度地保存原集的資訊，如北宋諸集中詩，分古近體後大致保存了作品先後寫作的次第，對學者考定作品系年和寫作動機，是極重要的線索。 三是所有散見作品都說明文獻來源。四是為近萬名作者作了生平勾勒，並說明依憑，雖不完備，已很可貴，因為其中絕大部分作者此前沒有任何研究基礎可言。五是 對部分作品的作者歸屬、真偽歧異、題序及本文有顯著別本等情況，有所考按和甄辨。”我想，《全宋詩》編纂的體例及成就得失，對於彙集古代某一朝代的詩文總 集這樣的文化建設工程來說，無疑具有重大的借鑒作用。

傅先生，續修《四庫全書》是學界企盼已久的事情。但一般讀者對其原委不甚瞭解，請您詳細介紹一下。

傅璇琮：《四庫全書》是清乾隆（1736-1795）時期完成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乾隆下詔令各省徵集歷代及本朝圖書。翌年二月，清政府組織了當時在各學術領域中最有成就的360位學者，由紀昀（1724-1805）等擔任總纂官，歷時10年編纂出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由於它收錄了乾隆以前的重要文獻典籍，因此成為後世學人瞭解先秦到清前期共二千多年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的最重要的典籍。

然而，由於《四庫全書》成書的特殊背景，使這部巨著存在著無法彌補的缺憾：一是寓禁於征，在整個徵集圖書的過程中，凡是認為有“違礙”、“悖逆”的文字，概予摒棄，直至銷毀。在修纂過程中，約共毀禁書籍3000種，幾乎與《四庫全書》的數量接近；二是刪改原文。凡是被認為對金、元、清人有詆毀侮辱處，則多加改篡，甚至成段成篇地刪除。另外，由於社會條件限制，當時民間的許多善本藏書並未被訪征到，再加上編纂者的學術偏見，一些應該選錄的優秀著作沒有入選。所以，20世紀以來，學術界重修《四庫全書》的呼聲始終不絕於耳。但由於社會一直不穩定，各方面條件不具備，只好不了了之。1980年以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經濟比較發展，社會比較穩定，學術也比較繁榮，時機終於來臨。從《四庫全書》到《續修四庫全書》，僅僅是多了兩個字，卻包含著巨大的時代變遷，體現了一個國家傳承民族文化的神聖責任。

1993年，一些研究《四庫全書》的學者，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版單位開始策劃出版《續修四庫全書》。1994年7月4日，成立了由出版界、圖書館界、學術界以及投資方深圳南山區的代表共同組成的工作委員會，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宋木文（1929-2015）、副主席伍傑（1930-）統籌《續修四庫全書》的編纂，組成了王世襄（1914-2009）、任繼愈（1916-2009）、侯仁之（1911-2013）、徐蘋芳（1930-2011）、張岱年（1909-2004）、戴逸、饒宗頤（1917-）、錢存訓（1910-2015）、王振鵠（1924-）等著名學者的學術顧問班子，推舉顧廷龍（1904-1998）先生和我擔任主編，李致忠先生擔任常務副主編。

《續修四庫全書》沿襲《四庫全書》體例，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總共收書5213種，比《四庫全書》增加51%，用綠、紅、藍、赭四色裝飾封面，精裝1800冊，每冊平均700頁。 為保持古籍原貌，全部採用影印的方式。其中補選之書主要是被《四庫全書》遺漏、摒棄、禁毀，或列入“存目”而確有學術價值的圖書；也有部分《四庫全書》已 收而版本殘劣，有善本足可替代的書籍；還首次把曾備受四庫館臣鄙視的小說、戲曲收錄進來，如馬致遠、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1550-1616）、孔尚任（1648-1718）等人的傳世名劇和古典四大名著《西遊記》、《三國志通俗演義》、《忠義水滸傳》、《紅樓夢》均被收入。續選之書中既有清代中期以紀昀、戴震（1724-1777）、翁方綱（1733-1818）等人為代表的乾嘉學派的著作，也有清代後期以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嚴復（1854-1921）等人為代表的“新學”著作。此外，新從海外訪回而合於本書選錄條件的古籍，以及新出土的整理成編的竹簡帛書也酌予選收。其中大量的宋元刻本、名家稿本，為四庫館臣所未見。這是繼18世紀清朝編修《四庫全書》後，又一次在全國範圍內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大規模的清理與彙集。

在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的那八年間，我一直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大家知道，《四庫全書》是官修，而《續修四庫全書》則完全是民間行為。《續修四庫全 書》工作規模浩大，需巨額投資，雖有主管部門支持并被批准為國家重點出版工程，但國家並不投資，政府主管部門也不直接出面組織，整個工程基本屬於“民間運 作”。如果沒有專家們的無私付出，沒有全國100多家藏書單位的傾力協助，那真是個“想也不敢想的文化工程”。以前的《四庫全書》是滿清皇帝做的，現在則完全是我們這些知識份子做的，現在終於做成了這樣一部大書。我們總算對當代、對後人，做了一件意義重大的事。

曾廣開：這部書的完成，整個學術界也都感到驕傲。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1934-）稱之為“功在當代，澤及後世”的盛舉。他說，《續修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相配套，構築起一座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型書庫。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對保存、研究和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必將產生重大影響。（《人民日報》2002年5月10日）

《續修四庫全書》的出版，推動了四庫學研究的深入和《四庫全書》的繼續出版，商務印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重新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并請您與任繼愈先生擔任編纂委員會主任，這是新世紀又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請您談談文津閣《四庫全書》的出版有何重要意義？

傅璇琮：臺灣商務印書館於上世紀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據此本在內地印行。文淵閣《四庫全書》印出後，確為教學、研究帶來很大的方便。現在北京商務印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又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四 庫全書》的編纂，文津閣本是北方四閣本中最後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淵閣本成書有三年之久，這其中當會有所正補。除北方四閣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寫三份 全書，分別庋藏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應當說，這七部書，保存最穩妥的還是文津閣本。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視，其他三閣本曾分別據文津閣 本加以抄補。如1917年，時尚貯存於清內務府的文淵閣本，經檢查，有9種書缺佚，共缺23卷，就據文津閣本補抄。1934年，藏於瀋陽的文溯閣本，也發現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據文津閣本補抄了《揮麈錄》等三書。至於杭州文瀾閣，被毀後則據文津閣本補了更多。可見文津閣本在歷史上已起了相當大的文獻補輯作用。也正因如此，20世紀前期，文津閣本就受到學者的重視。1920年，前輩知名學者陳垣（1880-1971）就曾親自對文津閣本進行清查，還細閱文津閣本所收書的提要，發現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有不少差異，因此與幾位學者共同撰寫《景印四庫全書提要緣起》一文，建議將文津閣本的提要彙集影印出來。這可以說是提議影印文津閣本的首例，至今已有80多年。

遺憾的是，文津閣本以善本貯存於圖書館，不對外開放，一般研究者無法借閱，因此長時期來對文津閣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閱而研之。20世紀90年代初，國家圖書館研究員楊訥（1935-）先生提議並主持了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與文津閣《四庫全書》原書核對錄異的工作。核對從集部開始，後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據該書統計，文淵閣本集部共收書1273種，其中與文津閣本有差異的有788種，而宋代詩文集，文淵閣本失收、可據文津閣補入的，有1160條，涉及118種書。例如前些年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全宋文》，曾據文淵閣本所有輯錄，但當時還未能檢閱文津閣本。據臺灣學者黃寬重（1949-）覆核，《全宋文》宋祁（998-1061）文失收的還有394篇。又據黃氏校核，文津閣本還可補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禮校輯本汪元量（1241-1317-）《湖山類稿》22條。可見文津閣本對我們現代從事古籍整理與專題研究，將提供前所未有的豐富資料。

文津閣本可補正文淵閣本，文淵閣本也可補正文津閣本。文津閣本全部印出，必將再次推動四庫學的研究。

曾廣開：我們知道，《四庫全書》編成後，前後抄成正本7部，此外，翰林院有一部“副本”。今僅有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淵閣本存世。文瀾閣本在歷史戰亂中散失三分之二，後配補三次始齊，亦為全本，今存杭州。最近，文瀾閣本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請您再談談文瀾閣本的情況。

傅璇琮：文瀾閣《四庫全書》也具有其它幾個現存的《四庫全書》版本不可代替的價值。《四庫全書》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 十二月編纂完成的。總共抄了七部正本。北方四閣都是宮廷藏書，不准他人抄閱。乾隆考慮到江浙一帶是人文中心，許多人很願意看書，為了使《四庫全書》廣為流 傳，南方三部分別藏於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允許普通士子去借抄。應當說，這是我們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創舉，客觀上起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 播作用，推動了文化事業的發展。

文瀾閣《四庫全書》開放以後，當時浙江有不少學問家都到文瀾閣來看書、抄書。後來遭受戰亂，文瀾閣的書散佚許多，自然有許多學者來校書、增補，文瀾閣本才能得以恢復舊觀。特別是光緒（1875-1908） 年間，丁氏兄弟從各個藏書樓借書抄補，其中有許多善本，其文獻價值，有不少高於他處《四庫全書》所收的版本。如元人辛文房的十卷本的《唐才子傳》，到明代 中葉以後就失傳了，乾隆時期修《四庫全書》已經沒有這部書了，當時只能從《永樂大典》裡輯錄出來，這也很了不起了。可是，原書記錄的是398位 元作家，《永樂大典》裡卻只有二百幾十位。所以乾隆時期修書，《唐才子傳》是不全的。慶幸的是十卷本的《唐才子傳》在元代流傳到日本，一直保存完好。晚清 時，有學者從日本把十卷本的《唐才子傳》傳過來，丁氏兄弟就把它都補抄在文瀾閣《四庫全書》裡。就這部書來說，文淵閣、文津閣《四庫全書》是沒有的，文瀾 閣《四庫全書》則是全的，是其它幾部所不能代替的。顧志興（1937-）先生在其《文瀾閣與四庫全書》中舉了好些例子，包括史部裡面的、集部裡面的，有的書在別的地方殘缺了，失傳了，只有文瀾閣本裡面補充了好幾卷，特別是明朝的一些文集，有好幾種在文瀾閣裡是全的。

前幾年，浙江圖書館編了個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2002年）。 這本書後面曾經有個目錄，是文瀾閣《四庫全書》一覽表。它把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分成三部分：一是原抄，就是《四庫全書》保留的原抄部分；另外就是丁抄， 就是丁氏兄弟補抄的；還有錢抄、張抄，就是後來民國時期補抄的。我認為：把丁氏兄弟補抄的部分版本做進一步研究，與文淵閣、文津閣仔仔細細地比較一下，這 樣我們就能夠發現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價值到底怎麼樣。現在大家還看不到，我想等到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印出來後，大家就可以看到更好的東西了，這樣我們 就能更好地促進整個《四庫全書》的研究。

曾廣開： 傅先生，我知道，儘管您現在年事已高，卻依然承擔著許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如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的《中國古籍總目》擔任主編，又為浙江寧波市級文化 建設專案《寧波通史》擔任主編。我衷心地祝願您健康長壽，能夠帶領學術界同人在文化建設上取得新的成就。我代表《中國文化研究》編輯部，再次感謝您多年來 對我們刊物的支持，謝謝您接受採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