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中，忠孝的排位最是靠前。“节义礼义廉耻”这六字都位居其后。“忠孝”是历朝历代灌输给民众的“正确观念”。然而，在这两个字后面，其实还隐藏着四个血淋漓的字——无恶不作。

忠和孝这两个字都有明确的适用对象。对皇帝要忠，对父母要孝。这话粗听起来没毛病，但细想之下就会有一身冷汗。因为这两个字就是立场显微镜。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被扣上不忠不孝的帽子，一辈子都会抬不起头来。忠孝同时也是张“画皮”，无论什么污秽只要套上这张皮，便立刻显得神圣高贵。

忠，在汉语词典里面的解释是诚心尽力。可是却无法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对皇帝的忠。但如果从忠的反义词——“奸”的角度来理解，就会容易得多。因为举凡对皇帝不忠就是奸臣。而一旦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不光政治生命结束了，还会立刻被排挤到对立面上去。并且，对“奸”的攻击和仇视，恰恰是表现出“忠”的最简便和有效的做法。

对于“忠”和“奸”的判断标准，一向是皇家掌握最终解释权。以岳飞为例。现在没有人不说他是忠臣，而秦桧则被视作是不折不扣的奸臣。但在历史上，却曾有过完全相反的结论。不仅许多民间百姓对皇帝处死岳飞表示支持，连岳家军的很多高级将领也站在宋高宗和秦桧一边。因为在皇帝眼中，岳飞不仅不忠，而且还是皇权大大的威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手握重兵的岳飞却偏偏要让自家军队打出“岳家军”的旗号，这令皇帝很不放心。作为臣子，竟然在主战和主降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和皇帝保持立场一致，这又会让皇帝很闹心。仅凭这两点，岳飞在皇帝心中就称不上忠臣。既然不是忠臣，还那么具有威胁性，不除掉你除掉谁。所以，一切令皇帝感觉到不爽的行为都是不忠，都是可以适用于“莫须有”条款的。而秦桧，因为和皇帝的伟大思想保持高度一致，所以在皇帝的眼里就是忠，而且是大大的忠。更何况，秦桧再坏，也没有去做带货骗人的事呀！

忠君爱国，这四个字就是封建历史时期套牢在中国人思想里的枷锁。既然皇帝就是神，就是天，那自然要排位在国家和法律的前面。中国人可以吃不上饭，穿不暖衣，但唯独不能缺少磕头的机会。所以便会有“国不可一日无君”之说。像什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只有皇帝说出来才显得谦逊自然。普通老百姓天天念叨这个，就是目无君上，大大的不忠，论罪当诛！

孝，本义为尽心尽力地奉养父母。但它被有意赋予了内部事务裁决的权利。就像“不忠”一样，被指为“不孝”的子孙必然会遭到各种排挤和唾骂。偏巧，孝和不孝的定义和尺度只有父母长辈说了才算。跟爹妈讲道理，这在中国是个非常天真的想法。任何情况下，只要父母拿起“孝”字大棒，子孙莫敢不从。而当父母不在的情况下，这个大棒是同宗族老也有资格抡一抡的。前不久，那个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美籍华人余茂春就作为“不孝”子孙的代表，并被其安徽宗亲余氏家族认定为“汉奸”并逐出族谱。

为了帮助孩子树立出正确的“孝”的观念，有人专门总结出24个+能量满满的榜样事迹。史称“二十四孝”。在没有英模报告会的时代，这二十四个故事被反复编辑成书、诗、歌，戏文等传颂。务求让每一个孩子从小就以榜样人物为目标，以孝顺为荣，以不孝为耻。在这些故事里，如果说“怀橘遗亲”还容易理解；“哭竹生笋”，“卧冰求鲤”就显然颠覆常识。至于“埋儿奉母”，俨然就是违背人性。鲁迅先生当年曾在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里写过一篇《二十四孝图》。他在提到“郭巨埋儿”时说，“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我相信，中国历代不可能没有人对这些故事的真实性有过怀疑。但就算怀疑也一定不敢提出来。因为一旦提出，就是破坏了“标准答案”，会被愚昧的唾沫淹死。当脑子里被塞满了“忠孝”的正确答案，就再也装不下普世价值了。

这些“感人事迹”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要对上无条件的顺从，甚至是盲从。唯有从小被培养孝，长大才会自然产生出对皇帝的忠。而“忠”又是排在“孝”前面的，所以自古以来又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既然难两全，为皇帝尽忠显然就更符合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假以“忠孝”的名义，可以强迫一个人做任何他不愿意做的恶事。甚至可以让人主动放弃羞耻心。

在汉代政治中有一个现象，就是官员自杀率很高。不仅是治下出现大灾荒的官员会自尽；犯了罪被关进监狱，大都也会选择自裁。正所谓义不受辱。官员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到了后世，尊严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明朝时发明了廷杖，就是扒掉官员的裤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屁股。并且挨完打以后还要谢恩。直至清朝，能当稳了奴才已经是一种殊荣。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体现出“忠”。既然官员们对上无力反抗，就会在打下面人的板子的时候格外用力一些。这就造就了中国的一个从上往下扇耳光，从下往上磕头的社会现实。从古至今从未改变。

当底层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偶尔也会有原始的革命冲动。但阴魂不散的“忠孝”二字，分分钟又会把社会发展拉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因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欧洲的革命运动带来的是文明和进步，而中国的革命运动带来的只有朝代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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