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盛起  来源：陋H兰的速朽文

每当大风吹过麦田，必定会有蚂蚱借势蹦起。

“大革文化命”，史无前例的超级狂风，吹起蚂蚱无数，而其中的五只蹦上了天，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聂元梓）

一、“北大老佛爷”聂元梓

1966年5月，狂风乍起，时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年已45岁的聂元梓凭借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一蹦窜天的绝好机会。

5月25日，她在北大食堂贴出了被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炮轰北大领导层。这张大字报获准向全国广播并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视为“文革”的发端。

聂元梓像卫星升天一样，一下子声噪全国。

（聂元梓在北大演讲）

随后她组织成立“除隐患战斗队”、“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将彭真、安子文、刘仁等人送入监狱，并且致死、致残北大教师和学生60多人。

她因此得到火箭般的提拔，升任北大校文革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蒯大富）

二、“造反司令”蒯大富

清华大学学生。1966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聂元梓的大字报，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蒯大富立即揣摩到了上面的意图，带头炮轰驻清华大学文革工作组，要求夺权，结果被工作组打成“右派”并遭到关押。

7月底，中央文革小组为蒯大富高调“平反”，使得蒯大富一夜之间成名。

借此东风，蒯大富组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担任总司令，兼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之后，被任命为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批斗王光美）

蒯司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率众打了多场漂亮仗。

1966年12月25日，组织“一二·二五大行动”，以集会、游行、演讲、散发传单的形式，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1967年1月6日，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绑架刘少奇的儿子和女儿，设计“智擒王光美”；

1967年7月29日，率众抄了徐向前的家；

1968年5月，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7月27日，工宣队进驻清华，遭到蒯司令及手下人开枪阻击，5名工宣队员被打死，731人受伤。

（谭厚兰）

三、“地派女杰”谭厚兰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组织并领导“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之后与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联合，组成“地派”联盟。

谭厚兰的最大“功绩”，是率众捣毁孔家店。

1966年11月初，她带领“战斗团”部分成员，奔赴山东曲阜，与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捣毁孔庙万人誓师大会，掀起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毁坏文物的狂飙。

（捣毁孔家店）

从1966年11月9日到12月7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卫兵小将们战功赫赫，共砸烂和烧毁包括古书、字画、石碑在内的珍贵文物6000余件。

不仅如此，他们还刨平孔坟，挖出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尸骨，进行曝尸批判。

这次由谭厚兰组织的“捣毁孔家店”行动，是文革浩劫中对文物毁坏最为惨重的一次。

既立大功，回报也非常丰厚：她被任命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师大革委会主任。

（王大宾）

四、“地老虎”王大宾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具有出众的口才和组织能力，凭借这些能力和文革之初受到进驻学院的“反动”工作组压制的“光荣经历”，他迅速在学院中拉起一只几千人的造反队伍，成立“东方红公社”，担任公社政委兼司令。

公社成立后干的第一件大事，是4次包围和冲击地质部，成为全国各地红卫兵冲击政府部门的始作俑者。

之后，他率众杀向社会，肆无忌惮地砸、绑、抄——砸烂商店、街道的“四旧”牌匾，绑架囚禁“修正主义分子”，查抄知名人士的家、抢夺大量珍贵文物。

最著名的绑架，是他千里奔袭成都，将彭德怀绑架回京。

由于出众的口才和赫赫战功，王大宾得到文革小组的格外青睐，被授予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之职。

（中为韩爱晶）

五、“天派领袖”韩爱晶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他的蹦起，是从坐下开始的。

文革“号角”刚一吹响，颇有心机的韩爱晶就以自虐的方式为以后的蹦起打下了基础：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长达28个昼夜！

这一坐，使他名声大噪、一蹦窜天。

借着鹊起的名声，韩爱晶组建“北航红旗战斗队”，自任“总勤务员”（即总司令）。

政治嗅觉敏锐的韩爱晶很快就悟到“文革”这场运动最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因此“红旗战斗队”的主要战斗目标就是揪出“资本主义当权派”。

炮轰、揪斗刘少奇、谭震林、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彭德怀、叶飞、徐海东……红旗战斗队都抢做尖刀，冲在第一线。

尤其是在揪斗彭德怀时，韩爱晶率先对彭德怀进行野蛮殴打，致使彭德怀7次被打倒在地、头被打破、左右两侧第5第10根肋骨骨折、肺部严重受损。

（批斗彭德怀）

当然，对中、小走资派，韩爱晶也不会放过。战斗队在北航院内设立名为“隔离室”的地下监狱18处，先后隔离审查465人，导致20多人死亡。

鉴于以上“功绩”，韩爱晶被任命为北航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著名画家朱乙夫先生油画　你呀，跨过这血污海吧）

那么，这几个一时间翻云覆雨、不可一世的“领袖”，最后的结局如何呢？——很快，非常非常快，他们就像用脏的抹布一样，被扔掉了。

聂元梓，1969年4月当选中共第9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1月就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捕。1983年被判处17年徒刑。

蒯大富，1968年12月被下放到宁夏青铜峡铝厂监督劳动。1970被押回清华大学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捕。1983年被判处17年徒刑。

谭厚兰，1968年10月被发配至北京军区4627部队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被押回北师大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捕。由于她检查出患有宫颈癌，1982年6月被免予起诉，5个月后病故。

王大宾，1969年1月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1971年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捕，后被判处9年徒刑。

韩爱晶，1968年底被羁押，一年后被发配到湖南株洲三三一厂监督劳动。1971被押回北京航空学院隔离审查。1978年4月19日被捕。1983年被判处15年徒刑。

这些“领袖”原本都是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忽一日借妖风蹦上了天。尽管称雄一时，但很快就跌落地面，遭到无情的碾压。他们其实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众所周知，蚂蚱（蝗虫）的活跃和泛滥成灾，需要适宜的气候环境，所以当我们咒骂蚂蚱的时候，更应该思考的，是形成蝗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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