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8日，张克辉先生在北京寓所接受本文作者周伟亮专访，追忆台湾光复那些事。2005年，张克辉先生以自己和几位台胞生活阅历为原创作的文学剧本被改编为电影《云水谣》，获得第2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
周：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兼任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还曾以这个身份回到台湾，去了大甲、北港、鹿港、台南几个著名的“天后宫”交流妈祖文化。海上女神“妈祖”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张：我是托着妈祖的福到大陆来的。当年我接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家人包括父母和其他亲戚都反对，理由就是说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地方去不好，留在台湾师范学院就好。后来，我祖母就出了个点子，说她要带我去拜妈祖，问问妈祖。到了妈祖庙，向妈祖“掷筊”（亮注：闽南方言叫“卜杯”），结果连续次三次都是“圣筊”，就表明妈祖同意。我祖母非常相信妈祖，说这是妈祖叫你去的，你可以去。就这样，我父母也不敢反对了，我就到了厦门大学来。张克辉祖籍福建漳州，1928年出生在台湾彰化，曾就读于彰化商业专科学校和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1948年到厦门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成为中共党员，长期在福建工作。1991年之后到北京任职，他曾于1993年和2009年两度返台。
周：1948年您到厦门大学学习，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张：最难的是语言关。我刚到厦大的时候中文水平恐怕只有小学五六年级，学起来很吃力，考试不及格还补考。
我在台湾上学的时候是日本殖民当局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动”时期，所有的学校，包括公学校（亮注：日据时期实行“差别教育”，分为“小学校”和“公学校”，专为在台湾的日本人子弟开设的学校称为“小学校”；专为台湾民众子弟开办的学校称为“公学校”，通过两类教育将台湾儿童与日本儿童区分开来），从小学到高中到大学，教的是日语，讲的也是日语，在家里讲闽南话，这样子我当时汉语水平就很差。
日据后期，各种出版物及至中小学教材全面日本化，岛内民众汉语水平断崖式下降不足为奇。本文作者从台北复制。
周：讲到“皇民化运动”，台湾总督府还要求岛内民众改名换姓，您是否有过这个经历？张：有一天校长叫我父亲去，我父亲日语水平不高，我当翻译。校长意思说你要改个日本名字，你自己愿意怎么样改都可以。那我父亲呢，第一次就说我回去要跟张家，因为我那个是大家族，要回去跟我家族报告研究一下，第一次很容易就过关了。没过多久，校长又来叫了。我父亲其实回去也没有跟家族报告研究，就跟校长说我家族那么大那么多人都姓张，我一家改名换姓很困难，这样说校长有点表示不满意了，又说了些什么，我父亲假装听不懂校长的话又搪塞过去。以后就没有再叫来谈这个事情了，所以我没有改过日本名。当时台湾也大约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改名，父亲一改其他子女都要改，像李登辉他们那样。周：二战后期日本兵源短缺，台湾总督府竭尽所能动员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来投入战争，即便是学生，也别无选择，您在那个时候被编入伍。可否谈谈这个过程？张：那个时候我在彰化商业学校读书。学校基本处于停课状态，校长宣布，你们都是学生兵，就这样一个班变成一个排刚刚好。宣布之后，每人发了一把带着刺刀的枪，其实也没有子弹。刚开始宣布的时候是说，一半念书一半当兵，其实从宣布之后就没有念过一天书。到哪里呢？到大甲后面有个大安山，就在那里挖战壕。1945年8月14日下午4点，《新华日报》从重庆的美国新闻处获悉日本接受投降条款后，发布号外。本文作者从北京复制。周：1945年8月15日，很多台湾人都集中收听一个重要广播，也就是天皇所谓的“玉音放送”，您是否也是通过当天的广播获取日本投降的消息？张：当时我们那个队长，是一个见习军官，他把我们集中起来，说是有重要消息收听。天皇在讲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听很清楚，隐隐约约大概猜到了什么。那天晚上刚吃完饭，我父亲跟我妹妹来了。我觉得非常突然，他们怎么能够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找到我。他们知道日本投降了，特意跑来找我。当时有说可能还会打下去，所以赶快来找我。我妹妹说，日本投降了还打什么战啊，赶快回去。我一个当兵的，怎么能随便回去呢？她还我说如果万一打起来了，你不要冲锋陷阵啦，赶快跑，还跟我说，妈妈这样讲的，你是长子绝对不能死，叫我一定要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大概过了几天，这个命令来了，叫我们回学校，我们先到了彰化火车站，火车站到我们学校呢，还要走大约三十分钟，一路大家拿鞭炮呀，敲锣打鼓啊，这时候啊喊祖国万岁啊，喊得很大声，好热闹。我们回到学校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宣布学生兵解散。张克辉先生在寓所接受本文作者专访。
从同学手中借书学习国语
学会的第一首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周：台湾光复以后，行政长官公署开展一系列的“去日本化、再中国化”运动，包括学习祖国的语言、历史、地理、歌曲等等，您那时候是不是积极性很高？张：日本投降后，我很快回到彰化老家。那时候教国语的老师还没有来，我从同学手上借来一本国语小册子，开始自学国语，bpmf开始学起来。还有就是学唱歌，我第一个学会的歌曲，是来自祖国的抗战名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后来我们的国歌。当时是一个大学生在教，还有一个女学生弹风琴，我们跟着也唱。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发音，他用日语50个音写（在黑板上），我们大家抄。大家都很认真学，感觉到自己变成中国人了，不再是“清国奴”（亮注：日据时期，日本人常蔑称台湾人为“清国奴”），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光复后教材全面再中国化。本文作者从台北复制
作者：周伟亮，2014年作为《台湾•1945》总撰稿与执行总导演专访张克辉先生。编辑：萌小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