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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悦读 | 亲情年夜饭

民进网 2018-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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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放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40年,对中国人民来说,却是日新月异的变化。

改革开放40年,许多地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家庭也跟随时代发生着变迁。对国人来说,年夜饭是每年必不可少的家庭节目。在那一方小小的餐桌上,不止有美食,更聚合了家庭成员间浓浓的亲情,见证了一个个家庭的悲欢喜乐。

今天,“民进悦读”栏目请到民进会员刘浪,跟您聊聊这40年间亲情与年夜饭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广州民进会员刘浪。下面我为大家讲述一段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故事的题目就叫——

 亲 情 年 夜 饭 

刘浪


孩提时代,过年吃年夜饭算是最盼望的一件事了。在我的记忆里,最早的年夜饭印象就是“五斤猪肉过个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猪肉价格先是七毛三,后来又涨到九毛八,不是一般人家能吃得起的。所以“五斤猪肉过个年”就成了我们那里人的口头禅和习俗。那时,父亲是一家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工资32元。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在农村带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猪肉对于我们这样清贫的人家,算是奢侈品了。

有一年过年,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到了腊月二十九还没回来,母亲对我们说:“你爸爸不回来过年,年夜饭就将就一下吧。”其实,因为父亲没回来,家里已经没钱买肉了。准备年夜饭时,我们几个孩子围着灶台馋得直哈气。母亲想到我们没肉吃非常心疼,于是从来不求人的她跑到村长家里,说尽了好话,终于借了一斤猪肉回来。晚上,正当我们围坐在桌前,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一小盆猪肉炖大白菜时,父亲冒着严寒进了屋。看到父亲回来,我们都很高兴,更高兴的是父亲居然带回来好几斤猪肉。父亲说,这是单位发的年货。本来雨大,又没车,不准备回来了,但看到这猪肉,他就一刻也没耽误,硬着赶了几十里的山路走了回来。

这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年夜饭。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想到这,我总是对我的父亲母亲充满了温情。

1962年,包饺子过春节的京郊农民(图片来自网络)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所在的劳改农场建制撤销,他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一个国营农场工作。那时侯,老百姓的日子已经明显好了起来。在我们那个农场,除了种植棉花外,几乎家家都搞起了副业,养起了猪、鸡和鸭等。“五斤猪肉过个年”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1983年春节,因为大哥当年要参加高考,母亲想把大哥转到一所好的学校读上一学期,以便高考的把握更大些。托人一打听,转学加各种费用差不多得交一千多元。那一年是荒年,棉花收成不好,家里也就只有一千多元钱了。我和两个姐姐都在上学,费用也很大。为了大哥的事,母亲和父亲起了争执。父亲说:“算了,别转了,就要到春节了,总得留一些钱过年。”母亲说:“钱借一借,省一省就有了。没钱过年,就过简单点,老大的前程是大事。”

最后,父亲听从了母亲的话。那年的年夜饭,我们吃得很紧巴,虽然也象征性地摆了一桌子菜,但我们都很懂事地对那几个荤菜不动筷子。因为我们知道过了初一,就会有亲戚朋友来拜年,荤菜我们不吃,就可以用来招待客人。情况也确实如此,年夜饭的鱼就留下来招待了两回客人。第一回,招待客人吃去一小层;第二回,母亲回锅时将两条鱼翻了个身,又招待了一回客人。

笔者的父亲母亲

进入九十年代,杀猪过年成了新的习俗。那时的猪没有现在的饲料,都是靠农作物和剩菜剩饭来喂。年初抓头猪养,年尾下来也才二百多斤。条件好的人家将猪杀了,全部用来过年; 一般的人家卖掉半边猪,留半边猪过年。新鲜的,加上腌制的,够一家老小吃到正月十五,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了。

我家的年夜饭也因为有了充足的猪肉变得日渐丰盛起来。猪肉在父母手里变成了很多花样,除红烧肉外,还有炸肉丸、炒肉丝、腊肉等多种;除咸鲜味外,还有糖醋味道的,我那时最爱吃的就是糖醋排骨。除了猪肉以外,家里养的鸡鸭等都派上了用场。年夜饭往往最少都有十二个或十四个菜。家境好的大户人家吃年夜饭,一张大圆桌在院子里摆开,光是菜就上了二十四道,显得热闹而又喜庆。

1999年,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那年的年夜饭,面对着父亲的遗像,尽管我们强作欢颜,母亲还是突然站起身,抹着眼泪说:“少了一个人,我真的不习惯。”于是,我们面对着满桌的美味佳肴,都失去了胃口。


2000年,一直漂泊在外,居无定所的我带着妻子来到广州。2002年,我的儿子出生了。经过一年多的打拚,我的工作终于稳定下来。虽然很忙,但只要有一点可能,我都会带妻儿回老家陪母亲一起过年,吃年夜饭。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独住。平时,儿女们天南海北,只有在吃年夜饭时,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每当这时候,母亲是最忙碌,最辛苦的。但看到我们吃着热气腾腾的年夜饭,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一家人笑语欢歌,母亲说,这是她最幸福的时侯。

2004年春节,我没有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于是,和妻商议后临时决定,初一再回家过年。当我打电话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一直盼我们回去的她明显地失落。母亲说,年夜饭都赶不上,你们就不要回来了。我知道,在老家,传统的年夜饭才象征着过年和一家人团聚。为了图省事,也为了省几个小钱,其实我们是在伤害老人的心啊!于是我连续三个晚上在广州东站游荡,终于弄到了三张回家的卧铺票。

由于火车误点,到了家乡的县城已经是三十下午,没有车了。听说我们到了县城回不来,大姐夫立马高价租了一辆小车,一直接到县里来。当晚到了家,母亲、大哥大嫂、姐姐姐夫,所有的侄男侄女和一桌丰盛的年夜饭都在等着我们。我们满身的疲惫倾刻烟消云散。此时,我看到母亲开心地笑了。

2007年,小侄来到广州上学,大哥大嫂也来到广州工作。快七十的母亲跟着两个儿子,第一次出了趟远门,来到广州和我们同住。此时,我的生活条件又有了改善,在广州买了房,开起了小车。当年过春节,母亲和大嫂承包了年夜饭,但母亲因为岁数大了,动作明显没有以前利索,菜的口味也不如往日的好,加上吃完饭,母亲抢着收碗,显得很疲倦,很劳累。于是,我决定来年的年夜饭不在家里弄了,去酒店吃。

笔者和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子、侄子在一起


第二年的年夜饭,我提前在小区附近的一家酒店订了席位。母亲说:“过年到酒店过?这算哪回事啊?”我解释说:“妈,你也改变下观念吧,这在城市很平常的。以前你儿子没钱,现在咱也不是太穷。就去酒店过个年。”母亲说:“过年就是一家人关起门自己吃,到酒店那么多人看着,多难为情啊!”妻子笑:“妈,是包房,没人留意你,放心吧。”

在包间,上头汤的时候,母亲捞起一块肉连着壳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我说:“鲍鱼。”母亲一愣,“这就是海鲜吧?”我说:“是的。”母亲再问我,“这里多少钱一桌啊?”我说:“1680元。”母亲的勺“叮当”一声掉到碗里,摇摇头,说:“太贵了。”但随即母亲又长叹一声:“要是你爸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

2015年开始,和我们同住很多年的母亲呆在广州渐渐有点不习惯了,她常念叨着要叶落归根。我就对她说:“别回去了,老家条件差些,你会不习惯的。”母亲说:“才不会呢,现在老家也好着呢,也有广场,也有广场舞了。”

去年,我们一家没有回老家过年,但母亲让大姐用手机现场和我们视频,将围在桌边吃年夜饭的全家人来了一个个特写。满桌的菜肴,满屋的喜气。我对大姐说:“妈一点也没老啊!”大姐大声说:“是吗,那是日子红火了!”

是啊,日子红火了。父亲如果健在,看到我们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看到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富足,看到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和谐社会向前发展所带来的成果,他一定会像我们一样地高兴;而我们,也会因为父亲的健在,在年夜饭里收获更多的亲情和幸福!


END


作者简介

刘浪


作家,安徽人。现任广州市花都自来水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民进广州市宣工委副主任,民进广州市花都区基层委员会副主委。广州市花都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广州市花都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迄今在国内外发表文章2000多篇次,入选各类文集或年度选本100余册,代表作《俗事吾睹》《兄弟是手足》《紧急任务》。作品曾获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广东省民间文艺著作奖、广东省30年(1985-2015)优秀小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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